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白先生60年来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论述汇编成《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出版。内容包括国家与民族、民族史、回族史、回族史料序录、伊斯兰教史、行纪和地方史话、民俗学记闻等7编。书中有回族史料，也有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更有关于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所发表的理论见解。因此，这部《论集》也反映了白先生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
白寿彝先生对民族史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这本书的编撰成功，完成了白先生的一个心愿。他在《题记》中说：“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编写一部新型的回族史，在好多场合曾经呼吁过，总是力不从心，没有动手。后来《回族人物志》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四册出版了，这是为新型回族史的开路之作。现在多卷本《中国通史》也已完成并且出版了，于是旧事重提，仿照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编写一部新型回族史的设想见诸行动了。我请两位比我年轻些的同志（马寿千、李松茂）帮忙组稿编排，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现在书稿已经完成，即将送交中华书局出版。我想在有生之年‘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作点贡献’的夙愿可以实现了。”○27《中国回回民族史》从体裁和内容上贯彻了白先生的民族史的编纂思想，是一部综合体的回族史。全书共分四编：序说、综述、专论、人物传记。白先生认为《中国回回民族史》是用新的体例编写回族史的一次尝试，是回族通史的版本之一。正是这种不断的开拓和创新精神，使白先生学术领域不断扩大，理论探索不断加深。他对回回民族史的研究是这样，对多民族的中国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白先生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通史中多民族历史的研究上。与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征的把握和对各民族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相关联，《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都把民族史作为其重要内容。《中国通史纲要》在《叙论》中列有三个问题：一、960万平方公里；二、50多个民族，十多亿人口；三、170万年和3600年。用醒目的数字点明了中国历史演进的空间、时间和创造中国历史的主体——50多个民族和发展至今的十多亿人口。虽然限于篇幅，还不能充分阐述这些问题，但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是明确的。而且在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的问题上，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看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讲封建关系的发展和继续发展，特别强调了“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其重要意义所在，一方面是如实地说明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从根本上正确回答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从而改变了一般历史著作讲封建社会发展时只偏重讲汉族地区的发展的倾向。这与白先生重视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是分不开的○28。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首章即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多卷本《中国通史》总的指导方针是撰写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从其他各卷的编写看，把各民族的历史都放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加以阐述，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民族关系史
由于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关于我国境内民族关系的研究，是任何时期的史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古代的史家就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29。近代以来，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史学界关于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上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争的问题，学者之间展开了争论。许多文章涉及到了这些问题○30。概括说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友好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矛盾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前者强调民族友好，后者主张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主要是民族矛盾斗争。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和平往来，也有矛盾斗争。但是二者哪一个是主流，各有各的证据，难以达成共识。对此，老一代史学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为提高人们的认识，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吴晗认为：“片面强调和平共处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样，用相反的方法，不讲和平共处的一面，只挑战争、压迫、屠杀的一面，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成是民族相斫史，那就更是错误的。”○31翦伯赞讲：“过去的史学家在论述民族间的关系时，一般都把战争作为主题，甚至只有讲到战争的时候才提到民族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民族之间的正常的和主导的关系应该是和平相处。只有在民族矛盾发展到和平相处的关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才爆发战争。……和上面的情况相反，解放后又有人为了避免引起各族人民之间不愉快的回忆，主张少讲或不讲战争，只讲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不强调战争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历史上所有的疮疤都揭露出来。但如果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可以不讲，那就是因噎废食。主要的战争是要讲的。因为战争不是历史的偶然爆炸，而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且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现。”○32白先生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1981年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作《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时，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知道，白先生并不是回避争论而提出上述看法的。他只是看得更开阔一些，他认为，从一个历史阶段看，民族之间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可能民族间打得难解难分。纠缠于这些历史现象中解决不了问题，最重要的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去看问题。白先生的这些认识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同。翁独健先生在大会的闭幕会的总结发言中说：“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33在后来由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中仍然延续了这一说法○34。
当然，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争问题，白先生也有过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应该看到，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也应该看到，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像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逐步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还是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35。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辩证地和发展地看问题，白先生就是这样将一些复杂的问题阐述清楚，并提出新的有创见的认识。
（三）关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有撰述民族史的优良传统。客观地说，中国民族史撰述起步很早，但一度重视不够。白先生在其论著中从多角度论述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出发看民族史的重要性。白先生说：“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研究各民族的起源，了解这些民族历史上的根源是怎么回事，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36他还说：“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能丢开民族关系的发展，丢开没法讲。”○37白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也有切实的体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民族史就被置于中国通史的首位。翻开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题记和总目的后面有4个插页：一页是影印的毛泽东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另外3页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蒙文版书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藏文版书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文版书影”。在一套多卷本的大通史的首卷最为显著的位置作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有深意的。联系该书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安排反映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对民族史的重视。《中国通史》导论卷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所讲的三个问题（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也都是紧紧围绕着多民族史撰述的历史、现状和几个理论问题展开的，显然是把对各民族历史的撰写看做是中国通史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基于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认识，白先生对民族史重要性的理解是准确而深刻的。
其次，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和民族团结的角度看民族史的重要作用。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白先生就对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他认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作用，更宽广、深刻和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同时，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也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38。这些认识不仅把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对历史学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也表述出来。白先生对回族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更加具体地表达了他对民族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教育回族人民，鼓励回族人民继续前进，让回族人民懂得过去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对祖国文明创造的功绩，加强自己对维护祖国、建设祖国的责任感。这是他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出发而阐发的见解；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着眼，他认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让兄弟民族，包括汉族，增进对回族历史的了解，让大家更多地知道回族的历史跟全国各民族的历史分不开，回族跟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加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39。
从对回族史的研究到多民族中国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从民族史的视角到历史教育、民族团结的视角，白寿彝先生以其恢弘的视野，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使他跻身于民族史著名学者的行列④，成为民族史学界具有深刻个性特征的史学家。重视理论研究，提倡开拓创新，主张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色在他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关于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白寿彝先生力主发展的一个学术领域，多年来的治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使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整体的把握，他的通识也使他对民族史学的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有准确的定位。同时，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角度，他建议发掘民族史学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一）对民族史研究工作的认识
关于民族史研究工作，白先生特别重视研究方法、总结工作、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建设工作。
怎样研究民族史？白先生认为，最要紧的是放开眼界，发掘潜力，不断综合新的研究成果。放开眼界，就是要能提出新问题，不要总是拘束于过去已经提出的老问题。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40。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问题，是白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重视总结工作，更是白先生所提倡的学术不断出新的基础。1988年10月，白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作题为《关于民族史的工作》的讲话，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总结问题。时值建国40周年即将来临，他有对40年来的民族史研究工作作总结的强烈意识。他说：“总结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值得我们下力气去搞。我们把这件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民族史的研究进一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41他建议民族史的总结，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按照民族去总结，或按照地区进行总结。在总结过程中，要注意到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等等。
重视总结工作，是史学史意识的体现。总结工作是继承与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总结前人的成果是使我们的研究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这样看来，白先生对民族史总结工作的重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他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的撰写中作了示范。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便是对建国前（从先秦的典籍到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中国民族史撰述的总结。在总结的最后他所提出的看法，对民族史的研究，对民族史学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说：
以上，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他们接触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机会比较多，因而汉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也相当重要。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很不相同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