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这是一个大问题。创作是很难的事,哪一种样式要写好都得刻苦钻研。那我为什么要从事多种样式的写作?八十年代,我曾在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上谈过:“首先是因为生活,中国,我的祖国,她是那样古老,又那样年轻,有着最最崇高的美,也有令人十分痛苦和不能容忍的丑恶事物,生活中有这样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这样多的是非美丑需要明辨,它们常常这样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使我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我不能自己地要拿起笔来,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这时,我发现,单单使用一种文学样式就远远不够了,单单使用任何一种样式,就会让许许多多生活素材和感情积累白白浪费掉……”其次,是因为艺术。我听说有些作家编自己的集子很痛苦,因为每篇都不错,但集中到一起,好像都差不多,而且往往还和别人撞车。我立即回头检查自己的集子,真是的呢!《奇异的书简》是我的第一个报告文学集子,写的时候很热情,每一篇差不多都得到称赞:诗意啊,激情啊,新鲜啊——可放到一起看,艺术手法的变化不大,这样下去,定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倦。我想我必须改弦更张。怎么改呢?我把自己放在同辈作家群里比较:有的生活底子比我厚,有的读书比我多,有的思想比我活跃,有的比我聪明——各有各的长处。我既深知自己的不足,又想在文学上做出成绩,如果我永远只是在别人后边追赶,就只能甘心落后。我必须找出自己的长处来,以扬长避短。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对生活热情,是学戏剧文学出身,我在国家级的剧院工作,经常有机会接触到世界顶尖的艺术,视野略微开阔一些,深知时髦只是一种肤浅。我在生活里经受过多种磨难,又喜欢艺术的多种样式,现在世界科学界提倡学科的交叉,我为什么不在艺术上也进行学科的交叉实验呢?于是我尝试着把戏剧性引进诗歌,把诗和戏剧引进小说,用写诗和歌剧的办法来结构电视剧——我一点一滴地、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每写一个作品,都告诫自己:既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我的努力得到了读者和不少评论家的认可,我又努力从他们的评论里汲取营养,把自己感觉的碎片提高到理性的层面。当然,我现在还在匍匐前行,不敢说有多大的成绩,但至少敢说我的尝试,使我的作品有着我鲜明的个人风格,没有和别人撞车,不雷同别人,也基本上没有重复自己。不足之处当然还很多,希望能得到你们这些评论家的批评和帮助。
吴:你的生活范围,应对下层生活不是很熟悉,当然可以去深入。你的生活圈子,对三教九流应不是很熟悉,可我看你的作品,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写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三教九流,写得很准确。你从哪些方面进行训练?是不是也有一些天分的因素在里面?
柯: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我出生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成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代,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氛围和山河破碎,培养和加强了我的民族意识。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铁路技术人员,我从小跟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家庭生活的艰辛、颠沛流离和整个民族苦难的不可分割,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客观存在,很自然地养成了我的平民意识。“一边是庄严的抗战,一边是荒淫无耻”的现实,又使我积极投身于反蒋的学生运动之中。参加革命之后,又被分配进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那时对创作人员的要求又十分严格,每年至少要打起背包下去8—10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我不但下过各个历史阶段的农村,各个不同类型的工厂,不同兵种的部队,而且1949年的初冬,就被命令去改造妓女,取缔卖淫制度。1956年调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又有了深入各种不同类型学校的任务,不但什么全日制、半日制、寄宿制呀的学校都去了个遍,还没少去少年宫呀、儿童剧场呀、儿童医院呀等等之类。等到北京工读学校之后,更是孤儿院呀、少年犯管教所呀、模范监狱呀、精神病院呀,各不相同的街道都得跑到,还得不断求教于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和犯罪学专家——因为孩子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的罪错和家庭、父母和生活环境都分不开。所以你就可以想见,我其实就生活在三教九流之中。所以,我至今十分感念我们那个时代对我们严格的人生要求,我把这称为严厉的爱。因为这一切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至于在专业训练上,我也要感谢当时我的几个领导和无数的前辈作家。那时在剧院,不但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还要求我们时刻不许忘记普及。无论是在严整的剧场,还是露天的草台子,每场演出,所有没有台上工作的人,都必须在台下看戏,收集观众反映。创作人员呢,只要台上没叫你去拉幕布呀、管服装道具呀、出演群众演员呀,就得拿着纸笔,藏身在群众中做“艺术值日”,综评舞台上下与演出质量一切有关的事物。而无数前辈艺术家呢,像赵树理、孙犁、丁玲、李可染、焦菊隐、麒麟童、侯宝林——无论是创作态度上,还是艺术追求上,都堪称典范,我们即使一辈子难以企及,但榜样的力量足以使后来者不敢懈怠。我昨天刚看到一篇文章,批“勤能补拙”的:说你笨就是笨嘛!你怎么勤也补不了!我觉得这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它只会助长投机取巧。我不否认投机取巧可以得逞于一时,但决不会永远生效。我还是信服鲁迅先生说的,是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的。我也不是不会玩,跳舞、游泳、打桥牌、打麻将——都会的,在工作之余、节假日亲友相聚,玩一下是很好的休息,可整天玩能有什么收获呢?不空虚么?既然我热爱写作,我自然热衷于一切与写作有关的事物:到群众中去呀,读书呀,欣赏画呀,研究影视呀——年轻时做生活笔记和读书笔记,都是分门别类的。像去改造妓女,这种特殊的生活领域,笔记本上就不但记满了妓院妓女的等级划分、名称、特点、生活习惯、行话、黑话,甚至老鸨、嫖客、“茶壶”的习惯用语,连不同等级妓女的唱词,比如《女儿怨》《哭五更》《盼情郎》《妓女伤春》《妓女悲秋》等等都整篇整篇地抄录,下的都是笨功夫。特别是看戏和读了剧本之后（在艺术剧院工作,这是本行）,什么主题、最高任务、戏剧结构、人物分析、语言特色、必需场面——都得做卡片。所以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每当看到某些迎合市场的黄色诗歌和性乱、私小说之类,我不但一点不觉得新鲜,反而为这些年轻作者惋惜。因为这不过是沉渣泛起,是历史在走回头路,更是文学的堕落。当然,自己年轻的时候,对能否发表啊,是否黑体、头条啊,专家的臧否啊,名啊利啊的也比较上心。我说比较,就是说不是一点也不在乎,但并不是孜孜以求、过分重视。这和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淡泊名利有关。父母从小教我们背诵的都是些《木兰词》啊、《岳阳楼记》啊,“富贵于我如浮云”啊,“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啊——存在决定意识嘛!这当然和我从小清贫的家境有关:因为父亲薪金少,还经常处在失业状态,家里姐妹又多,谁考不上公费学校和拿不到奖学金,谁就只能在家里帮妈妈织毛线,缝袜头挣钱贴补家用。所以现在有些人大喊大叫“竞争”,好像多么新鲜似的,其实,我们从小就生活在竞争之中,不过因为父亲自学成才的榜样,是妈妈每天唠叨我们的“经咒”,爸爸的失业和不得意,对旧社会的不满、愤懑和对贪官污吏、奸商的谩骂和鄙夷,就使我们的竞争只能是奋发图强,而不敢是投机取巧。参加革命之后,组织对我们严格的教育和要求,更使我没走上歧途,也是我在当今令年轻人眼花缭乱的五光十色面前,各种新潮冲击的阵势下,始终不敢乱阵脚的缘故。无论那些新潮人物怎么骂我“左”啦,“僵化”啦,背后造我的谣也好,我仍然拒不接受他们的“引导”,仍然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就是说可以发表和不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写文章也好,讲课也好,大讲我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稍稍揭露一下那些“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安着测风标”的“青年导师”。虽然因此招来更多的敌视、谩骂、谣言,也至今不悔。有朋友劝我,年纪也不小了,何必招那些骂呢?我仍然坚持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我说过了,我的灵魂得到了拯救。说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奉劝一下那些往昔拼命追捧“新星”,今天又变了观点,批评今日新诗“迅速走向了个人化,相当多的诗人不关心自身以外的世界”,从朦胧、淡化、“三非”奢谈起积极、崇高、理想的“青年导师”们,是不是别责怪青年,还是检讨一下自己吧!改正观点,是值得欢迎的,但如果能把转变的心路历程,一并说说,一定会对青年起到更大更好的作用。哦,对不起,是不是说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