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者设想，由于资源的匮缺，未来的交通工具迟早要实行最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航空器上采取空前精确的配平措施，绝不允许多出一个乘客和一件行李。
这便是那个被广泛引用的“冷酷方程”。美国作家戈德温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极端的例子假设了如下情形：在未来，能源紧张，飞船的设计严格遵循了紧凑原则。有一天，一个想要到外星球去看望哥哥的小女孩偷偷混上了一艘运货飞船，造成飞船因为多出重量而要坠毁。结果是，为了保持飞船的“配平”，女孩活活地被驾驶员扔进了冰冷的太空。
戈德温描绘了一个悲观的未来。那个时候，乘客就不是简单地被驱逐出公务舱了。人们盛赞戈德温提出了一个科学时代的黄金法则。在物理现实面前，蔑视人性不需要理由。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无法做到以人为本，而民主和人权都将失效。“空中安全是最重要的！”只有牺牲某些个体，才能保证对航空器（人类物质文明的象征）的尊敬。粗看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实质是，人类受限于资源，没有办法把飞船做得又宽又大，这就如同现在我们不可能造出一架全是头等舱和公务舱的飞机，从而一劳永逸地避免大腕升舱或者乘客乱窜的麻烦事情。即便是最大的飞机，比如空客A380，也没有这样设计。同样，为什么飞机不能像轮船那样装上几艘救生艇呢？也是因为不经济。
总之，是短缺的问题。因此，由于没有别的航班，戈德温的小女孩只能混上飞船，否则，连旅行的机会也没有。这正如同中国的乘客，虽然对某些航空公司不满意，但因为没有更多的航班可供选择，所以，只好去坐它。贫富之分造成了头等舱与经济舱之别。差别本身便隐含了冲突的可能，如同拳脚是战争的隐喻。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掌控者，比如垄断企业的飞船驾驶员或者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常常自觉有权力处置别的乘客和民族。牺牲的人通常是弱者，比如女孩或老师。不要怪别人冷血，宇宙本身便不感情用事。
但人们一直怀疑，戈德温的预言是否正确。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危险的极权主义思想。他赞扬用极端和血腥手段解决问题，便或会导致一种结果：我们宁愿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通过步行由白令陆桥抵达美洲，也绝不再乘坐飞机。这意味着整个文明的倒退。
几十年来，都有人在探讨别的解决方案，比如，先不要忙着把女孩扔出去，再飞一阵看能否遇上外星人来拯救？能不能把别的什么东西扔掉，而不是人？可否让乘客也掌握一定资源，比如驾驶技术，这样，在危险发生时，扔出去的也可以是那个牛气冲天的驾驶员，而不必是承担着孕育人类下一代职责的女孩？
种种争论中，让人眼前一亮而又毛骨悚然的，是一些新新人类提出的论点，即把女孩子扔出船舱，并没有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优化。驾驶员应该做的，是吃掉那个女孩，这样，既保障了飞船的配平，又为自己补充了能量。
这便把问题重新抛向了自罗马俱乐部以来的那个全球性争论：对于未来，我们究竟应该持悲观态度，还是有理由乐观？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个飞行器隐喻。因为地球就是这么一艘飞行器。这就有它能够负担多少人的问题。情况或会这样：富人坐在头等舱里，想进来的人，都被打出去，或干脆扔出诺亚方舟。简单地处罚头等舱乘客或为他们服务的驾驶员就于事有补吗？互相吃掉多少人才能保证配平呢？同舟共济这种老生常谈，仅仅靠道德约束就够了吗？最后，怎么才能把注意力放在造出更多更大更安全更舒适的航空器上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