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苦难。苦难是人类生存中的一种本体性存在。自从人被逐出伊甸园以后,苦难就注定要与人类相伴。感受、体验苦难,是人成长的必经之途,没有体验过苦难的人是长不大的,从这一角度说,苦难也是生活赐予人类的一项财富。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可中华文化却不是一种对苦难有极深感悟的文化,以至一些理论家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乐感文化为主导类型的民族。在儿童文学中,人们更是担心过多的苦难会伤害儿童幼小的心灵,不主张在儿童文学中表现苦难。其实,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不表现它就不对儿童心灵产生影响;问题是如何表现苦难,感悟苦难,理解苦难。曹文轩小说不回避苦难。不仅不回避,还处处有意识地引导儿童走进苦难,感受苦难,将其作为儿童成长的一项主要内容。《兰花》中,银桥奶奶一辈子给人“帮哭”,可当她自己死去时,却一个为她哭的人也没有,哑然中显出广漠的悲哀。《草房子》中《纸月》一章,纸月的母亲因父母的阻挠不能和所爱的人结合,私下来往又受到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生下小纸月后便投河而死。纸月的父亲也出家做了和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纸月尽管极其聪颖却受尽欺辱,几次转学都无法摆脱生活带给她的磨难,最后不得不跟着做和尚的父亲远走他乡了。在《草房子》中,这个诗一般的女孩儿几乎就是苦难的化身。而且,很多时候,这种苦难不只表现在个别人身上。在《草房子》的续篇《红瓦》中,作者写“文化大革命”,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受的一场深重的苦难来表现的。出现在《红瓦》中的都是普通人。小学校的老师,乡镇上的铜匠,下乡的知青,也有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品行不一,际遇不一,可“文化大革命”到来时,一个个都是那样的无助。无权的人挨整,有权的人也挨整,今天整别人的人明天成了被人整的对象,整个存在成为一种荒诞,一种无法躲避的劫数,对苦难的表现中透露出一种对人的命运的一种反思。作者主要是从人生、人类的角度来揭示、观照、表现这些苦难的。作为具体的个人,每个人的遭遇可能都有其偶然性,但放到人生、人类发展的大背景上,人不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就是经历那样的苦难,苦难不是以这种形式便是以那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宿命。而且,只有在苦难中,人才得到磨炼,生命才获得意义。人因感受苦难而接近生命的本质,也因体验苦难而趋近生活的深度。
人因体验苦难而接近生活的本质,因为苦难最能反映出人性中的善与美,最能映射出生命的高贵与坚强。只是,善与美,高贵与坚强并不都是借苦难表现出来的。曹文轩提倡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其作品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导儿童感受善与美,包括生命在苦难中呈现出来的高贵与坚强。《兰花》中,一辈子给人帮哭的银桥奶奶死了却没有一个人为她而哭,只有还是孩子的秋秋忘不了老人生前对她的好处,一个人在墓前哀哀地哭着,这孩子的哭声虽然细小,但却传播于广漠的旷野,使人感到纯真的同情和善良的存在;《草房子》中《艾地》一节,秦大奶奶因为学校占了她的地一直与学校纷争不已,虽然被挤到校园边的一角,瑟瑟地非常可怜,但却发自天性地喜欢和关心着小学校的孩子,所以,当她最后死去时,人们自发地为她举行了一个“油麻地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大概也是油麻地以后的历史里不可能有的”葬礼;《白栅栏》中的女教师,美丽善良,虽然和孩子们相处时间不长,但作为童年最美丽的一道风景,一直留在他们的记忆里;《红瓦》中的艾文老师,人不漂亮,她的美来自她的气质,渊博、高雅、超凡脱俗,同样在孩子们的心里树起了一个精神的高度。还有《草房子·红门》中的杜小康,出生在油麻地最富有的家庭,人又聪明、潇洒,是孩子们羡慕的对象。可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父亲破产,他成了最穷的人,不得已辍学去放鸭子。对于一个生性高傲的孩子,这打击自然是够沉重的。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与难堪之后,这位出身“红门”的少年坚强地挺过来了。就是放鸭子,也将鸭子放得不错。正是在与命运的搏击中,生命因其坚强、高贵、优雅而让人感动。
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表现在曹文轩作品中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引导儿童感悟、学习同情和爱。爱是一种能力,它和其他能力一样,同样是需要学习的。儿童成长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感受、领悟到爱的无私、深沉、博大。前面谈及秦奶奶、纸月等人的善良,善良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能爱人。秦大奶奶为孩子治病,以病老之躯到沟里去救孩子是爱,杜小康在家庭遭遇变故时辍学去放鸭子,细马（《草房子·细马》）在伯母受到沉重打击时留下来帮助她支撑整个家庭又何尝不是出于爱。《草房子·药寮》中,突然而至的病魔将死亡推到十一二岁的桑桑面前,一个刚刚绽放的生命面临着死亡的考验。这时候,人性中、生命中全部的良善和坚韧都被召唤出来参与对死亡的战斗。父亲带着他四处求医,许许多多的人,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向这个孩子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桑桑的语文兼音乐老师温幼菊,一个成年和药罐子打交道、因而居所被同事戏称为“药寮”的人,却在精神上给桑桑极大的关爱和鼓舞。“温幼菊会唱歌,声音柔和而悠远,既含着一份伤感,又含着一份让人心颤的骨气和韧性。”在桑桑面对死神的危难时刻,她以与她病弱的身躯颇不相称的从容和镇定向他讲述了她小时候遇到危险时祖母安慰她常说的话“别怕”,并以那首低缓而悠远的无字歌使桑桑感到一股来自冥冥中的力量。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依靠自身的顽强、坚韧,也依靠许多善良的关爱终于挺过来了。爱既是一种能力,就不能完全自发地产生,它需要学习,需要培养。特别是爱的某些较高层次,更是如此。比如作者多次谈及的悲悯,这主要不是一种针对某个具体的有限的对象,特别是某种和自己的利益、欲望相关的对象表现出来的关爱,而是深沉博大,以人类苦难为对象的终极关怀。所谓“悲天悯人”,是将“天”、“人”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去悲悯的,所以要以有能力将这些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感悟、同情为条件。所谓“菩萨心肠”,既指这种情感的性质,也指一种爱的能力。所以,一般儿童文学很少显示出这种情感。《草房子》《红瓦》是多少向这方面努力的作品。如《草房子》中的《白雀》一节,写的是一对成人的恋爱,男方是桑桑的语文老师蒋一轮,女方是镇上最漂亮的女子白雀,桑桑因为他们传递书信而牵涉其中,从中窥看到成人世界的一角。但这个故事的结尾却是一个悲剧。透过这个悲剧,桑桑感到自己正在走向的那个世界并非完美。在那个世界里,美好并不因为其美好就能免于毁灭。他经历了缺憾,感到了痛苦,产生了对自己的老师和白雀,甚至那个产生这种苦难的世界的同情,这便有了些悲悯的性质。《红瓦》中,作者主要不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写“文化大革命”那场劫难的。不管被裹挟在运动中的人多么不同,他们事实上都不是自己的主人,被宿命地卷在运动的波涛中漂流起伏,从高处看去,都显得可怜、无助,终于成了悲悯的对象。学会同情和悲悯,获得同情和悲悯的能力,是桑桑们长大成人的重要表现。
但人性中并非只有美和善,爱和同情。人性中也有弱质,也有消极、阴暗的部分,也有恶的萌芽。作为成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体验善、美、高贵、优雅、坚强等的同时,也应对人性中的弱质、消极面以及恶有所体验,也只有体验了人性的弱质、恶,才能更好地感受善、美、坚强与高尚。曹文轩小说也不避讳对人性恶的表现。《诛犬》就是一篇自觉地反思人性中恶的因素的作品。仅仅是因为一些细小的谣传,或者仅仅是因为赶潮流、起哄,那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一些尚在童年的孩子,那么轻易地就卷入了一场狂热的打狗运动。打了近的打远的,打了大的打小的,见狗就打,并不因为狗祸害了自己什么,而是人在打狗过程中得到宣泄,获得一种快感。或许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杀戮的暴力倾向,只不过平时没有机会,也不能表现出来,“文革”运动撤去了社会的限制,并对人性中这种暴力倾向起了某种诱发作用,于是就借机表现出来,变成实际的行动了。还有《红瓦》中的乔按。这是一个乱伦的产物,一个扭曲的生命,从小受尽屈辱、歧视,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幸,他对人不信任,有某些怨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类似的不幸也曾落到别人的身上,比如纸月。不幸的出身没有改变纸月的善良,但在乔按这儿,却不只变成怨恨,而是成为怨毒。他怨恨所有的人,尤其是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结果将自己送进监狱,彻底地毁了自己。乔按的生活道路不仅警告了社会,也启示我们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索。其实,人性恶远不只表现在像乔按这样的个别人的身上。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性恶的一种展示。《红瓦》等作品中表现的少年间的某些嫉妒、欺骗、钻营、出卖等等,也提醒着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对人性的弱点有充分的警觉。在近年一系列谈中小学语文教学、谈人的童年阅读的文章里,与曹文轩同在北大做教授的钱理群先生曾提出一个非常让人深思的问题:用什么为人的童年“打精神的底子”?曹文轩小说表现对苦难、善良、美、坚强、高贵等等的感悟,包括对人性中弱点的警惕,其实都是在为儿童“打精神的底子”。说它们是基础,是底子,因为它们基本、重要,在根基处决定着一个人精神的性质,在根基处决定着一个人精神发展的向度。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这些最基础的人性又是人的生命中最高层次的东西。因为它们属于人类发展中最优秀的文化,是人类精神中最深沉博大的东西。正是它们体现着人的本质,将人和各种低级动物存在区别开来。在谈及文学创作的时候,荣格曾认为,人类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可以被称作“原型”的东西。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因为无数次地经历同一情景,重复同一经验,在早期的人类心理上自然地留下大致相同的印迹,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隐在的心理丛或曰情结。以后遇到相似的情况,这些原型因为获得现实的动力而被激活,焕发出鲜活、生动的光彩来。“我们会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和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①我们所说基本人性和荣格所说的原型当然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有相似相通的地方,它们都处在人类精神的根底处,是最基础也是最高层次的东西。人们以这样的内容引领儿童,作为人的精神底子,就在人类文化最辉煌的地方将个人和群体沟通起来,个体精神在获得普遍意义的同时获得提升。如果说成长是少儿文学的基本主题,审美地感受这些情感,就是在人性的阶梯上攀登,从一个高度走向另一个高度。曹文轩在谈及文学的深度时曾说:“大体上说,文学可分为三个深度。第一深度,照某一意念幻出形象来。第二深度,写社会问题,针砭时弊。第三深度,写人性。第二深度与第三深度相结合的文学,尤佳。”①作者的小说正因为表现有深度的人性而获得主题上的深度。
①〔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翻译,三联书店,1987年11月,第121页。
①曹文轩:《曹文轩文集》,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五
曹文轩的小说很讲究品位,写得很美。他自己曾说:“小说又要做得美……儿童文学尤其是做得美;我对美很在意。是的,我很在意,并且有一
种近乎偏执的向往和追求。”②这儿所说的“美”当是狭义的。广义的美包含了滑稽、诙谐、怪诞、热闹,包含了“丑”,曹文轩小说一般不具有这种性质。他作品中的美主要是优美,是古典的和谐的美,是“美”这个词的原初含义。这是传统的美学范畴,但在曹文轩作品中却构成了亮丽的风景。
②曹文轩:《曹文轩文集》,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首先,曹文轩写得很大气,有一种浑茫的、氤氲化合的大气象。王国维谈词,曾说:“太白纯以气象胜”。作为一种美学范畴,“气象”在界定上并不易。我想,有几点应该包含在内。一是表现内容的相对超越,是人对世界、人生的某种整体性感受;二是意境空阔浩大;三是氤氲化合,无迹可求。曹文轩小说讲究气象。比如,他强调写作时的“大感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一套丛书,原名“幻想文学”,他提议在前面加一“大”字,变成“大幻想文学”,顿显气象和灵气。表现在他的创作中,一是对儿童文学有个大概的感觉,但不刻意追求那样所谓的儿童文学特性。他曾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太主张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特征。我甚至连这些到底是什么都不太清楚。我是凭我的直觉写,有个大概的意识。我不想搞得太清楚我究竟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那些叫做儿童文学的东西。”二是即使写儿童和儿童生活,也从不把他们从整个社会生活中间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儿童世界去表现。《山羊不吃天堂草》《红瓦》等都写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有儿童也有成人。儿童就是儿童,成人就是成人,大人不必弯下身来学小儿腔,小孩也不必踮起脚来做大人语,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现实生活一样是很正常很真实的儿童和成人的关系。三是有时单独写儿童、写童年,也是将其放到人生的大背景上,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来写,但仍让人感到作为整体的人生的存在,如《草房子》。这样,即使从描写对象的角度看,就有一种恢宏的气象,有一种使人感到沉甸甸的东西。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曹文轩小说侧重对生活的整体感受,侧重表现苦难、悲悯、同情心、民族性格,本来就意蕴深沉、博大,在深层,还和荣格所说的精神“原型”紧密地联系着。这些“原型”穿越浩渺的历史,经历久远的岁月烟云,在今天,又被具体的现实生活所激活,借助具体的现实意象表现出来,气象便油然而生。读《草房子》,读《根鸟》,都会感到这种大气的、化境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