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一份“宣言”。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对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学体裁等七个方面的遗产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35。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认识。笔者认为，白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史学概论》（1983年）等，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仍然感到它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所谓科学的认识，不只是讲先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后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也不只是阐述先有什么修史制度，后有什么修史制度。所谓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在根据充分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史学发展规律，而其核心是捕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创造出来一定的史学、产生出来一定角色的史家。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36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的这一撰述宗旨。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是他讲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37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白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38。金著撰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刘著撰于20世纪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的这番话，是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39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就是白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
第四，史学史对于历史教育的意义。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确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是，从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思想遗产。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有关阐述历史教育的论文多达20篇；而在1982年，先生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不难看出，作者对历史教育，以及他从史学和史学史领域来探讨历史教育价值的学术特色。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40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到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按笔者的理解，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的。可以认为，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白先生在史学史思想领域的成就，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白先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同经学、子学的关系。他指出：《诗》、《书》、《易》、《礼》、《春秋》等，“是最早的史”，尤其是“三礼”中的若干篇，“都是比较早期的不同形式的古代史书”，只是后来才变成了经典。他又指出：“史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经书中都谈到了”，这是从思想上讲；如若“从史书体裁上讲，经书中包含了多种体裁，后来史书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和文选等体裁，在经书里早就有了”。他又举出《老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证明子书同史学的关系，并强调说：“从历史上看，儒、法两家根据[过往的]历史来观察历史的未来，都有说对的那一面。”○41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讲经史关系、子史关系，不是如同现在人们讲的“交叉学科”的那种含义，而是指出它们在渊源上、思想上、表现形式和实际运用上的相通之处，意在拓展和丰富史学的内涵，开扩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增加他们的兴趣，深化他们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白先生主持了“中国史学史之史”的座谈，同时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第四章“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中，列举有关论述，上起司马迁《史记》，下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白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这样写，一是尊重前人，二是自觉教育。他在1984年12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讲道：“我们正在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例，有一条规定，即在每一卷的开卷（篇），要谈谈基本材料及与本卷有关的问题和研究成果。那就是说，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要知道过去人和当时学者的论述及其成就，以便于在这个已有研究成果上起步走。这对于工作很有好处。一方面可以参考旁人已经提出来什么问题进行思考，又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某些问题的研究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如果不管过去，我们就从头搞起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可能费时多而功效小。了解、研究一门学科的已有成就，实际是对本学科的自我批评。这不是对个人，而是对这个学科已有的成果进行探讨、评论。对我们的史学史这样做，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42这些论述，集中地反映出了白先生的学术史思想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方法。现今学术界有许多人在讲学术规范问题，这是很必要的。所谓“学术规范”，首先就是要尊重学术史上的成果和当代人的成果。在这方面，先生的思想和治学实践，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白先生所撰《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前期。这两章的文字，名为“分期”，实为一部中国史学史论纲，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远在一般讨论分期问题之上。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来看，作者没有特意提出有关分期原则的论述；但分期的原则确是存在的，即史学史分期大致与历史的分期相吻合。作者也没有特意提出有关分期标准的论述，但分期的标准也确是存在的，即充分考虑到时代的特点和史学的特点之相互关系。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思想，依笔者的肤浅认识，一方面是不脱离历史发展来论述史学发展，又一方面是从时代特点去揭示史学面貌，并以史学面貌反观时代特点。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在这里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这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研究史学或其他文化现象，都不应脱离客观历史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这样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3．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白先生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永无止境，二是重在创新。白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广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许多设想。关于史学史研究，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因而也有不少设想。“处在建设前段”，这是白先生近些年来常常提到的，表明他对发展史学史研究的期待和信心。1985年，白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了教材建设问题，举办讲习班问题，试办专题座谈会问题，提倡开拓性研究问题，编辑史学史丛书问题以及办好《史学史研究》季刊问题。白先生设想的这些工作，有的开始做了，有的尚未进行；而已经开始做的，也还需要坚持下去，尚未进行的，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逐步做起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白先生关于提倡开拓性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设想。第一，关于研究和撰写中国“全民族的史学史”问题。他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43中国自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客观上拥有多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史学，史学史应对此有真实的反映。在先生的倡导之下，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注意到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与史学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只是起步阶段。第二，进一步开展对外国史学史的研究。白先生认为：“西方史学史项目大，‘西方’两字包含内容太多了，但光有西方史学史还不够，要有国别的、地区的，要想办法逐渐发展。日本的、东南亚各国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各国的史学史，也要逐渐地展开。开展有关的史学工作要采取一个迎头赶上的做法，人少不怕，先熟悉大概情况，有所鉴别，有所批判，再跟具体研究的问题联合起来，工作情况就不同了许多事情不是一提到就能办出来的，但我们应该做，我们是一个大国，怎么能不做呢。”○44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白先生的开阔的思路、具体的设计、对困难的估量、对前景的信心以及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笔者以为以上关于中国的全民族的史学史和外国的国别与地区的史学史之研究及撰写的设想，可以看作是史学史研究者在21世纪里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