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
学术思想
一、神圣的社会责任
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学人，在治学道路上总是有一种思想上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使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攀登，直到光辉的顶点和生命的终结。这些学人，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他们的皇皇巨著，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白寿彝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人。当我们怀着钦敬之心，去追寻白先生的治学道路时，就会逐渐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动力的巨大和长久！
白先生治学的动力，首先是出于社会责任感。193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第一部中国交通史。这年，白先生28岁。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白先生已显示出他对于国家命运、社会前途的关注与责任。他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进而指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①这一段话，写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七七事变前夕，只要我们回溯历史，就会感受到作者的这些话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有份量。
由此可以看出，白先生从他踏上治学道路的时候起，就明确地树立起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伴随他走过60多年的治史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作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反映在这样几个方面。
1．对史学工作有崇高的目标
史学工作是神圣的。在中国古代，这种神圣性固然有针对朝廷和君主的一面，同时也有针对历史、当世和后人的一方面；近代以来，这种神圣性主要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同时也针对历史和后世。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突出的自觉的意识和深刻的见解。1984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白先生在《面临伟大的时代》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常常想，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我所理解的时代感，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要从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去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又一方面，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要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认识历史，而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了历史的时候，才能深刻地理解当今的时代，更好地为时代的要求服务。这是历史工作之所以能够教育历史工作者本身、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②
在这里，白先生把时代的认识与时代的要求和教育自己与教育他人几个方面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说，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史学工作之神圣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归宿。20世纪80—90年代，在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浪和史学工作的多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这是他的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2．为学科建设殚精极思
不断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史学工作的质量，努力实现史学工作的崇高目标。20世纪50—60年代，老一辈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为历史学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80—90年代，白先生在这方面继续作出贡献。1978年，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学风问题、理论问题、组织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认识和具体的建议。他讲学风，是把中国古代史家重视才、学、识、德和当今史家如何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使人感到真切具体。他讲理论，是强调根本原则，指出：“理论问题，最基本的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个人和群众等问题。”③白先生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革”的历史教训，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讲组织，一是强调史学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一是强调史学工作的规划问题。显然，只有组织了队伍，制定了规划，史学工作才有可能按照预定的目标顺利前进。白先生的这些话，发表于1978年百废待兴的年代，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1982年，白先生着手主编《史学概论》一书。次年，此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一些高校历史系用作教材。此书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独自特点的著作，所论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1983年，白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并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六个方面作了阐述④。所有这些，对于史学界的一些同行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和积极的意义。史学工作的崇高目标，是必须由史学工作者通过研究所得使自身受到教育，然后再去教育他人，才能实现。
3．强调历史著作走近大众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史学著作如何才能走近大众、便于大众接受？白先生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于1961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讲到一点，就是史学工作者要注意提高“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要文理清楚，结构完整”⑤。1962年，他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一文中，专门讲到“史与文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学好语文，就不能普及历史知识，不能普及历史教育”⑥。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史学工作者的语文修养。1981年，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专谈“历史文学”的。这里说的“历史文学”，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白先生就这个题目，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传统作了精彩的概括。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指出：“其实，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⑦其后，他在《史学概论》一书中，又专设一章“历史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它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地位⑧。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付排之前，请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一些同志参加讨论，逐段进行修改，为的是让人们读得懂。正如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所说：
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上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⑨
4．关心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
史学工作同其他任何社会事业、科学工作一样，要不断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补充进来，以保持它的活力。白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又长期在高等学校执教，不论是从教育事业的角度还是从史学事业的角度，他都深知培养年轻队伍的重要。白先生言传身教，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历史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1961年）、《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1961年）、《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981年）、《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1983年）、《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等文章和讲话，都满腔热情地期待着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并在许多场合给予具体的、明确的指导⑩。他不论是讲基本训练，还是讲史与论、史与文、精与博的关系，讲认真读书、文章章法，讲历史、史学、史学史的关系等，都贯穿着“加速培养后备军”的思想○11，都结合着史学传统来讲，其中也都包含着他自己的甘苦和经验，使人感到亲近、真切，可以身体力行去做。1983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结业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了这样一段话：
希望大家要认真读书，学历史和学旁的都一样，有一个不断补课的过程，没有一劳永逸。要不断地补课，有好多课是要补的。过去我们讲历史，不管中国的和外国的，讲社会生产力总是讲得不够。现在，更麻烦了。科学技术在进入了生产过程以后，就是生产力了，当它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时，它也是潜在的生产力。我们为了懂得一定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还要懂得那时的科学技术状况及其在生产上的使用状况。这我们就须补充许多知识。此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起码常识都应该有。讲到历史的学术文化问题就更多了。大量的有计划的补课，对于我们有十分迫切性。思想上不能安于小成，安于小成就一无所成了。当然，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懂，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总要要求知道得多一点、深一点，千万不要故步自封。○12
“不能安于小成”，这是多么恳切的提示和期待。十八九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壮年。重新再来读一读白先生的这段话，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从白先生的工作和论著来看，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也看得很宽。许多史学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在白先生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意识要更自觉、更强一些。这是他六七十年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二、执著的理论追求
白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另一个动力，是理论上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白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对朱熹思想和撰述有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论述，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新建设》1954年第1期）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170万年和3600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白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以及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尝试。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又说明，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白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不已，并时时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白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看待的。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对后学是有力的引导，也是他本人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由于历史的环境和各人经历的不同，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对于他在理论上的追求，我们试作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清人黄宗羲强调：“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13白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尽可能作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其二，这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其三，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之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运用。1978年，白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