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日亚市早盘，美元指数在经历了隔夜尾盘的止跌回升后，暂时稳于80.00关口上方。由于上一个交易日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没能进一步支撑市场的乐观情绪，特别是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再度回落，消费者对目前经济和就业形势以及未来经济和就业前景的看法仍然十分悲观，受此影响，美元再度受到投资者避险买盘的抬升进而走高，不过涨幅有限。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在2009年6月3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尤其是对未来6个月经济活动的预期指数出现下降。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49.3，该数据远低于此前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计的56.0，5月份修正后的指数为54.8。6月份现状指数由5月份的29.7降至24.8，初值为28.9；6月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经济活动的预期指数降至65.5，5月份为71.5，初值为72.3。同时，消费者对目前就业形势以及未来就业前景的看法也变得更为悲观。受此影响，投资者对美元的避险需求再度被激发，美指也在该时段迅速攀升至80.00位置上方。
什么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什么亚市的货币汇率会和消费者指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首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建立和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1997年1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景气监测中心开始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于2002年年初，在省市一级率先建立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制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消费者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期。消费者的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分别由一些二级指标构成：对收入、生活质量、宏观经济、消费支出、就业状况、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储蓄的满意程度与未来1年的预期及未来2年在购买住房及装修、购买汽车和未来6个月股市变化的预期。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者信心（或情绪）归根结底是消费者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估价和预期的反映，这种估价和预期建立在消费者对各种制约家庭收入水平因素的主观认识上。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利率等。一定时期这些因素的变动必然使得消费者信心（或情绪）产生变化，而消费者信心（或情绪）的变化导致其消费决策的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消费者信心指数就是对消费者消费心理感受变化的测度，它是通过居民住户调查搜集资料，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计算得到的反映消费者信心变动程度的指标。
目前国际上对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采用的通行做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的设计紧密围绕以下几个内容：经济发展形势、家庭收入和就业、物价水平、消费或购买意愿。每一方面由两类问题构成：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前者指消费者对上述几个基本方面当前整体状况的评价；后者指消费者对几个基本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如半年或1年）发展变化趋势的估计或预期。例如，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1967年开始至今调查问卷只含有5个问题，分别是：对目前经济形势；就业形势的评价；对未来6个月经济形势；就业形势；家庭总收入的估计。
在调查问卷中每一个问题一般有三个答案：肯定的（积极的）、否定的（消极的）和中性的（不变），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或判断选择其一。指数通常以加权平均法得出，结果以百分点表示。随着具体计算方法不同，指数的取值有两种：一是取值在0～200之间。100是中值，表明消费者的信心（或情绪）是一种中立态度。0表明极端悲观情绪，200反映的则是极度乐观情绪。二是取值在0～100之间。50是中值，100反映的则是极度乐观情绪。前面提到的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属于第一种取值形式。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分别计算现状评价指数和预期指数，以及综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的基期可以选择计算的初期为100（或50），也可以某一特定时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基期值。例如，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自1967年开始发布，基期就以1967年初为100，每2个月发布一次。从1977年6月开始，改为每月一次。至1986年起以1985年的各月平均值为指数基期值。
生活成本指数：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不生小病、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盆……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广州：房租及水电煤、宽带1100元（一般房租都要800元，如果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大都在1000元以上）吃饭600元，一般不吃大餐，周末时候偶尔和同事AA制去享受一下，一次50元以下；手机、交通费等150元（平时上班有班车坐的）；日用品300～400元左右。目前，每月花费平均1900元左右。
上海：房租及水电煤700～900元（合租两室户）；交通费100～200元（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元（因人而异，但50元是底线）；餐费600元（未考虑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其他还有人情往来、充电、娱乐等。总的来说，在上海每月消费1600元左右应该是一个参考指标。
北京：房租及水电煤800～1000元（合租两室户）；交通费200元（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信费100～200元（各人不同，200元比较平均）；餐费450元（未算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大致上，在北京每月起码消费2000元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乘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口袋里消失。相同的东西，在东京的价格要比纽约贵24%。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今天“地球村”里许多居民非常关注的问题。据《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超过去年的“冠军”莫斯科，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为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比2008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9位的“昂贵城市”。在排名前25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4个。
在这份号称全世界最全面的调查中，调查者选取了全球6个大洲的143个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200多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用品、娱乐消费等。在比较过程中，调查人员将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指数都同纽约对比，比纽约消费水平高的指数就超过100。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前者几乎为后者的3倍。
在这份排名单上，亚洲城市的表现最为抢眼。
由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已大大加强，使得大阪从2008年的第11位上升至第2位。中国香港位居第5，新加坡上升3个排名，达到第10位。卡拉奇仍然是这一区域生活成本最便宜的城市，排名第140位，比2008年上升1位。
美世全球员工流动亚太区信息产品解决方案负责人CathyLoose评论说：“货币强劲的市场，如中国和日本在榜单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对于派驻海外的员工来讲其生活成本变得更加昂贵。然而也有一些货币，包括韩元、印度卢比、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等对美元汇率的降低，导致这些国家的城市排名下降。”
因此，亚洲一些城市在榜单的排名下降。韩国从第5位下降到第51位，雅加达从第82位滑到第106位，而马尼拉则从第110位降到第126位。由于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的削弱，导致印度的城市排名纷纷下降。新德里从第55位跌至第65位，而孟买则从第48位跌至第66位。
由于人民币相对于大多数其他货币表现强势，中国的城市经历了相反的效果。北京目前排在第9位，上升了11位，而成为全球前10大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上海、深圳和广州紧追其后，分别是第12、第22、第23位。
美世大中华区信息咨询服务业务总监张世东认为：“中国城市排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相对良好的整体经济表现和相对强劲的币值，以人民币计价的实际生活成本则变化不大。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乐观的市场前景，预料跨国公司的外籍人员派遣计划不会由于生活成本的相对变化而产生重大影响。”
负担系数：如何化解年轻人的负担
中国的传统向来重视亲情，孟子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义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20世纪50～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
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而言，如今正当“而立之年”，他们在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特看到他们肩上的承重负担。对于绝大部分“80后”年轻家庭来说，要至少供养4个老人，还有自己的小孩，这样的负担确实很沉重。而关于这样的负担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来测算，即负担系数。
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百分比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负担系数又称为年龄负担系数，以区别经济负担系数。用“负担系数”一词一般均指年龄负担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总负担系数=（小于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5岁人口数×100%
总负担系数为少儿负担系数与老年负担系数两者之和。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所反映的负担性质不同。一般来说，少年儿童尚未成为劳动适龄人口，社会和家庭为他们的成长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他们中途夭折，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就无法收回。负担老年则不同，除个别人外，他们都已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他们享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们过去劳动的扣除。因此，如分别计算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
1980年世界平均负担系数是71.2，1999年是60.0。我国1980年的负担系数是67.4，1990年是57.6，1999年是47.9，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是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因为低于14岁的儿童人口增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逆转。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
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一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对夫妻要养4位老人，全社会有接近4亿的老年人口，我们将如何面对？解决的基本办法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重视以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能切实减轻“80后”乃至“90后”们的负担，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
1929年，爆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摧残程度如同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可是奇怪的是，当危机爆发之时，人们却浑然不知。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认为经济形势正在转好。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当时的人们无知，因为当时除了苏联统计机构有尚不完善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之外，有关国民经济的统计几乎是空白，所以人们当然不知道经济形势已经坏到什么地步。
这次危害巨大的经济危机终于引发了人们对国民经济状况的了解的渴望。于是，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委托西蒙·库兹涅茨建立一系列用来统计核算一国投入和产出的指标，由此发展出“国民收入账户”。这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雏形。1933年，当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公开时，人们才发现这次经济危机竟是这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