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履历
潘石屹，1963年出生，甘肃省天水人，大学文化，现任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石屹1987年辞职南下打工，开始经商生涯；1993年创办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1995年创办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的现代城。1999年9月以企业家身份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邀请为MBA入学评选委员会委员。
潘石屹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是个风云人物。在任北京万通总经理时，他创造了万通世界广场的销售奇迹，被誉为揭开了北京房地产业划时代的一页。他的SOHO现代城，打破了城市人的两室一厅、三室两厅的思维定式，可以说是一次城市的住宅革命，在北京引起很多白领的青睐。潘石屹是惟一一位以房地产商身份受聘为北京市政府组建的21世纪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入。
总裁原声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地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
——潘石屹（《与中国市场一起成长》）
与中国市场一起成长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地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
辞职
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当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四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一千多人。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八十多元人民币，买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十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二十元的野外津贴！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人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惟一支持我下海的人。
海南
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的感觉。第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我记得第一天上岛，安排在海滩边上住，整个枕头湿乎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和一个朋友沿着海滨边往前走。当时的海南人就在海边大便，那边有人大便，这边就在进行手表交易，手表贩子把袖子一拉开，胳膊上各种各样的手表。我朋友挑中一块，那卖表的说不卖给你。我朋友说，为什么不卖给我？他说，没钱你买什么？说你的钱包已经给人偷走了。我们一看那小偷偷了钱包也不跑，就在那里蹲着。我们追，他就跑，海南人跑得快，我们跑不动了，他也停下来，又在那里蹲着。这是我对海南的第一个印象。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又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三百多个民工。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公司
我们一共六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的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的，听说我们注册了公司，跑来一看，办公桌还积了很厚的灰，就说跟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往来，要出问题的。
我们基本是炒房地产起来的。没钱怎么办，去找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当时我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五百万人民币，利息好像是百分之二十，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五百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了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三千元一平米买过来八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都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要没有他的南巡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巡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四千，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四千一。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四千二出去，韩九吉买了三栋。没多长时间，又有两栋六千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两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他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万通
跟在海南炒地的时候一样，感觉就像现在的网络（“．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去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个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这个大市起来时你我介入，这是愚蠢。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认为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1990年的时候，海口有两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每人50平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米多一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五十平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5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能谈的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咱们发展经济要思想解放一些。我到国外去，人家营业执照只注明什么东西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就在这时，海南岛已经掀起了投资地产的热潮。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到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六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一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找上几个“中字头”的公司作发起单位。当天，我们一起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谈了我们的想法他们很快就同意了。说估计你盖个章没问题。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八不就是“发”吗？我注册八亿吧，大家都同意了，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我找了个小伙子准备材料，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
募资
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第二个时机我一直等着，还没等来，就是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
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怎样到位呢？而且给我们规定两个月就得到位，否则两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我想到了广告，我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整版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我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了“招投通函”。《金融时报》一个整版要四万元，因有位员工的父亲正好在这里工作，就打了五折，交了两万元。
广告印出去后，这件事情搞得我焦头烂额。我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马上给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打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打电话，让我们去汇报情况。这件事我不知道是犯了错误还是没犯错误。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我们在报上登的广告。在这之前，我专门找过北京市体改委主任，主任说，它是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又没说北京市应该批多大，我们批八个亿，批八十个亿也是我们的权限，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当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我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我，我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脸是汗。当时有个司长说，小伙子别紧张，慢慢说。他问我，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我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那个司长说，这还真不错。他又拿出一个海南做的股权证，说这就是街上买的收据，代股权证。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我一听这事没那么糟糕，就放心了！他们说，我们这政策刚出台，还得总结经验不要出问题。
这个规范意见回过头看，实际上我们国家走了一段特别大的弯路。这一切就因为公司法迟迟出不了台。公司法如果早出台，所有事都可以统一起来，正因为公司法不通过，才出了一个政府的规定，使定向募集公开发行、法人股、个人股，这些东西都乱了套。
分手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在报纸上打了大约有一千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头对当时的状况不可想像；成本每平方米三万元。
万通广场一做完，大家有了钱，这六个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批判我太老财了，守着北京的一块都不给兄弟们搭舞台。我呢确实比较老财，几百万可以，上亿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对态度。但这时候也反对不了，还是投。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还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我们都冲昏头脑了，原来量的时候就像天平上的刻度，多少克多少克的，现在成了大秤了，说是咱们粗点量，只要量个大概就行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北京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道上吃饭，吃一盘菜，我记得是一盘土豆丝，就为到底是八元还是五元钱，便和饭店的服务员争起来了。可那时候我们正在大笔大笔地往外投钱。
没见过那么多钱，突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找不着感觉了。现在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市场经济初期，也必然要犯这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迷惘了一段，马上就感觉不对了，马上觉得我们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回报。如果账面上得到那么多钱，总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冲突
钱的积累从小到大，越积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突然觉得像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说的：“猴子爬得越高，它的屁股就看得越清楚”。
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国外的人有了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是怎么吃饭怎么穿衣的。另外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我过去读历史不系统，南怀谨的书教给我一个怎样学中国历史的方法，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他说你就每天背一段，对我就特别有启发。刚开始看时看不懂，现在成了我生活中的老三篇了。
九五年我到欧洲，看到他们越有钱越低调，不像国内有些人挣了钱一定是金链子，面部表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令我们不可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