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或者说，不能运用科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观察历史现象，并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这样的史学研究不可能是深刻的。我国的回族史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收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阶段，间或进行一些考证和评论，除《回回民族问题》外，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研究的还不多。进入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学者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自觉地运用于回族史的研究，我国的回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白寿彝先生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回族历史，使他的研究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50年代，白寿彝先生撰写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两部著作及《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这些著作与他原来著作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框架观察回族历史，对回族历史作了新的描述，并对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比如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回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等。白寿彝先生指出：“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具备自己的居住条件、经济条件、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如果离开了这些，回族是无法体现为一个民族的。”又说：“在区别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并不忽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联系。”但是，“伊斯兰教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回族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回族并不能从宗教信仰上体现为一个民族。”白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80年代以来，白寿彝先生又发表了《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在兰州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的讲话》（1987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9年），提出回族史的研究要有科学态度。所谓科学态度，笔者理解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不能感情用事。这些对于指导我国回族史研究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白寿彝先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回族史研究的时候，并不是用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相反，白先生十分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史论。比如，白先生提出的关于如何编写回族人物的原则，即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白先生指出：“历史上是有过对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的人物，有过可以说是英雄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写不写，总是客观存在的。……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的路子，也可以不走英雄史观的路子，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子，就是说，走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他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阐明，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又要指出他们所受到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白先生的这些思想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回族史的实际相结合在一起，对回族历史人物的编写起了具体的指导作用。历史研究重视实证，重视第一手资料，反对讲空话、大话，这些都是对的。但是，科学的史学研究不仅要求有事实及事实的叙述、评论，而且要求从事实中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科学地解释历史现象。概言之，要求有自己的理论创造，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始终强调这一思想，这也是白先生回族史研究思想深刻的一个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回族史研究在引进和运用新的理论方面有了进展，比如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指导回族研究等。这对于扩大回族研究的选题范围，使研究的课题多样化，以及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指导回族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相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科学思想的精华，应该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我国的回族史研究，仍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三、关于新编回族史体例的探索
在回族史的研究中，白先生不仅研究了回族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也对回族史的体裁或体例问题进行了探索。白先生的基本看法是：中国通史，包括回族史的研究，应该吸收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写成新的史书。白先生指出，目前的史书，不止是回族史，而且包含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通史在内，都是采取一种综合论述的方法，这就是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把某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分别写出来。这种体裁的好处是能够把历史发展过程中间的社会面貌写出来，但也有两类重大的历史问题不容易体现。一类是制度问题，比如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另一个问题是人物传记缺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写人物，传记是史书最主要、占篇幅最多的一部分，人物传记也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不写人物就会把历史写成概念化的东西。据此，白寿彝先生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新体例。新的回族通史的体例包括四个部分：（一）对于回族史研究过程的论述。任务是把已有的回族史研究所经历的行程以及达到的水平、提出的问题写出来，目的则是说明新的回族通史是从什么地方起步，欲怎样发展前人的成果；（二）把回族历史发展的整个面貌按照历史顺序写下来，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三）写回族的各种制度。回族的团体，回族在经济、政治方面各种有特点、有民族性的一些东西，可以摆在这里。具体地说，又可包括12个方面，即地域考、生计考、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等。（四）写人物传记。把历代的人物传记都写上，写正面的，也写反面的，可以大量地写。把白先生的上述想法和《回族简史》比较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想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回族史的传统写法，也改变了一般通史的写作方法。白先生的这一设想，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传统史学体裁纪传体的恢复和改造，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人们的思路，彻底改变了人们过去只是在《回族简史》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的做法。白先生的这一设想是对回族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对回族史的体例进行过探索。比如陈垣先生1927年3月在北京大学讲《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时，就曾提出有意编纂《中国回教志》，内容包括宗教志、典礼志、氏族志、户口志、寺院志、古迹志、金石志、经籍志、人物志、大事志，附中西历对照表、唐宋辽大食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第表等，但这个计划没有实行，而且也不尽完善。目前，白先生的这个设想正在变成现实。有的则已经写出，比如《回回人物志》四册已经写出并已出版，其它有关部分则有待人们今后的努力。
四、关于回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白寿彝先生在回族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关于回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比如，回民起义是回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认真收集回民起义资料并进行分析，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学术界公认的贡献。例如，早在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白先生到云南时，就十分注重收集关于杜文秀起义的史料，其中许多是“人间罕见之本”。后来，将这些资料辑成《咸同滇变见闻录》出版。这个资料出版后，当时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好评。例如历史学家吴乾就先生在读到此书后说：“我曾读过一本数十万言的中国近代史，关于杜文秀只有寥寥数行的叙述，中间还夹有不少的错误，可见学术界对这问题向来未加注意研求。……在我们抗战艰苦期间，一切研究的条件都欠缺不全的环境下，白寿彝先生居然能忙里偷闲，花数年的心力，搜罗到这么多珍贵难得的史料，印成厚厚的两册，我们真有不胜空谷足音之感。”（吴乾就：《〈咸同滇变见闻录〉在史料上的新贡献》）建国以后，白先生对云南回民起义的史料进行了增订、补充，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云南以外的资料，如《咸同贵州军事史》等。同时，又增加了西北回民起义的资料，辑成《回民起义》4册，1952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在他之后，主要是80年代以后，我国又出版了好几种回民起义的史料，如邵宏谟、韩敏合编的《陕西回民起义资料》（1987年）、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1986年）。这些史料的出版，对于学术界正确理解和公正评价历史上的回民起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白先生又多次提出要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特别是回民起义的资料。他认为，我们的问题是，资料的搜集作得还很不够，官方的记载比较多，民族内部的记载、民间的记载比较少。因此，资料工作不是不能做了，而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除了收集文献资料以外，还要收集地方资料，包括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还有地方上有关的各种传说，包含流传的故事、歌谣等等都在内。白先生的这些意见都是十分衷恳的，受到许多学者的拥护。
综上所述可见，白寿彝先生学识渊博，成绩卓著，为我国回族史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代表了我国回族史研究的一个时代，在我国回族史研究的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认真学习白先生的治史经验，研究和深入体会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推动我国回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刊载于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