看这些内容，分明没有超过康有为的变法范围嘛，所以诸多学者认定西太后就是康有为的政治继承人。她跟康有为太不同了，太后在上谕中称：“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一下子就把康有为与自己划清了界线。除此之外，督办政务处的《开办条规》规定，变法大纲一为规划好的旧章，二为参用西法，并进一步解释，极右思潮导致康梁变法——“维新之极而有康逆之乱”，极左思潮导致庚子之乱——“守旧之极而有拳匪之乱”，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既要防左，还要防右，也就是不左不右——中体西用。一句话，老太后恢复的是洋务运动，改革的还是器物，而不是制度。而且，相对于康有为那种跑步式的改革，太后这叫稳健的、大清特色的改革。
说实话，这种改革让人失望。特别是维新派，认为不设议院，不立宪，则变不如不变。在他们的鼓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立宪舆论渐成气候，维新派一词也被立宪派所取代。国人中首倡“君主立宪”者为郑观应，而大力宣传这一思想的，乃梁启超。梁指出，世界上现存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君主立宪最为优越，且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也应该立宪。但是现在还不能马上实行，条件不具备。他认为中国官员与日本官员不一样，中国官员不只昧于世界大势、缺少政治常识，道德上也令人绝望：“趋利则相轧，过患则相陷”，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76页。“上则如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同类”。同上，第129页。对于百姓，他更是失望，他认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制造所谓的“新民”。可以说，近代中国启蒙史上，真正的启蒙大家除了严复，就是梁启超了。严复晚年悲观了，梁启超倒是始终充满激情，愈启愈勇，但是启来启去，发现百姓们不是启而不发，就是发到了革命的邪路上。以致梁启超写出了《举国皆我敌》的诗篇，诗中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汪松涛：《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总之，官员德智不行，人民德智力不行，这样的情况下搞立宪，咋能搞好呢？正如一位顽固派、福建道监察御使赵炳麟所言，立宪这个玩艺儿“非特我朝三百年所未有，亦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所未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2页。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提倡“开明专制”，并希望清政府预备立宪，次第实施，他列出的时间表是十至十五年。
虽然如此，他的挑战还是很有效的。日俄战争前，立宪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中流行起来。
正当立宪暗潮涌动的时候，第二个刺激点出现了，这就是日俄战争（1904—1905）。日俄战争的原因也跟中国有关——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将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李鸿章联系俄国协同德法对日本施压，使得日本把到口的这块肥肉又吐了出来，日本当然不愿意了。庚子拳乱时，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中国的东三省，俄国传统，占了就不退了，除此之外，它还想以东三省为跳板，图谋朝鲜。这样一来，日本更不愿意了：尔中国不争气，导致俄国都成了俺的威胁！事实上，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的大间谍荒尾精就一直宣传支那和日本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的关系，为了实现黄种人的崛起，为了抵抗白种人的侵凌，必须改造中国，扶植中国的革命运动，防止沙俄的东侵云云。总之，因为东北，日俄双方谈判上了，谈判不成，就打上了，这一打就是一年多。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国土上点燃的。战争一爆发，可怜的中国政府赶紧宣布中立，当然它也只能中立了（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支持日本，民间，特别是留日学生更是支持日本，甚至组织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中国人沉浸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到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才清醒过来）。虽然它的中立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乃是一种弱智状态：“从中国在这次日俄战争中的行动来看，它似乎对于几乎为近代中立国家所必须履行的那些义务连一种初步的概念都没有。”（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页。但是中国政府再弱智，也能看到结果啊。结果很令中国意外，小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熊！用马士的话来讲，庚子之乱顶多让中国的知识阶层震惊，但日俄战争却让中国举国震惊！
从人种上来讲，日本人在白种人面前给黄种人争了一口气；从东西方关系上来讲，可用马士的话概括：“日本已经翻转了久经承认为东西方间当然存在着的那种关系”同上，第461页。；从传统观念来讲，日本一个小不点岛国，人少、资源少，在大清眼里不如中国的一个行省，居然把一个庞大的、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强国给打得服软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于不识字的农民都不禁发问，日本究竟靠什么方法做到这样的结果？”（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页。一句话，面对小日本的胜利，中国人民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摸出了一块大石头：日本立宪了！一个小可怜，立宪没几年，先是打败了庞大的封建中国，后是打败了更庞大的专制俄国。看来，立宪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可以说，从日俄战争开始之际，立宪派就乘机大做文章。他们认为，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讲，实有一大喜事在。因为，日本一旦战胜俄国，就可以向清政府及守旧派们证明：“国家强弱之分，不在于种而在于制”，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了。除了舆论宣传，他们还大走上层路线，江苏名士、国内立宪派骨干人物张謇给袁世凯写信，断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并夸袁世凯之才不在日本的伊藤板垣等诸人之下。袁世凯听了，心里痒痒的。遂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你唱我和，集体拉起了立宪的二胡，拉得如泣如诉的，王公大臣们当然要受感染。国内立宪派另一名士汤寿潜给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写信，声言，如果他站出来首倡立宪，“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軷以铜像，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范仲淹被贬三次，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三光）。”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这话说得瞿鸿禨怦然心动，也转向立宪了。与此国时，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日公使杨枢为代表，也纷纷上奏立宪，于是全国上下，一片立宪的呼声！老太后在后宫也看到了他们的立宪小册子《日本宪法义解》，发表读后感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下，太后也就表了态：你们都说立宪好，那咱就派几个代表往立宪各国考察考察吧。
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夏天，清政府发出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晚清的宪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问题是革命党等不及了，革命党不喜欢改良，不喜欢政府这种毫米推进的逗你玩式的蜗牛式改革，更关键的是，改来改去上面还坐个皇帝，而且是满洲人的皇帝，所以政府真改革他们更不乐意，他们不怕满洲变商纣，就怕满洲出尧舜，他们搞的是革命，要的是共和，翻天覆地慨而慷！于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遇了革命党的炸弹。
革命党，顾名思义，要命的主。革命之父是孙中山（1866—1925），后来的国民政府称他为国父，国民党称他为永远的总理，中共称他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有人称其为“中山先生”，之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由于得到在外经商置业的哥哥孙眉的接济与帮助，光绪五年（1879），少年孙中山赴夏威夷接受西式教育。后来由于西化过分，想加入基督教，于光绪九年（1883）被哥哥遣送回了老家，受到了父亲的责骂。父亲拖他到北帝庙下跪认错，倾心基督教的他当然不跪，结果又遭到父亲一顿痛扁，没办法只好跪下认错了。事后偷偷到北帝庙拿石块掷神像泄愤，泄得过分了，把神像的手给泄断了。乡亲们侦知是这小洋鬼子干的，敲锣打鼓到孙家问罪。孙父溜开，让孙母出面，出花银十两作赔，这事才算了断。孙中山觉得家里没法混，便离开了家乡，经过一番辗转，光绪十一年（1885）正式成了基督徒，光绪十三年（1887）进了香港西医书院（成立时为五年制专科学校，后并入香港大学），光绪十八年（1892）以首届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年毕业生三十余人，就俩人及格毕业，一是孙中山，一是江英华。从开办到停办，一共招收128个学生，毕业的仅51人）。毕业后先在澳门行医，据说很快就成了神医，遭遇葡萄牙医生的嫉妒与葡萄牙当局的打压，愤而奔赴广州行医，兼开药房。据说行医收入也不菲，一年能收入万元，但由于把药房的账全托付给了伙计，所以行医的收入全让药房给挪用了，有时候连开销的钱都没有。
看来孙中山的心思不在挣钱上，而在政治上。光绪二十年（1894）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可是鸿章大人没给回复，伤了小伙子自尊，从此告别改良，走向了革命道路，要求武装推翻清王朝，为此他在檀香山组建了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兴中会与黄兴的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党合并，组成了同盟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以说，从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开始了武装起义，屡败屡起，屡起屡败。单从革命党这方面来讲，有两个问题比较头疼。第一个问题是经费问题，孙中山长年在海外华侨堆里募捐，每次都吹一定成功，可是有时候还没吹完，那起义就宣告流产了，所以得个“孙大炮”的外号，募几个钱挺不容易的。宣统元年（1909），有些同志，比如章太炎与陶成章竟说中山“借革命以骗财”，气得中山给身在伦敦的吴稚晖写信诉苦，说自己革命十年了，募来募去，就募了四五万元，其他都是自己与哥哥倒贴呢，而且如果自己不革命，光行医就能致富呢，怎么着一年不挣它个万儿八千的？问题是现在已成了职业革命家，没时间自己挣钱了，所以革命经费就成了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牺牲问题，可参见电影《十月围城》。革命党人怀揣正义，自己不怕牺牲，更不怕牺牲别人，可是牺牲来牺牲去，老不成功，就没有耐心了，于是有些人喜欢上了暗杀活动，汪精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暗杀几个顽固派、当权派、皇族派，事情就好办了，由于炸弹有时候都是自己制造的“三无产品”，所以被唐德刚先生称作“咸鸭蛋”革命。
五大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遇上“咸鸭蛋”的。“蛋手”是革命党人吴樾，虽然不是组织让他干的，但是那时的革命党认为暗杀也是革命之一种，且流行无政府主义，不跟组织汇报，自己不吭声地就私自干去了。吴樾有一篇《暗杀时代》的文章，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我们现在的一些史者，对于这种暗杀挺支持的，他们的立论在于，晚清政府的立宪是骗局，伪立宪，所以需要革命党人拿炸弹轰醒国人，免得被骗。问题是，老太后启动的晚清宪政固然不够彻底，但是要把它说成是骗局，也太情绪化与简单化了。而对于革命党来讲，也不是没有私心，比如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一句话，革命党更怕政府真立宪，真立宪，能忽悠大帮士民不说，这革命的神圣性、必要性、合法性就更不好扯了。
挨上“蛋”的是徐世昌与绍英。太后闻听之下，“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立宪派本来同情革命党，这下也骂上了，出洋考察，事关中国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不过徐世昌与绍英没死，最终死的却是吴樾本人，他怀揣炸弹冒充皂隶混上了五大臣专列，可是机车与车厢挂钩时的震动，竟把他的炸弹给引爆了，自己先当了烈士。而对大清来讲，炸伤几个大臣也得继续宪政啊，于是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替补，并下令设立考察政治馆专理出洋考察事宜，以示重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年底，五大臣分两批出发了。接受上次教训，一是分两起出发，二是不坐专车、属员人等一律免送！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夏天，历时半年、周游十四个国家〗的五大臣考察归来，汇报说外国的月亮确实圆。别说英法美德等大国了，就是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小不点国家，也比咱圆啊！端方总结说：外国没咱地多，没咱人多，但是比咱富强得多，什么原因呢？“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但是，根据我们“悉心观察”，国之富强，不在外交水平，而在内政，而内政水平，不必问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一句话，制度决定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