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独特神奇而又博大精深，你不懂藏文化，就不能指导并引导它。我认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要研究西藏文化，要研究西藏的宗教文化，而且要正确对待宗教文化，不应该回避它，不应该把它当作完全坏的东西来对待。否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认为西藏的民族团结搞得如何，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西藏宗教文化的这个度。党要领导西藏人民干四化建设，不了解西藏人民的内心世界，能成吗？我建议在西藏大学设一个研究所，或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设立一个研究西藏文化的机构，专门研究西藏问题，及时为政府出谋划策。如北京的国家藏学研究中心，不是很有成效吗，它是为国家服务的。现比如美国的白宫智囊团，不是为美国首脑解决了不少问题吗？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不妨一试。”
（四）加强宣传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切实转变干部作风
1．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才能使干部队伍切实转变作风，努力实践“三个代表”，为民族团结进步做贡献
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恰贝·次坦平措先生说：
“中央讲的‘三个代表’的精神就很好。只要按‘三个代表’的精神转变我们干部的工作作风，就可以使西藏的藏汉关系进一步地融洽起来的。”
西藏文联副主席韩书力说：
“我觉得你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以‘三个代表’为主，文化、经济、政治利益，真的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喜欢不喜欢，群众满意不满意，那藏族群众满意不满意？藏族群众不满意，你就得协商，为什么人家不满意，咱们不说你人家不满意是你的不对，要不就是对方式不满意，对你的初衷人家不满意，无非就这两点嘛。我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包括老百姓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有感情的。尽管有些人不善于辞令。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因素，就很难工作了。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估计，我们的大多数藏族同胞是爱护我们党的，是爱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爱护我们整个民族团结事业的。当然个别角色和个别人是有的，我们不去管它。有了这样一个大的估计，很多工作和计划好设计了。如果这个大前提，我们自己都没信心，那我看赶紧拍屁股滚蛋。像我们单位，很多年来都不错，我们这个单位不说明真正的问题，只有到社会上去，到农牧民家去，到城市居民家去。真正该去的人反而去得很少，甚至连拉萨都不呆。这样的人来指挥、做决策，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吗？这不是笑话吗。尽管五六十年代，我们没在西藏工作，但我很尊重那个时代的高级领导干部，那就是到底下去了解情况，他们也真的了解民情民意。不是光听汇报看文件。我认为任何人，只要不按照马列主义，不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来做，他总是要得到教训的，中央也好，人民群众也好，各阶层的人士也好，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向国家反映老百姓的事情的。”
2．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才能正确地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处理好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
西藏人大常委会益希单增说：
“西藏的民族关系，不论是汉民族，还是藏民族，首先需要一个共同的东西，一个共同的口号，即：中国。中国，在西藏来说首先是个祖国观的问题，西藏是中国的领土，首先必须肯定这一点，这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下面的话就好说了。不说这个，就要闹分裂，民族关系就搞不好。达赖就是那样的，他认为西藏就不是中国的。那怎么可能搞好关系呢。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所以在西藏搞好民族关系，首先要解决民族观的问题，民族观必须要解决，不管你是藏族、汉族、回族，还是别的民族，首先必须承认你是中国人。有了这个前提，分裂就不会有。没有这个前提，就要闹分裂。民族团结就没法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汉族怎么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来讲，汉族是人口最多、生产力比较先进的民族，这一点必须得承认。你说藏族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但不管怎么说，就生产力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就不如汉族。你承认他的先进性，你必须向他学习。如果不这样，就不会产生离不开的问题。我们说藏族离不开汉族，就是这个原因。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经济，这是从经济基础考虑的。在一个国家，你不学先进民族的东西，总是保持你那个落后的状态，你能进步吗？你不接受人家的帮助，你能进步吗？你排斥人家的支援，你能进步吗？不可能，所以藏族离不开汉族这句话是这么来说的。汉族也离不开藏族，为什么呢？因为藏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你的兄弟民族。为了巩固我们整个国家，你不能够排斥他，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利。所以江泽民总书记说：‘西藏问题，处理不好就是政治问题，国际问题。’这与我们的四化建设有关系。其他民族也都一样包括在里面，所以必须要处理好。所以两个离不开就是这个意思。要是没有两个离不开，就没有今天拉萨的繁荣和整个西藏的进步。经济这样发展是不可能的。上哪儿去找。这不是天的过失，也不是或强加给什么人，这是客观事实，不如此，说明你的眼睛不明亮，你的思想就糊涂，你的视觉有问题。我认为人进来的多，商品进来的多，都是好事。我在西藏人大代表会议上讲过这事。因为个别代表在会上发言排斥内地工匠进藏，说内地工匠进藏，使西藏当地的手工业行当受到了冲击，使他们的收入下降，经济收入受到了损害。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现在是竞争的时期。我举个例子：原来，在西藏请一位木匠给你做一张桌子，假若这一张桌子需150元，他用三天时间给你做完，那么每天要吃三顿饭，喝六道酒，六道茶。还要吸烟聊天，有时还要发些酒疯什么的，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荒废过去了，且认为这是正当的。这就是传统木工的习惯。我自己家里做过桌子，我也体验过这些，做一张桌子，花下来远不只150元，至少要到250元钱，要多出100元钱来。内地的工匠来了以后，他同样能做这些东西，一天就做完了，价钱是多少呢，他只收60元。既不吃饭，也不用你管酒管茶，你要做桌子是你选择哪个呢，我肯定选择内地来的木工。这里面不谈民族，不管你是藏族还是汉族，顾客只知选择既便宜又好看的，这是市场，不会因人的意志为转移。保守排外是不行的。还有像拉萨啤酒的例子，以前为了售出拉萨啤酒，在沿途设卡阻挡黄河啤酒进入拉萨市场，任意盘剥，后来政府的许明扬副主席说了：这是绝对错误的。你让人家也进来，进行比较口感嘛，哪个口感好，质量高。原来黄河啤酒占领拉萨市场，后来拉萨啤酒占领了拉萨市场。为什么呢？它水质好，又是德国的机器和技术，而且口感好，细菌含量几乎是零，在全国排名是第一位的。这就是竞争过程，并不是你把人家都赶出去。仅仅吃糌粑，喝酥油茶，不让大米猪肉进来，只吃牛羊肉，这个民族就能发展吗？你要排外，就把电视机、电脑、汽车、火车、收音机都排了嘛，我看你怎么发展。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想我的这个想法应该与区党委的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区党委应正面有个说法，排外是错误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凡是中国人都可以生活，都可以做生意，进行正常的活动。你要排，藏族一个也不能到内地去，汉族也一个都不能到西藏来。这行吗？不行。当然内地人来得多了，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冲击，甚至可能带来一定的混乱，但它必竟是件小事，大事是发展，是繁荣、发展、开创，增加市场购买力、竞争力，这不是很好吗？包工队来得多了，挑选的余地大了，质量上去了，价钱下来了，有什么不好。这是好事。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吸毒、杀人放火的人也混进来了，这是正常的。没有这些人，那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也不要了。这些机关是管这些人的。这些人是不停地会出现的。这很正常，你说以前的西藏没有吸毒的，这话对。你以前生产力那么落后，连吃饱肚子都有问题，还吸什么毒？现在好了，吃饱穿暖了，想要享受，也吸起毒了嘛。尽管吸毒是绝对错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什么现象都会有，这也不奇怪。只要管理得当，这不是主要问题。”
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美协主席韩书力先生说：
“民族团结这个题太大，一般都说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民族团结很好。我个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我们没来过，具体情况不了解，不知道，不能乱说。老实讲，我们很多正常的关系，包括工作关系。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像西藏美协这样一个小单位，从1989年到现在，荣誉也好，鼓励也罢，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的三次奖项。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没有刻意去追求，只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些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更多地来自于我身边同志的尊重、理解和爱护。我个人认为，在美协都能平等相待，这种平等来自于大家在文化上的相互认知。不管是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和短嘛，天下哪有你大汉族人多就是大民族，大民族各个方面都是先进的，别的民族比你这儿落后那儿落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果有了这种认知，我们就能看到别的民族的很多优点，起码人家的很多的长处我身上没有。比方拿西藏这个地方来讲，我来这儿已27年了，从西藏文化，到西藏美术，包括风土民情，我们经常下乡，概括我们遇到的情况，包括我们在野外的生存能力就比藏族差很多，这东西你不比不知道，比了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每年都下乡，常年在乡下的生活中比出来的。当然这是最低层面的比较。高层面上的比较，如在文化上，同样一种事物，人家有人家的理解角度，我们用习惯的角度比较起来，我觉得没人家强。像雪康·土登尼玛先生、波米·强巴洛珠先生这些上层人士，与他们的交往和请教中，我就觉得，如果说在与他们交往、请教之前，我还带着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的话，那么和他们做短暂的交流之后，听到人家的那种高瞻的理论，那种深入浅出且幽默诙谐的谈话，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无知的，我是很粗俗的这样一种感觉。不是任何一种教条能教条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我差得很远。像雪康先生的汉文很好，又经常到内地去，经常出国，他的视野很开阔。他对本民族的长和本民族的短，他的那种现状，他的那种寄托，我个人觉得很有根据，也很有根基的。这是上层的。我们和普通老百姓接触得更多一些，包括文联的职工，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有很多长处，是我所不具备的。
前年，我陪一位内地来的摄影家朋友下乡，按他的要求来到一处最没有被现代文化侵扰的村庄，在吉隆县和聂拉木县接境的一方村庄，真是一个穷乡僻壤，一个你拿着钱买不到东西的地方，因为没有商店。只有一个男女老少二百来人的村子。这个村子我去过两次。而且我住了两次。当地人过着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吃过晚饭后又不能马上睡觉，睡也睡不着，又缺氧，地势高，有四千六七百米，又是冬天，晚上躺在那儿凉，弊气。只好大家一起聊天，东聊西聊地谈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什么包产到户，医疗问题，孩子上学情况。人家也问我们，听说你们汉族现在为了钱什么都干是吗？人家说不出来什么主义、信仰，只要挣钱，什么都敢干，杀人越货都敢干。这位房东的名字我忘了，我们住在他家，男主人说，一个人有吃，有穿，有住，又有活儿干，要那么多钱干啥？我觉得，在价值观上，人生观上，我自己很多方面不如这些学者，凡夫俗子和乡野村民，他们看问题比较透。我经常下乡有机会和最纯朴的老百姓打交道，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很多地方我是不具备的。这也是我时时需要修正的，需要更正自己的一点。我在国外经常遇上这样一些人和问题。韩先生，我们没去过西藏，听说那地方很苦，你在那里呆了二十几年，难到还没呆够吗？这时候，我很坦然地告诉他们，你们是以巴黎和纽约的坐标和西藏比，我只能够以我知道的西藏和现在比，现在比过去强了许多。我自己的事业，我的朋友在西藏，我的根基也扎在了西藏。和老百姓比，我的生活很宽裕了，很富足了。我差的是我的事情做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们的坐标不一样，关注点不一样。没有人要我这么做，我是处于人本的这种认识，这种感慨决定了我这种意识。这种意识使我心安理得地踏踏实实地呆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