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工人中间开展了掌握新技术和修改旧的技术定额的运动，即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是由于在一班工作时间内开采了102吨煤、超过普通定额13倍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而得名的。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里都出现了以斯达汉诺夫为榜样的革新者。
1935年11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会上高度赞扬这个运动的意义，他说：“……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潮，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更高的阶段……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斯达汉诺夫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各条战线劳动者的积极性，先进工作者、革新能手、新劳动模范层出不穷。一个时期，斯大林经常出席各种表彰先进工作者会议，同工业和运输业中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一起，同联合收割机手、拖拉机手一起，以及同其他战线的劳动模范一起，探讨生产中的各种问题，表彰他们的首创精神，勉励他们当好各自领域的带头人。这对苏联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国民经济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更，苏联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修改1924年宪法成为必要。1935年初，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斯大林担任了这个起草委员会的主席。
1936年12月，斯大林在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他在报告上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分析了自1924年通过宪法时起所发生的种种重大变化。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他说，随着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完全胜利，“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通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与此相应，他认为国家在国内实行镇压的职能消失了。
新宪法用法律程序把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新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苏联的经济基础。苏联全体公民都保证有从事劳动、休息、享受教育以及在年老和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享有物质保障的权利。苏联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及性别，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宪法保证公民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公民人格和住宅不可侵犯，通信秘密。宪法规定，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实行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即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斯大林称，新宪法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特点，同资产阶级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宪法在再次确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共产党一党存在及其领导地位。针对一些批评家关于苏联没有政党自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责备，斯大林从政党存在的基础论证了苏联一党存在的根据。他指出，阶级的存在是政党的基础，政党是阶级的先进部分。政党自由，即多党的存在，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剥削阶级的存在，而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一致，互相友爱。“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
新宪法在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苏联当时把这一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以新宪法为标准，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奠定。这一模式后来被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作为唯一的样板推广到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斯大林模式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斯大林明确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与此相联系，苏联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忽视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在政治方面，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表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是地方权利向中央集中。同1924年宪法相比，1936年宪法加强了中央权力，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表现在党政关系上，是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阐述了党政分开、党不能代政的原则，但实际上党中央拥有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权限，代替国家立法，包办国家管理机关的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工作，任命国家机关干部。权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最高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身上。
战后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元帅遭到了斯大林的冷落。到30年代，随着斯大林地位的上升和领袖地位的确定，形成了一人说了算的局面。与此相联系的是，党内民主空气淡薄，监督机制弱化。斯大林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甚至不惜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反对派。党的代表大会，从斯大林担任领导初期的每年召开一次，改为两年召开一次，最终改为每五年召开一次。而实际上是代表大会每每拖延、不能按时召开。1939年以后竟有13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次数也越开越少。党员的民主权利没得到很好落实。按联共（布）党章和苏联宪法的规定，一些主要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选举流于形式，委派制成为经常的固定的做法。过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监委主席团成员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斯大林则规定各级党委派人参加监委会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其任务也由监察党中央决策机构变为监督党的决议的执行。与此同时，群众监督组织也被取消，不再强调群众监督。
德·安·活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避》中，对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现象作了如下描述：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加以接受。30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命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夫斯基来参加夜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像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30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了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关系的颠倒。斯大林在很多场合发表的意见，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正确地解释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例如，1931年12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70名委员。在这70名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庄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在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在实际工作中恰恰忽视了群众的智慧，把自己的意志、思想凌驾于群众之上。
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为培植个人迷信创造了适宜的温床。斯大林成为党的化身，党的历史在列宁去世后成了突出斯大林的历史。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根据这种思路写成的。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一教程的写作，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自他的手笔。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上，斯大林发表《给苏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为该书确定了调子：《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同党内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克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要知道，正是斯大林领导了同各种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斗争。这样党史就突出了斯大林。这部教科书反映的党的历史是：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
这部由斯大林亲自组织撰写的《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唯一标准的教科书，其他与之不符的党史书籍都被认为与事实不符而被禁止发行。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它成为共产党员、大专院校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必读书，总印数近4，300万册。这本书的广泛发行对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面对西方的“遏制”
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投降，持续多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为了处理战后欧洲的问题以及建议通过联合国建立一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同盟国的三大国领导人于1954年7月在波茨坦会晤。与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不同的是，不仅英、美两国首脑发生了变更（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哈里·杜鲁门担任了新总统；丘吉尔在会晤期间的国内大选中失利，由艾德礼取而代之），而且曾经有过的合作精神和共同目标也随着德国法西斯的瓦解而泯灭了。
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开幕。斯大林怀着寻求长期和平的真诚愿望参加这次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承担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重负，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同盟国在1942年许诺开辟“第二战场”，但却以各种借口拖延到1943年，直至1944年6月才真正履行。即使在开辟第二战场后，希特勒仍籽德国军队的主力集中于东线，在分裂盟国的希望下继续着战争。当德国西部的一些城市已通过电话表示投降的时候，在东线的德军却仍在为坚守每一寸土地做激烈的挣扎。于是就产生了如下后果：英国死亡了37．5万人，美国死亡40．5万人，法国死亡60万人，而苏联死亡人数则高达2，000多万。仅就列宁格勒被围时牺牲的军民而言，其人数就超过了英、法、美在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至于在物质方面的损失就更无法估算了。苏联人口最集中、最富庶的地区都曾落入德国人手中：1，700多处城市、7万余村镇化成了灰烬。在战火中，田园荒芜，工厂、铁路被毁，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留下了废虚和悼亡的悲哀”。1945年工农业所生产的财富，跌到了1940年的60％的水平。
为了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斯大林迫切需要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他特别担心德国会迅速得到恢复，急于进行报复，再次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因此，早在战争结束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确保苏联支配东欧的政策，以便为对付来自西方的侵略树起一道屏障。
然而，西方国家却不承认斯大林关心的只是建立一道防御屏障，像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家认为，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是企图控制全欧洲的一个前奏。杜鲁门有一次同斯大林的谈话中也说，“俄国似乎正在西进。”斯大林坚决反驳这一说法，他没有这种打算，恰恰相反，他正在从西方撤军，在随后的四个月之内撤退200万军队。
隐藏在这种怀疑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两种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对立。一旦反希特勒的共同目标不存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重新又回到敌视苏联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这种情绪被带到了波茨坦会议上，以致斯大林认为波茨坦会议是“一次背叛”。
对苏联态度的改变还取决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已大大强于苏联。在战争中损失较小的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富足，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占了世界总和的一半，国民收入是苏联的四倍多。而更为关键的是，美国这时已经拥有了威力无比的原子弹。
在波茨坦会议的第一天，杜鲁门给丘吉尔私下透露了一条重要的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小组研制的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爆炸了。丘吉尔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西方列强的威力已大大加强，苏联的力量相应削弱，再也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了，或者说这种参战已是不可取了。远东正成为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