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全区各地不断掀起工业学大庆的热潮。从1968年至1976年，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不断发出文件，召开动员会议、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表彰先进、部署工作，使学大庆运动深入开展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对自治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煤炭工业迅速发展。1966年9月至1976年10月，石炭井一、二、三、四、乌兰、白芨沟煤矿和大峰露天煤矿建成投产，煤炭产量由1965年的312﹒3万吨提高到1976年的800万吨。1970年10月，吴忠材料试验机厂制成宁夏第一台中国式大型单晶炉，并出炉了合格的单晶硅。12月，自治区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叶盛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1972年9月，灵武绒线厂建成投产，初步形成了具有棉纺、毛纺、亚麻纺、针织、绒线等行业的纺织工业系统。同年底，利用微波电路传送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的银川至兰州218微波工程动工（1977年竣工投入使用）。1974年12月，贺兰山磷矿建成投产。1975年9月，第一座大型焦炉在宁夏钢铁厂建成投产。1976年1月，将开采原盐已有160多年历史的吉兰泰盐场改建成了全国第一座大型机械化湖盐场。“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小型工业的概称）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部分新产品填补了宁夏工业产品的空白，提高了工业品自给水平。
经过全区干部群众艰辛的奋斗，一些新兴的工业行业逐渐形成并初步发挥优势，一些企业由于拥有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产品畅销全国。宁夏一直不能生产的大型机床、配套轴承、矿山机械及一些精密仪器仪表问世，煤炭、机械制造、铝锭、轮胎、合成氨、农用化肥、小型拖拉机、卷烟、日用化工、轻纺等工业产品从无到有。从1970年起，全区工业总产值一跃超过农业总产值而稳步上升，至1975年，由于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1965年的40％上升到70﹒8％，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较1965年上升了563.4％。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经济建设虽然曲折起伏，但总的还是向前发展的。1976年地区生产总值11﹒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1965年的4﹒66亿元增长146.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2﹒4％，第二产业增长397.2％，第三产业增长134.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33元，较1965年的211元增长57.8％；原煤产量800万吨，发电量14.3亿千瓦时，分别较1965年增长159.7％和10.1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770万元，较1965年增长62.6％；社会商品零售额55418万元，较1965年增长161﹒6％；地方财政收入19941万元，较1965年增长213.6％。但是，国民经济也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的现象十分突出；农业内部种植业与林、牧、副、渔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协调，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致使林、牧、副、渔发展缓慢；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协调，在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基础上，对农业投入过少，对人民生活“欠账”过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施工项目多，造成在建项目的竣工期延长，建成投产率低。经济效益普遍较差。1976年，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和利税都降低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此外，经济体制僵化，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治区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还能发展，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还会更快。经济还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是党的向心力的影响。尽管一度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以其卓越的贡献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所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仍然看到的是希望，他们仍然相信党，一心一意跟党走。他们相信内乱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社会主义事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正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发生严重失误和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破坏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力仍然获得一定的发展，这充分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三是全区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科技人员，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顶住压力、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促进了国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还得益于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外地迁宁工业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外省市迁入自治区的工业企业较大改变了自治区的工业布局，填补了宁夏工业的许多空白，壮大了工业基础。加之国家和兄弟省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使落后的自治区工业门类逐步增加，拉动了经济发展。
五、1975年的整顿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代表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后，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按照中央的部署，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召开一系列会议，从整顿铁路入手，对铁路运输、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等行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国民经济显现出了好的转机。
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于3月下旬和4月上旬分别召开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及全区公安工作等会议，安排部署整顿工作，成立了自治区整顿秩序指挥部，统一领导整顿工作。自治区和铁路沿线各级党委从3月开始，先后在银川、石嘴山、大武口、中卫等地召开誓师大会、广播大会等各种类型的会议，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和自治区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的会议精神，自治区有关部门和铁路沿线各级党组织，整顿、健全联防组织，加强了护路小分队的建设，组织民兵护路队，实行分段包干，负责铁路治安。铁路沿线还派出民兵进驻13个车站，协助维护站、车秩序。银川铁路分局及各段站普遍对原有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整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遵章守纪教育、安全生产教育和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的“四查”活动，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安全检查制、验收制和民主管理等制度。截至1975年6月，银川铁路分局超额完成国家运输计划，货物发送量、装车、卸车、货车周转时间、中转时间、在站停留时间、净载重等项主要质量、数量指标，都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各地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把路内整顿与路外整顿、点线整顿与全线整顿、集中整顿与经常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银川铁路分局以银川、石嘴山、大武口、中卫等车站和石嘴山、中卫两个机务段为重点整顿内部秩序。铁路沿线以银川、石嘴山两市为重点整顿城镇和沿线社队的治安秩序，教育群众爱路保货，坚决制止无票乘车、中断运输、挑衅斗殴、哄抢物资、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等违法行为。上级党委还对银川铁路分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从消除派性入手，撤掉了闹派性的坏头头。许多领导干部改变作风，深入基层，边劳动、边指挥、边做思想政治工作。经过整顿，全分局超额完成了1975年国家运输计划，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客运量、客运周转量均比上年增长，客车安全正点率达100％。
1975年2月，自治区党委根据工业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全国主管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开始对全区工业进行加强企业管理，严格劳动纪律，实行劳动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狠抓领导班子“软、散、懒”的整顿。并且狠抓设备维修，深入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自治区党委成立工交工作队并派出7个工作组到银川化肥厂、石嘴山第二矿务局洗煤厂、宁夏柴油机厂、银川拖拉机配件厂、自治区物资局木材公司等重点企业，帮助解决问题，取得经验，指导全面。。许多厂矿、企业实行了“三三制”，领导干部中有三分之一坚持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三分之一在基层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主持机关工作。8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后，自治区计委、建委、工交办公室向自治区党委呈送整顿的工作要点，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各项具体措施。进一步对工业战线进行整顿。
全区各地、各部门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摸底排队，对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重点骨干企业的班子进行了重点整顿。把党性强、有实践经验、能团结人、干劲大、身体比较好的同志提拔到了重要领导岗位上。在领导班子中实行开门整风，发动群众进行评论，不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党支部的建设，使其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抓班组长的配备，加强了政治、技术骨干力量。
根据“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原则，广泛吸收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实行群众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把专业管理建立在群众管理的基础上，并建立了岗位责任制、质量检验、经济核算和安全生产等必要的规章制度。还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坚持贯彻“生产和节约并重”的原则，发动群众大搞修旧利废、加工改制、节约代用，采取措施，降低消耗，认真清仓查库，做好物资调剂工作。加快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保证按计划投产，更好地发挥投资效果。各地区、各部门对基建项目重新进行了排队，把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到必须保证的重点项目上。
经过上述整顿，1975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14.4％，全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0亿大关。列入自治区计划的70多种主要产品大都完成了全年计划，其中煤炭生产、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等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此外还建成了一批重点工程，实现了几百项技术革新。
9月至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在银川召开由区、市干部参加的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会，对农业如何学大寨提出了具体要求。会后，各地抽调干部参加了对农村社队的整顿，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1975年虽然有部分山区遭受了严重干旱，但全区仍然获得了好收成，农业总产值达46002万元，粮食产量达10﹒95亿公斤，是继1974年的又一个丰收年。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得到了提高，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和沟、渠、路等农田配套工程虽然没有达到年初预定的目标，但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2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教育革命会议，讨论了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1975年教育事业计划和教育十年规划意见，开始对教育进行了整顿。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坚持面向农村的方针，改革原有的专业和教学内容，逐步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各地不断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实行国家办学和群众集体办学共同推进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充分发挥全日制学校骨干作用的同时，开办耕（牧）读班、早午晚班、政治夜校、附设儿童班以及识字班、包教组等各种形式的学校，努力解决农民子女上学的实际困难。各地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保障普及农村小学5年教育，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继续选调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转业军人充实教师队伍。全年全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小学在校学生分别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从3月起，自治区和固原、银北、银川地区各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宁夏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的医院先后派出390余名医药卫生人员组成19个农村卫生工作队和医疗队，分批深入到阿拉善左旗、固原、海原、泾源、西吉、隆德、同心、盐池、灵武、银川等地的广大农村和牧区，共新建合作医疗站370多个，使全区实现合作医疗的大队由1974年底的55﹒7％提高到95％以上，绝大多数市县全面实现了合作医疗。城市医疗卫生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医院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水平。实行了医院和基层厂矿企业挂钩，医务人员下厂、下车间巡诊的制度，并派出巡回医疗队深入阿拉善左旗北部地区，为贫下中农（牧）防病治病，培训“赤脚医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防病治病工作。城市医疗卫生单位在积极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深入机关、厂矿、街道，宣传卫生常识，发动群众大搞卫生，改进各种服务行业及公共场所的卫生面貌。。
1975年的全面整顿使“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混乱局面有所扭转，资产阶级派性明显下降，正常工作秩序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生产开始回升，国民经济出现了好势头。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而且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面整顿工作不得不终止。年底，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部署，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是，经过近10年的动乱，这个时候干部群众的认识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很大不同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不少单位再次出现混乱局面，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这种状况促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愈加强烈。
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公开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言行使人民群众义愤填膺。清明节前后，北京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宁夏有260多名群众参加。许多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通过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不满。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区各族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并广泛开展了悼念活动。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22日，银川地区各族各界群众10万余人冒雨在银川南门广场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25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的通知》，28日又在银川召开声讨和批判“四人帮”的万人大会，“文化大革命”在宁夏结束。
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使人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