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迁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迁了还可以再迁回来。要不周邻地区“朝那”等同名同地作何解释？又何称播迁？就在朝那东迁18年后，第一次羌族起义被基本平定。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秋九月，“尚书仆射虞诩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陷厄，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灌漕……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今三郡未复……宜开圣听，考行所长’。”（《资治通鉴》）于是汉顺帝诏“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后汉书》）甘肃灵台认为朝那县随郡治东迁后回迁时因“城垣被毁，村落无存，田野荒芜”落在临泾（今甘肃泾川北）。这种观点显而易见，就是要为朝那县再迁灵台打下伏笔，为皇甫谧故里在灵台提供历史依据。试问，《后汉书》为何不载为安定郡回落临泾，却偏偏要复“旧土”？是班固笔误，还是后人合理想象？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何必又来个第二次东迁呢？战争再残酷，导致的破败最终要靠人来治理，没有哪个统治阶级会将属地长期搁置不管。能刈禾毁屋强迫百姓东迁，就能使其回归旧土。再者，回归故里符合民众心理，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
显然，东汉王朝要恢复郡治，朝那县随安定郡迁回“旧土”，分别就是朝那县原地和高平县治地，即今彭阳县古城镇和固原市原州区。可是，就在郡县回迁不久，羌汉之战死灰复燃，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羌族大起义。羌人于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攻克北地、安定两郡，并南下关中，焚烧皇陵”。于是，朝廷又在“冬十月，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后汉书》）这次迁徙，在史籍中仍然查不到属县的记载，如果同样随之东迁，就会侨置在郡治周围的某地。像皇甫这样的大家族回迁时可能会在原地留有住户，相互照应。这就是皇甫家族散落周邻和“同源地名播迁”的前因后果。
安定郡朝那县第二次回迁和迁到何地，更是历史之谜。按照常理，郡县不可能长期侨置，一定是回迁了。其一，安定郡的回迁应该具备羌汉战争结束后趋于和平的客观条件。其二，从郡治第一次东迁的公元111年算起，战争漫延半个多世纪，回迁应该是在公元170年后。据《后汉书》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的记载，安定郡回迁应在此之前。其三，三国魏文帝即位后，扶风已属三辅之右，归司隶管辖，证明安定郡早已迁离这里。这时的安定郡回迁，由于战乱导致属县缩减，回落临泾是合乎史实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海》都注为“东汉移治临泾”，此后一直再未回迁，这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示也是完全一致的。朝那县的回迁应与郡治同属一个时期，是在公元190年前后。它在郡县变迁中，不但没有被缩减，而且在东汉、三国、晋、十六国时一直存在。至于回迁何处，就是甘宁两省（区）争论的关键话题。前者认为朝那县回落到了灵台，即“东朝那”。这就为公元215年皇甫谧的出生作了历史定位，再结合《元丰九域志》中“皇甫士安读书台”、“皇甫士安冢”的记载，顺理成章的认为皇甫谧故里就在灵台。
笔者认为，从羌汉战争结束到皇甫谧出生近50年间，郡治可以置于辖地某县，但朝那原县地不可能长期闲置，朝廷一定会设立行政建置管理，那就是朝那县迁回了原址。理由有四：其一，从典籍中可以互为引证。《晋书·姚兴载记》中有“兴自平凉如朝那”语，这是指十六国时夏国君主赫连勃勃南下攻陷高平（今固原）后，侵犯后秦事。姚兴督军征讨，应是从平凉向西北进军到与高平毗邻的朝那县，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绕走“东朝那”今灵台去。又见《晋书·姚泓载记》中“绍进兵蹑勃勃，战于马鞍坡，败之，追至朝那，不及而还”语，这是指赫连勃勃再次南下攻陷秦州、雍州事，后秦国君姚泓派遣姚兴率兵自长安北讨，勃勃退守安定，在马鞍坡与绍兵战败后北遁。姚绍乘胜率兵追击，直至朝那。这充分说明，朝那县在安定郡和平凉县的西北。试想，如果朝那指今灵台，那不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虽是皇甫谧病卒百年后的事，但可以证明朝那县回迁原址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其二，《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将魏晋时期的朝那县标示在今彭阳县古城镇。其三，上文已述的“后汉皇甫祠”匾额，是皇甫后裔宋代新建或重修，也能够证明朝那县的回迁。今古城镇“黄家寺”疑为就是“皇甫祠”演化。虽然，灵台有“皇甫士安读书台”和“皇甫士安冢”的记载，但前者不排除皇甫谧曾在灵台生活的痕迹，后者可能是纪念性的坟墓。不仅如此，皇甫谧中年就曾随叔父徙居河南，后世才有“洛阳纸贵”的成语。其四，《资治通鉴》载：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九月，吐蕃下青石岭，军于那城”。胡三省注：“那城，即汉朝那，故城在原州花石川。”这是长期设县的习惯称谓，如果说第二次东迁后回落灵台，距此时已历近600年，恐怕早就名为“故城”了。据此四者，说明皇甫家族故里汉晋时期在安定郡朝那县是肯定无疑的。《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为“安定朝那人”，就无需阐辩。
四、东西朝那
今灵台有“东朝那”，《灵台县志》称“为东朝那市”。当地人口语称“东珠老”，至今保留了传统读音。这是区别于西朝那的相对称谓。西朝那设县最迟从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析置安定郡辖朝那等21县算起至北魏孝明帝时迁往灵台，历史上的西朝那在彭阳至少存在了600余年。如果把先秦称为“朝那邑”、“朝那塞”的历史加起来，存在的历史则更长。唐代孔颖达认为：“朝那故城在今百泉县西七十里。曰朝那萧关者，萧关属朝那者。”萧关是汉代的名关，由此推断，汉设安定郡之前，已有朝那县。而东朝那从北魏中叶迁置灵台到隋末废除只存在了90余年，西、东朝那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东朝那的迁置更是皇甫谧卒后多年的事了。
薛正昌先生认为：“造成附会的原因就是后人将东汉以前安定郡朝那县与以后再迁徙的安武郡朝那县相混淆所致。”至于灵台现在保护的皇甫谧墓地，史星海先生坦言是认定的。《元丰九域志》中“皇甫士安读书台”到《古今图书集成》中却成为“隋皇甫元晏读书处”，颇受史学界质疑。
《太平寰宇记》载：“后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自原州百泉县朝那城徙朝那县于此，其地今割入临泾县界。”又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周改置朝那于故城东南二百余里。”二者互为映证，除迁置的时间有异外，迁置的地址、方位和距离均与历史吻合。两书都是名著，原载内容是可信的，绝非空穴来风。
有学者利用东朝那在迁置时间先后不一的矛盾，认为公元535年黄石县已在原朝那县地建立11年，而北周立国时由黄石县改称的长城县才3年，还没有百泉县的称谓，对朝那县在原地的存在表示怀疑并予以否定。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魏书·地形志》中记载泾州辖六郡，其中安定郡领安定、临泾、朝那、乌氏和石堂5县；《三国疆域志补注》记，“安定郡，汉置……魏领县五”，其中就有朝那县。说明朝那县一直存在，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公元二世纪末复归后一直设在原址，并未回落到灵台。再者《太平寰宇记》是沿袭唐人之说，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长城县改称百泉县从阳晋川徙置今彭阳县城，站在唐人的角度上记载后魏从其属地朝那故城改置朝那于泾州是合乎情理的。但根据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于朝那故地置长城郡黄石县的史实，说明在设黄石县之前朝那县已经迁出，也就是说朝那县改置灵台最早超不过北魏中叶孝明帝时。杜佑的《通典》临泾条：“汉旧县，有后魏朝那城”指的也是后魏。
另外，灵台方面否定朝那县在彭阳的又一依据是《读史方舆纪要》中平凉府条：“朝那城，在府东南，春秋时地名，为秦之北境。汉置县，属安定郡。”当代史学界研究表明，顾祖禹老夫子由于失察的原因，误把宋代设在今镇原的原州当作唐代以前设在今固原的原州，由此引发北魏至唐代固原地名考订失真的一系列错误，其中“朝那”也向东南搬了100多公里。《辞海》就摒弃了这种观点，把朝那县考订在“平凉西北”。平凉县隋代至唐开元时曾设于阳晋川，即今彭阳县红河川。“平凉西北”是个概称，实际上就是指今彭阳县古城镇。1999年修订的《辞海》就客观的把朝那县皇甫谧的祖籍考订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因此，《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百科全书》都把皇甫规、皇甫嵩和皇甫谧等历史名人收入其中。
皇甫家族是西北的名门望族，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等国家正史看，其名流辈出，足迹遍布西北乃至全国各地，但他们的祖籍地就是彭阳。
五、皇甫后裔探微
《民国固原县志》中关于皇甫自宋、明时多迁于镇原的记载，可视作其部族衰落后的一个归宿。但皇甫家族在彭阳生存了千余年，难道就没有一点痕迹了吗？今镇原、灵台县均无“皇甫”姓氏，聚居终南山下长安县皇甫村的皇甫后裔，据史星海先生调查与朝那县无关，可以认定是汉迁安定郡朝那县时留在原籍一支的后裔。散居全国各地的只能是皇甫家族中名流官宦或者说是一部分。
那么，作为平民阶层的皇甫后裔究竟哪里去了？今与镇原县西邻的城阳乡有“黄家沟”，原州区河川乡有“黄家河”，两地黄姓原为一宗，是否与皇甫家族有某种联系呢？有两点理由可供大家商榷：其一，黄姓素有供奉“祖先堂”的传统，是否家族衰落后从祠堂演化而来？民国发生在黄家沟的红枪会（俗称硬团），以教统会，供奉的就是天蓬祖师，有大天蓬、二天蓬、三天蓬之称。黄家人言称天蓬祖师就是他们的三位祖先，原是朝廷的三员大将。经查《二十五史》等史籍，西北历史上未出现过黄姓鼎级人物，是否为皇甫家族中的人物或说他们就是皇甫后裔呢？其二，在彭阳由单姓改为复姓的不乏其例。城阳“欧”姓、川口“胡”姓，20世纪80年代前均称单姓。此后，两姓考其族源，分别恢复“欧阳”、“呼延”复姓。“胡”与“呼”同音不同字，这是文化欠发达时后人根据字音所为，如把“寇”姓写成“口”姓等，不胜枚举。今古城镇“黄家寺”明、清以后聚居回族，考其地名与居住者没有任何联系，极有可能从“皇甫祠”演化。灵台的“皇甫湾”就是由“黄湾”过渡来的。因此，黄姓是否因历史上某种原因或家族衰落后由复姓演化成单姓？当然，这只是笔者一种揣度，有待发掘谱牒、文物，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原文载《彭阳史志》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