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大跃进”主要表现为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地方工业两个方面。195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宁工委确定了年内炼铁3万吨、炼钢1万吨的指标。各地一边炼铁一边找矿，至8月累计炼铁56吨，炼钢3吨。9月15日，宁工委发出《关于当前钢铁冶炼情况及今后任务安排意见》，抽调干部群众约10万人到大武口、银川新城等地以“小、土、群”的办法大炼钢铁，炼的钢铁大多质量很差，只能入库存放。同时，宁工委确定了“依靠群众、小型为主、全面铺开、遍地开花”的大办地方工业方针，强调要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城乡工业网。1958年，全区工业企业发展到9500多个，较1957年猛增近30倍，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猛增到5.5万多人，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9211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猛增105.3％，但水分很大，效益十分低下。农业“大跃进”表现为“高指标”“浮夸风”的严重泛滥。在外省一些地方放高产“卫星”的影响下，一个又一个高产“卫星”也从宁夏山川各地相继放出。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和下年更高指标的提出，很多地方征了过头粮，过分压低农民的口粮和籽种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人，中宁、灵武等市县还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的问题。农业“大跃进”的另一个表现是大搞水肥土种运动，各地组织了30多万人搞积肥运动，引黄灌区各地还组织了30万人突击深翻土地，固原地区各县动员10万农民大搞水利，搞了不少劳民伤财的工程。
在“大跃进”高潮兴起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迅猛推进。1958年3月，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后，一个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在宁夏各地展开，社的规模越来越大。8月底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9月7日，宁夏第一个人民公社——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诞生。随后，宁工委大张旗鼓地推广其办社经验，强调并大社、转公社可以分两步走，采取先“搭架子”、先动上后动下的办法，即先把乡社合并起来，建立公社领导机构，再起草公社章程，讨论具体问题。各地迅速掀起办人民公社的热潮。9月12日，中宁县宣布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这是宁夏第一个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县。9月21日，宁工委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此时，贺兰、中卫2个县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次日，南部山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回族聚居的同心县韦州区星火人民公社成立。9月30日，新华社向全国宣布：“宁夏月底也可实现或基本实现农村公社化。”至10月中旬，引黄灌区14个市、县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0月20日，宁夏宣布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原有350个乡、169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共建立了152个人民公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打开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但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在“大跃进”中，各族干部群众发挥了冲天干劲和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对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各地片面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顾实际条件，不计经济效果，办了很多违背客观规律又劳民伤财的错事蠢事。人民公社化运动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经验教训十分深刻。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二三月间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但是，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清醒的认识。1959年2月下旬至3月初，自治区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宁夏区委监察委员会。在一届一次全委会议上，选举汪锋、李景林、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罗成德、吴生秀、王金璋、王志强、郝玉山、马信、刘震寰、朱声达、金浪白为常委，汪锋当选为第一书记，李景林为第二书记，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罗成德为书记处书记。甘春雷当选为监委书记。这次会议虽然对1958年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所察觉并提出了一些纠正措施，提出大力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等，但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急于求成，继续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5月，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了实行分级管理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分给社员自留地；算清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与包产单位和社员之间的账目；做好分配工作，分配给社员个人的部分一般占55％，最少不能低于50％，以使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改进供给制和办好公共食堂，改进干部作风，积极帮助穷队改变面貌等办法。这些措施初步恢复了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扣留过多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
但是“反右倾”斗争中断了这一进程。1959年7月至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区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随后，各地又重新修订了计划或指标，继续开展“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加之1960年全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普遍减产，全区粮食产量下降到46701万公斤，较1958年和1959年分别下降32.9％和26.3％，油料下降到解放以来最低产量的1309.8万公斤，大牲畜和猪的年末存栏数分别较上年减少10.4％和24.1％。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市场商品供应全面紧缺。全年却征购粮食1.39亿公斤（占实际粮食产量的29.8％），使农村社员口粮标准大为降低，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甚至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出现，南部山区部分地方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城市居民生活实行凭票、证、券供应，十分困难。然而，由于对农村形势估计不足，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但不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反而从“反瞒产私分”中找答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1960年春节前后，该县农村形势严重恶化。到3月底，全县浮肿人口和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达2605人和1801人，外逃度荒人口8518人。
为了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自治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纠正“一平二调”（即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和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拔拨），建立健全各项经营管理制度；调整粮食征购任务，连续3次降低了1960年粮食征购任务，并适当压缩城市粮食销售。1960年2月上旬，自治区党委相继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生活安排工作问题的紧急指示》和紧急通知，指示各地必须保证农民人均每天吃到0.5斤到0.625斤的原粮。调低了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除井下矿工及特重体力劳动者外，从10月起由每人每月15公斤调减为13公斤。调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增加农业投资以支援农业技术改造、供应农村急需物资及帮助穷社穷队生产自救，动员机关、学校、厂矿自办农场、开荒种粮。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自治区根据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精神，经与回族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协商，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伊斯兰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并对宗教干涉婚姻自由和教育、歧视压迫妇女、强迫儿童念经、限制群众参加文娱活动、对教徒的宗教处罚等加以限制或予以废除。宁夏宗教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过一些干涉群众宗教信仰甚至批判宗教的“左”的错误。
这一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发生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简称“双反”）运动的失误，给党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1960年5月至7月，自治区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8月17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电报《关于（对）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情况报告》，提出撤销刘格平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自治区人委主席职务、保留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以观后效”的建议，以及对有关4人的处分意见。9月初，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些建议，刘格平被撤销职务，并调离宁夏，杨静仁被任命为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主席。9月4日，自治区人委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在全区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教育，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1966年春。在运动中，一批省级、厅局级领导干部受到错误评判。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开展后不久，又开展了以“消除刘格平的地方民族主义影响，清除刘格平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为目的的“反坏人坏事”运动。1960年8月30日，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开展“反坏人坏事”斗争。“反坏人坏事”运动全面展开，并很快从厂矿企业扩展到农村。为了快批快捕，自治区领导机关极其轻率地下放了捕人权，并且错误地下达捕人指标，许多地方不顾正常法律程序而大捕大抓。10月后，根据发现的问题才收回了捕人权。至同年冬运动结束时，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超过2.8万人（后均甄别平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全区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不白之怨，许多问题的不良后果在以后若干年内都难以彻底消除，给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沉痛的教训应当永远汲取。
三、在调整中前进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全党上下逐步清醒过来，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月，自治区党委一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对贯彻落实“八字”方针作出部署，全区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自治区党委一届八次全委会议把1961年确定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要求各市县委负责干部都必须认真进行一两个社队的调查，全面了解情况，指导全盘工作。1961年4月，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城市整风三级干部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作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报告，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搞调查，把调查研究定成一项工作制度，如实地反映情况，说真话，解决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常委每年要有4个月的时间，到基层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后，自治区和各地、市、县委的主要负责干部都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就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工作实际，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自治区党委还多次派出调查组到固原、中宁、吴忠、盐池、同心等地调研农村工作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意见。各条战线也都进行了本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自治区党委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意见》以及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和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推动了国民经济和各方面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1年9月30日，《宁夏日报》头版套红刊发毛泽东9月8日应宁夏同志所嘱手书的他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后所作的著名诗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是毛泽东对宁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支持，是留给宁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正在克服经济暂时困难的各族干部群众给予了巨大鼓舞。《宁夏日报》配发了编者按语，并发表了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社论。各族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