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搞成一团糟，这个基层社的工作在全专区都是有名的先进单位，去年开始实行拨——制的时候（全名是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搞得很好，全县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议，推行这个社的做法，从而得到省社的通报表扬，至于说使人民财产受到的损失不算是重大，就算是刘同志汇报的材料全部属实，整个加起来也不过三几千元的数字，况且这些人的贪污数字是否正确，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查实的必要……”
肖玉又一次拍桌子，站起来指着王诚的鼻子骂道：
“王诚！你狂妄到什么程度？你竟然连国家的政法部门都不相信，持惑疑态度，你算什么国家干部？……”
这次是王诚打断了肖玉的话：
“国家的政法部门我是完全相信的，但一个人是代表不了整个政法部门的，况且政法部门的个别人不一定头脑清楚，秉公执法。”
会场内出现了很轻微的笑声。王诚的话故意说到刘同志的忌讳处，所以刘鸿涛面红耳赤的大声说：
“王诚，你认为我不能秉公执法，就当着书记的面，把我从政法部门调出去。”
王诚也毫不让步的说了一句：
“我如果有权把你从政法部门调出去，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钻到政法部门去。”
肖玉继续说：
“你王诚还提你那个什么的拨——制，这个制度就是为贪污盗窃大开方便之门，只卖货不记账，到月底进行一次盘点，就算作定数，那怎能准确呢！你马上把你的那个拨——制给我废除掉，变成记销货表的制度。”
王诚这次态度比较平和的说：
“这个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是中央总社颁布的，说是苏联的先进经验，全国的供销社都是实行这种制度，我无权改变它，要改变必须经省社批准，况且记销货表的办法，我们原先就是实行的这种办法，逢集时群众拥挤不堪，常因耽误时间而意见很大，营业员卖一个货记一笔账，有的人拿一角钱还要买几样子货，营业员往往是记了这、丢掉那，每天晚上结销货表都是到天快亮的时候，可没有一次现金能够相符的，这样，有个别思想不健康的人，就把长余的款装进个人腰包，甚至有故意把货卖了不上销货表的，这当真是给贪污分子开了方便之门。”
肖玉一听王诚的话处处都是和自己的话针锋相对，更是火冒三丈，他大声说：
“你王诚就是会拿你们的上级来压人，我不管你的上级如何规定，我要你马上废除拨——制，改为记销货表，我问你王诚执行不执行县委指示？”
王诚回答的更干脆：
“这个指示我王诚实难从命！”
肖玉被气得嘴唇发抖，半天再说不出话来。李青乘机大声疾呼：
“王诚你好大的胆子，怎么能对书记是这样的态度？”
王诚看了他一眼，嗨——嗨两声，再没说一句话，可李青顿时像“羊尿脬掉进火里一样。”一时会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肖玉才说：
“好，拨——制不拨——制我们暂且不谈，大家说吴知珍该怎么办？”
只有刘鸿涛和李青二人同时说：
“一定要法办！”
王诚随声就说：
“一定不能法办！吴知珍同志如果是受了刑事处分，我们不要说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就连人情世故都没有了，也只能说他姓吴的命运不济，和他一同的几位乡长，他如果不是调供销社工作，可能早就当上科部长了，可偏偏当了基层社主任，还落了个劳改的下场，莫非是当真命运难违！”
肖玉又是唬——地一下子站起来，拍桌子甩椅子的骂道：
“你王诚算不算个共产党员？亏你还是县委委员！你开口‘命运’、‘人情世故’，闭口‘良心’的大讲特讲，就是不讲党性，不讲组织原则，竟发展到和县委闹对立，无视国家的政法机关，我问你有没有党性？够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任凭书记衡量处理。”王诚插了一句。
肖玉继续骂：
“你妄自尊大，实际上是在诉党委的苦，认为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干部，如果当初是不要被调来当供销社主任，早就当上了县长或县委书记了……”
“大有这个可能。”王诚又插了一句。
……
县委会议开成个不像会议了，倒像是一伙人在围观肖玉和王诚二人的骂仗，这时和浠泥的张副书记觉得实在不像话，就发言对王诚不痛不痒的批评了几句最后说：
“我看这一案法办的人很多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对吴知珍予以开除公职就算了……”
不等张副书记把话说完，肖玉就截住话茬，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一定要法办！明天晚上再议。”
说完以后，拿起笔记本子跨出会场了。其他人也都站起身来，相继走出了会场，走往回家的路上，有一个人说：
“今天晚上的会开得真热闹呀！”
又一人说：
“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小供销社一次连开除带法办六、七人，还要连主任都法办了，真是太过分！我们的干部政策总是教育为主，总不能采取惩办主义嘛！也难怪王诚不顾一切的和书记顶起牛来了。”
另一个接着说：
“王诚这年轻人也太骄傲了，意见是可以提，不能采取那种态度。”
有人接着说：
“我看才美！对那种一言堂的作风打一打也好，除了王诚，再还没有个敢说不同意见的人。”
说着话来到路岔口了，大家分道而去。
王诚走出会场以后，就几乎是跑步的速度往单位走去，一走进门，连笔记都没放，就挂专区供销社的电话，待电话通了以后，对方问：
“你是那里？你要谁？”
“我是王诚，我要南主任”王诚回答。
对方颇有为难的说：
“唉呀！这都两三点的时候了嘛！我怎么好意思去叫领导？你能不能等天亮以后再打？”
“不行啊！你告诉南主任，我有紧急事情等不到天亮，她一定不会责怪你的，麻烦你替我禀报一声。”王诚恳求说。
五十年代一个单位只有一部共同电话机，可不是不论大小，只要是个头头，就连像县上科以下的个小股长都是办公室有电话，家里按有电话，当然都是单位拿钱安装。南主任听见禀报只穿上裤子，上身披了一件大衣就来接电话。王诚把今晚县委会议的情况较详细的向南主任作了汇报，甚至连自己和肖玉的主要对话都说出来了，并把吴知珍和这个基层社的情况也作了介绍，最后用乞求的口气说：
“肖玉的作风一贯是一意孤行，再谁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我只好求你救救吴知珍等几位同志。”
南主任是一位军队转业的团级女同志，为人善良精干，做事干脆利落，平时对王诚甚为看得起，听了他的话以后，当即拍板定案：
“你马上把今晚县委会议和这个基层社及吴知珍同志的情况写一书面报告，越详细越好，按明天十点前一定要送到我手里，我拿着报告去找地委书记，如果一迟恐怕就赶不上时间了。”
王诚放一电话以后心里非常高兴，他拿出酒来喝了两杯，就开始写报告，写了三四页以后，就把秘书叫起来，自己打草稿，秘书缮定，他写的确实够详细的，连县委会议的气氛、笑声、肖玉的怒骂姿势以及和自己的对话内容都全写进去了，秘书抄到这里时发笑了，随口说了一声：
“王主任真有胆量，也真爱护下级。”
王诚停住笔叹了一口气说：
“不是我真有胆量，我是豁出自己的一切都不顾了，我觉得吴知珍同志如果被法办就太冤枉了，人都是人嘛！”
到天快亮的时候，二十多页的一份报告写成了，他叫起县社一位很可靠的同志说：
“要辛苦你一趟，这里有一份紧急报告，你骑上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华里的路程还有一座大山，这就要你多出些力气，赶明天九点前无论如何要送到南主任手里，千万误不得，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推后，稍一迟延就会耽误大事的。”
小伙子只说了两句话：
“请主任放心，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他到伙房去，揣了两个蒸馍，推出自行车就上路了，天才微明。
五十年代的干部，除了像肖玉那样个别的人以外，绝大部分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确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同志对下级干部是热情爱护极为负责的，王诚一个小小的县社主任，没送一分钱的礼物，就一个电话一份报告，请来了一个地监委书记和一个专区供销社主任，他们两人于下午四点左右的时间来到了县上，稍事休息后，就会见了县委书记肖玉，传达了地委书记的指示，互相交换了意见，对肖玉的观点和作风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起初他思想接受不了，经两人多方劝解说服，尤其是南主任那种雄辩的语言口才和精通的干部政策及其理论根据，使人无以对答，她还介绍了全区供销社的情况，有个别的基层社可以说是全烂了，也没有这样大批惩办工作人员，再加上有地委的威摄力量，最后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处，相互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从肖玉那里出来以后，南主任来县社给王诚谈了她们和肖玉交谈的情况和结果，最后她笑着说：
“这位老兄确实左得出奇，他除了不深刻的懂得干部政策以外，思想意识也不够怎么好，我对这种人是很反感的，你在这里工作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今天晚上的会议上你准备一下，主动作一检讨，否则肖书记是下不了台的，就实事求是的说，你的出发点当然是正确的、很好的，但那种作法也是不够正确的，尤其是有些话语就不应该那样的说……”
王诚当即表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南主任没有对他有多的责怪之语。
下午饭南主任就是在县社的职工大灶吃的，和县社的全体同志一起边吃饭边谈闲、说笑，既交流了感情又了解了下边同志的工作情况，使下级同志觉得领导同志亲切可敬，就是他们之中的普通一员，只可惜共产党把这种好的作风没有长久的保持下去，地监委书记也是和南主任一样，在县委的职工大灶上吃了饭。晚上县委扩大会议继续召开，主持会议当然仍然是县委书记肖玉，他说：
“同志们：我们继续开会讨论二区供销社的问题，地监委龚书记和专区供销社南主任二同志也参加我们的会议，我表示非常欢迎，现在就请有关同志把整个情况再汇报一下，让地区的两位同志听听。”
先发言的是办案组的刘鸿涛同志，他和昨晚一样介绍了全社的情况又讲了每个犯错误人的单行事实和处理意见，只是今天晚上显得很拘谨，不像昨晚上那样盛气凌人、洋洋得意，解释说明的话也不多，基本上是完全照念材料。他念完材料以后，接着发言的就是王诚，他首先对自己昨晚在会议上的态度向县委的肖书记作了很诚恳的检讨和认识，接下来讲了自己对这个基层社工作的认识，尤其是吴知珍同志自到供销社以来几年的工作表现，其内容和昨晚讲的完全一样，只是态度上非常温和。在王诚讲完以后会场一时冷了起来，因为肖书记再没说什么，其他与会的同志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过了很大一会肖玉才说：
“是不是请龚书记和南主任先讲一讲，看其他同志有什么意见再讲。”
龚书记接着说：
“那就好，我先讲一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最后有肖书记指正，我觉得县委县政府对基层供销社的工作这样重视，专门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检查工作，帮助指导工作，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必须予以肯定，县上的领导同志对此也操了心费了事，下去具体检查的所有同志一定是吃了不少的苦，作了大量的工作，才有现在的这个结果，我们应该表扬这些同志，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过对检查组同志提的处理意见我认为处理的人太多了，打击面太宽了，尤其是法办的人更多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单位，一下子连开除带法办处理这么多的工作人员，这根本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我党对干部历来是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惩办的是对那错误事实严重，又是屡教不改的个别人，况且根据前边介绍的单行材料看，你们提出处理的大部分是营业员在这次清仓时的短款数字，短款当然不好，但短款的是否全是贪污，这就要认真查清楚，尤其是该社主任吴知珍的工作表现，确如王诚同志汇报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结合今年的年终总结，县社报单行材料，县上予以奖励，专区供销社应该向全区通报表扬，以鼓励其更好的努力工作，对其他同志也是个很好的教育材料，总之，对这一案子，我想请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亲自下去查一查，我这可不是不相信原检查组同志，因为一次要处理这么多人，我们还是尽量的慎重一些为好。我就讲这些。”
讲完后肖玉让南主任再讲些，她只表态完全同意龚书记的意见，再没有什么讲的。于是肖书记讲了些话，他从心里感激龚书记讲话的策略没有给自己过多的难堪，尤其是那个口若悬河的女人竟没有说话，他只怕她一说话给自己下不了台，要和她争辩，自觉自己不是对手，所以散去了心中的不高兴，比较老实的表示同意龚书记的讲话，只是对王诚咬牙切齿的批评了一顿，而王诚只是笑嘻嘻的听着他的批评，一句话都没说，因为他知道这场教量自己是胜者。
肖玉讲完话，问其他同志谁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大半天没有人言喘，就宣布散会了。会后龚南二人连夜就回专区了，说是明天还有重要会议。王诚因为送两位领导，迟走了一阵，走在前边的几名委员又在边走边谈闲，其中一人说：
“王诚这小伙子厉害呀！马上就搬来了一名地委常委和专区供销社的主任。”
“还美！有王诚这样的人在县委给有些人点颜色看也是好事！”
一个较苍老些的声音说：
“我劝你们不要乱说了吧！谁还不知道，王诚只要在这个县继续工作，不出两年时间，他非大倒霉不可！”
其他人在黑暗中各自点了点头，再没说什么往家里走去。
确实，肖玉在心里下了死决心，对王诚非报这‘一箭之仇’不可，而且，其他人的整人只要整倒就算完事，而肖玉这个人对人是不整则已，要整必须是置于死地而后快。
二区供销社复查的结果是只开除了一名职工，就算全案结束。吴知珍同志年终总结时，王诚向县上、专区供销社各报送了一份单行材料，其结果是县上的如石沉大海，专区供销社向全区通令嘉奖、号召全区各级供销社的所有同志学习吴知珍精神。
事情果不出人们所料，王诚于1957年被放到红旗公社去当书记，又于1959年12月打发回家，既非开除公职又非精简退职，回家长期安家落户，连当月的工资都未给（详见拙著浪花）。就在王诚被放回家不到半年的时间，袁小凡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打发回家，起初他（她）们两人都以为也好，两个人都是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在家种地，上有父母，下有弟弟、弟媳，一家人热热闹闹，自由自在，倒有乐趣，中国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人能活下去，自己为什么不能呢？谁知事与愿违，问题可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没出三个月家里就待不下去了，首先的困难是孩子没人照料，两个大些有腿子能走路，狠下心放到家里可以不管，小的一个只半岁不能没人照料，求母亲在家看孩子，父亲说：“看了孩子挣不下工分，喝西北风不成！”母亲说：
“我在外边做惯了，屋里心急得坐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