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碟探索》杂志于1981年创办于偏远的甘肃兰州，而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似乎暗示出飞碟或者外星人是一个边缘性话题。但是，这边缘却不甘寂寞，要挤进主流，比如刊物本身，曾创下了40万份的发行量，让好多办主流政经杂志的人自愧不如。
其实，飞碟最初为中国人知晓，却是由最主流的媒体报道的。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UFO——一个不解的“世界之谜”》一文，这是中国大陆媒体首次介绍飞碟。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的沈炎恒。当时还附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具有金属特征的碟状物悬浮在空中。那是很震撼的。此后就有《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诸多严肃报刊介绍飞碟。到了1984年，钱学森还给《飞碟探索》编辑部写信，对不明飞行物研究作指示。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说是很要紧的。而到了2005年，连方舟子这样的公众人物和科班生物学家，也会因为飞碟的事情，一本正经地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王思潮争个面红耳赤。至于中央电视台，则破天荒地连续播出对中国不明飞行物重大案例的调查，宣传起了“怪力乱神”。
其实，事情说起来仍是很不可思议的。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都没有解决，竟有人关心外星人吃什么穿什么。全国“两会”就要开了，怕不会有人提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应该花些钱把飞碟之谜弄清楚吧？毕竟，不明飞行物曾是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之一。但我仍然见到过，对飞碟着迷的许多人，既不是大款，也不是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住在寒酸破旧的胡同大杂院里，屋里电器都没有几样，上个厕所都十分麻烦，却在天天思考着宇宙文明。中国人实在太可爱了。
我由此想到了鞭炮的“禁改限”。这是对于欢愉的一种本能追求。因为我们是人类，像宇宙中的其他生物一样，需要在吃饭喝水之外，感受一些精神上的冲动，而精神上的事物，往往又不一定由财富的多少来决定。五彩斑斓的鞭炮与飘忽不定的飞碟的相似性还在于，我们还需要未来世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众多的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是可以争议的而不是什么都确定下来的。飞碟为什么恰好是在1978年闯入中国的呢？我想，外星人大概不喜欢弄什么巧合。
我还找到了1997年8月1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面有乔治·威尔弗里兹的文章《那不是飞龙》，报道中国的不明飞行物热。文章提到中国不明飞行物研究会有5000名会员，在除西藏之外的省区市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北京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有时会发动反对古老迷信的斗争，但是当传统的鬼怪精灵超越了界限，外星生命的形式就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了。”
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认为银河中存在外星智慧生物，但他们目前可能是没有来到地球的，飞碟是一个美好的非现实童话。但这并不妨碍千百万人去思考它。这涉及一个“童年终结”的问题。1953年，英国科学家和作家克拉克出版了伟大的作品《童年的终结》，这是一部“近未来”科幻小说，描写20世纪末外星人来到地球并引导地球文明进步。在外星智慧与地球人类的共同努力下，人类文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飞跃，人类终于摆脱了童年期——人类长大了。
“童年终结”是这个时代的普遍话题。有人提出摆脱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即是在考虑着一种“童年终结”。当世界都在用“成熟”来描述一个民族或文明的时候，很多事情做起来，都要像个大人了。明天的我，是大人了么？言行像大人了么？你能被宇宙中别的高级生物看得起么？这并不是一个开玩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