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他俩出发了，走过一村又一村，人们从他们身边走过，都会用手捂住鼻子。时近中午，他俩来到有小股残匪盘踞的据点外面，在一家老乡的门口，发现有一个土匪正在那里站岗，土匪穿了件黑衣服，里面藏了一柄没有枪托的步枪，头戴麦秆打的草帽，神情颓丧，但他看到老乞丐时，便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大声冲他俩喝道："老头，走开！快走开！"接着摆手连拉带推地说："这里不是你讨饭的地方，这里面住的都是些穷苦老百姓，你听到没有？！"此时姚三喜装成痴呆迟钝的样子，声音颤抖地说："小老弟，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孙子吧！我们三天都没有吃饭了。"
"去去去，快走开，滚开！我们这里是自由世界，皇帝老子都管不到的地方--"那位土匪把头歪在一边，连连摆手地说。姚三喜听到屋内传出赌牌九的吆喝声，此时姚三喜牵着小许正想离开时，突然走出一个换岗的土匪，他也背着一枝没有枪托的步枪，走出来就大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检查！检查！"
"检查什么？人家是个要饭的老乞丐。"
那个土匪追上前来，正要弯腰检查姚三喜的身上时，姚立即拔出手枪，"啪啪"两声枪响，土匪当场四脚朝天，呜呼哀哉。等众土匪追出村外时，他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据当地群众讲，该股残匪不到二十人，是前年淮海战役被打垮的夏威兵团的散兵游勇，他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只会骚扰百姓，靠抢老百姓的食物度日。
第二天后半夜，解放军某部接到姚三喜的侦察报告，及时派出一个连，天刚拂晓时，把整个小村子包围起来，在村前打了两发60炮弹，然后向土匪喊话："村子里的弟兄们，你们听着，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发给路费放你们回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没过多久，就看到一根竹杆上挂起一件白衬衫，表示投降。然后就见一个个匪徒，用双手把枪高举过头顶，鱼贯而出，总共十八人。战士们及时将村子搜索了个遍，只找到两头牛和三头猪，这是土匪几天前从别的村子抢来的。连长派人通知被抢的村庄，叫他们来把牛、猪领回去。
抓获这批土匪之后，部队马上召开公审大会，将其中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就地处决，剩下的那些土匪，吓得一身屎尿，他们个个磕头如捣蒜，再也不敢出来当土匪了。
四、大生产运动
1949年冬天，我所在的师部直属工兵连（该连有120人），开进宁都西北部的莲花山上烧木炭。那时候，部队除了负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使命，还负有保障供给的任务，为此，全军上下，都积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生产运动。
莲花山绵延数百里，山岭有座古庙，庙里有数十僧人。工兵连进山后，就驻扎在寺庙的舍间内。庙内清静整洁，经常有来自各方的善男信女进香拜佛，香烟不断，他们求菩萨保佑他们全家平安。战士们住在舍间里，白天上山烧木炭，晚上回来住宿，没有与僧侣接触，部队与僧人的住地之间用一道墙隔开，门已经封死，不准任何人出入。那时，部队有宗教政策，军队僧人互不干涉。
记得寺庙门前不远处，有一条麻石铺成的古道，它东面通向宁都，西边通往兴国，山下就是古龙岗，一个山间小镇，居住有大约数百户人家。当年红军反围剿时，就是在古龙岗活捉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张辉瓒。听村里群众说："庙中有暗道直通山下，如若遇有歹徒骚扰，庙中和尚可从暗道逃脱。"暗道很隐蔽，外人不知道，而山下的暗道口，就在路侧不远处，我们去检查过，洞口有巨石挡住，路人一般不易发现，洞口可侧身通过一人，洞中漆黑，谁也不敢进去。
部队上山伐木烧炭，庙里僧人意见极大，当家和尚几次下山，找驻扎在宁都的部队首长，请求首长把部队撤回来。他说："毁林烧炭是罪过，深山老林，一旦变成光山，水土就会流失，农田就会毁掉，到时候不仅我们无法生存，山下群众也要受苦。"
我们当然也知道树木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侯，因此我们总是在树林比较密集的地方进行间伐，不会把一片树林全部砍光。每天早饭后，同志们上山砍树，砍伐声、人语声，使万籁俱寂的山林，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将砍倒的树锯成一段一段，一米来长，一根根地运去装窑。炭窑面积不大，约有一圆桌面大小，窑就一层，里面放木头，将木头一根根直立放好、装满，然后封好口，留一个小门烧火，窑后要留出一个烟洞，洞口支放一根木棍。战士们在前面的洞口下面烧火，一直烧到窑后烟洞里的木棍已经熏烤成炭时，就将两面的洞口全部封死，不准冒气。过两天，木炭就可以出窑了。出窑的木炭要沉入水中，以防死灰复燃。有时出窑时，窑中仍有火星，须赶紧浇水扑灭，浇过水的木炭，才可耐久燃烧。
1950年冬天很冷，宁都下大雪，几十年不遇，战士们每天下山到宁都的营部，送木炭供应师直机关烤火取暖，回来时，捎回大米、面粉和蔬菜。每天一个排的战士下山，一天一个来回，往返足有七、八十里。星期六休息，战士们洗澡、洗衣、擦枪，改善生活，改善生活主要就是包饺子。
我下山送过两次木炭。两篓木炭有五、六十斤，用竹扁担挑着颤悠悠，走在崎岖的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好像是跳着走一般。一个排的战士一个挨一个，几乎是跑步前进，到了宁都驻地，时近中午，吃过中饭再挑着蔬菜等副食赶回，傍晚才能回到山上。这样一趟，大家的体力上都觉得有点累，不过，休息一宿之后，第二天照样精神饱满，这说明人年轻气血足，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我的战友严济久，伐树时，被倒下的大树砸伤，吐了几口鲜血，我赶紧扶他上卫生所弄点药吃，第二天他就好了，年轻人体力好，恢复起来也快。
开春之后，部队完成了烧炭任务，回到宁都驻地。我们工兵连驻扎在离专署不远的一家祠堂里，住的是统铺，一张大统铺可住四、五十号人，冬天关上门窗，一点也不觉得冷。
接下来是开荒种菜。大生产期间，部队除了早上的行军出操之外，其他的军事训练都停了下来，早饭后就开始劳动，上午劳动三小时，下午劳动三小时。离祠堂不远处有一块空地，是坟场，瓦片成堆，我们把它开垦成菜地，那里有捡不完的瓦片石头，种下的蔬菜总也不见长大。后来部队放弃了坟场的菜地，到宁都城南，开垦出一大片荒山，打算辟为菜地，但山地属红壤地，土地贫瘠，没有来得及施猪粪牛粪这些基肥，及时栽下的几畦甘蓝，稍微长到拳头大，叶子就渐渐地变红了，之后，就怎么也不肯再生长了。常言道，庄稼蔬菜一枝花，全靠肥料来当家。部队一时找不到肥料，庄稼也就无法可想了。
后来，工兵连赶赴赣南某地造桥去了，那片刚刚开垦的荒山，就只好荒芜在那里。
大生产运动，前前后后，持续了半年时间。生产所得的收入，部队在扣除必须的开支之后，全部分给了各个干部战士，我分得了十万元。十万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块钱），对战士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那时候，在部队当兵，战士们每个月的生活日用品，都由上级统一分配，此外，每人每月还有八个铜板的津贴，但这微薄的津贴，也就只能用来购买针线而已。
1950年4月，大哥与陈坊错错去赣南卖灯草，他们路过宁都，顺便来看我。我把这钱交给大哥带回家孝敬母亲。[可惜，后来听母亲说，她没有收到我捎回家的钱。--此句不要
五、部队"三查"运动
1950年春节过后，一四四师离开宁都，地方政府的干部群众前来夹道欢送，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给我们戴大红花。每路过一个城镇、村庄、街道，路头都会挂出巨幅的过街红标语，上写着："热烈欢送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路过赣州，部队在南康县城休整了五天。休整的这几天，每天早上只须行军一小时，上午组织战士学文化，下午安排两小时逛街，晚上开班务会或生活会、点名等，战士的作息没有行军那样紧张，而且一日三餐的伙食比平时大大改善。
部队休整期间，当地敌特分子活动嚣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蛊惑群众，说什么"解放军脚板搽油了，老蒋要回来了，美国兵要帮老蒋打回来了，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等等，弄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也很不安定，国民党溃败的军队，四处拦路抢劫，生意买卖人不敢经商，个别地方，发现敌特分子在水井里投毒，为此，部队配合地方政府开展"镇反运动"，及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敌特分子，这才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
第二天晚上，地方政府来人，把黄复秋教导员抓走了。黄是南康县城街上人，解放前他在南康地方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
部队休整之后，一路继续向南，经赣南，路过大庾县城，翻过梅岭，就到了广东的南雄县。部队后来驻扎在始兴县城，军部驻韶关市。此时是1951年3月，我在师直供科担任审计员。
1951年6月，全军上下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审干学习。审干学习又名"三查"，即审查干部的家庭成分、本人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等，目的是纯洁革命队伍，清除军队中的定时炸弹（敌特分子）。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共和国政权还不稳固，我们部队的一举一动，常常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有时候部队的移防调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敌人早已得到了消息，消息是通过地下敌台的广播再返传回来的，这说明我中有敌，敌我不分，不及时肃清，后患无穷。
一四四师的审干学习大队设在始兴县城北郊一幢大地主的庄园内。庄园很大，四面高墙，四角有四层楼的炮楼，上面每层都有扇形枪眼，院内有平房、空地，还有四口水井，足够安顿上千人的饮食作息。全师三个团，加上师直部队，一共分作四个中队，共有学员四百余人。参加审干学习的，全部是排级以上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起义投诚过来的连排长营团长。师干部科及各团抽调的政治干部主持整个学习过程，组织学员听报告、学文件，放下思想包袱，交代自己的家庭成分，出身历史，解放前的所作所为，人人坦白从宽，个个既往不咎。
学习期间，学员生活安排紧张有序：每天早上出操行军十五华里，上午听报告，明确参加审干学习的目的、意义，打消思想顾虑，还学习胡乔木同志撰写的《党史三十年》一书，下午和晚上基本上是讨论，有时安排看电影。讨论的时候，主要是谈个人认识，写检查的时候，各写各的，独立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每个学员要求完成个人自传、自我检查、坦白交代等书面材料，交代家庭成分、出身历史等情况，并提供可供调查的地址与联系人。干部科将个人的书面材料汇总，然后组织专人分别外派调查。
参加审干学习的四百多学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是大学生、高中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人出身历史复杂，曾在伪满时期当过警察、宪兵、国兵，有的人在国统区工作过，有的人参加过中统、军统，还有的人参加过复兴社等特务组织。也有几个是曾经游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参了军。至于其中谁是那些心怀鬼胎、泄露我军军事机密的暗藏敌特分子，学员们心里谁也没有底。
我是学生出身，曾在旧政府干过两个月的雇员，具体工作是誊写公文。我本人出身历史清楚，家庭成分贫农--我家世代务农，父亲曾当过长工。家中的产业：有瓦房一间，坑垄梯田五亩。这些材料，最后都存入个人档案。
三个月后，审干学习结束，有的人回原单位工作，有的人调去别的单位，有的人遣送回原籍，由地方安排他们工作，只有少数人移交司法部门或军事法庭处理。学员中大部分人按政策要求，参加了土改武工队，协助地方政府土改工作。学习结束的时候，学员们还排演了一个大型剧目《血泪仇》，自编自导自演，故事讲的是国民党军警特务惨无人道，残酷迫害百姓，鱼肉人民，最后导致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
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审干结束之后，全部调往军直组织的土改武工队学习，一些老兵、政治干部、指导员等，留下来又另外集中学习了半个月，主要是学习土改的有关政策文件，并听取地方上的干部介绍当地的风俗民情等情况。部队领导再三告诫我们，要我们和地方干部打成一片，不要去谈情说爱，要访贫问苦，以苦引苦，要尊重贫雇农，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要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充分发动群众，打倒地主，孤立富农，团结中农，坚决依靠贫雇农。
学习结束后，学员们每人都配备了武器，长短枪、卡宾枪、手榴弹等，由地方政府派来的专车接送，分赴南雄、始兴等县各乡镇的自然村落中去，参加土改斗争。
六、土改斗争
我和毕指导员被派到南雄县水口镇南亩乡南亩圩开展土改工作。
毕指导员三十来岁，河北乐亭人，游击队员出身，高小文化程度，为人很直爽。起初，我俩白天在各乡镇做农会的联络工作，晚上回南亩圩农会睡觉，睡觉时，枪就放在枕头边，我们随身的武器有手枪、冲锋枪。后来，在乡农会的安排下，我俩搬到小圩旁一户谢姓雇农家中吃住。
谢家实在太穷了，他家的住房十分低矮，且异常破旧，倒篱烂壁，八面透风，加上多年失修，几乎完全倒塌。他家床上的旧棉絮，旧得不能再旧，完全是灰黑的颜色。据他们介绍，这床旧棉絮已经盖过了三代人，有7、80年的历史，棉絮上补丁加补丁，补上去的有麻袋片、破布片，还有几只鞋底、袜底也补在上面。一家老小三代六口人，老俩口，小俩口，再加一双儿女，就全靠这床棉絮过冬。床铺是由几块大小宽狭不一的破木板搭成，上面睡了一家人。每天三餐，我们给他家上交粮票菜金，按部队大灶标准，两个人一天大米28两（一斤12两），菜金五元二角（旧币），但每餐吃的都是红薯煮稀饭，稀饭紫黑色，里面只有几个饭粒，稀得照得见人影。
白天我们跟随他们下地劳动，晚上召开群众大会，给他们反复交待土改政策。农会主席、妇女主任、儿童团，是我们去了以后才建立健全起来的。
农会主席杜亦非是个保学老师，初中文化，对新政府有一定的信仰，他是我们的向导、顾问。他家有两亩田，一间房，有个老母亲，有妻室、一双儿女。五口之家，靠老婆种田，自己种菜卖，勉强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杜亦非负责挑选农会干部，我们告诉他，要选靠得住的人，立场不坚定的人不要，不要受地主的拉拢。
妇女主任张百花是个童养媳，她三口之家，父母早亡，夫妻俩靠帮短工生活。她负责发动妇女，宣传妇女解放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