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雪片落在江上，一刹那的白——随即永远消失！”
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这两句诗，是在叹惋美丽生命的易逝。
十年前，我们都在为心中朦胧的理想和事业而奔波着，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几乎没有见到也没有想过死亡。但是十年后，那些与我们曾亲密一团、谈笑风生的友人，那些我们同时代、同辈的人，却时有传来他们消逝的噩耗。他们永远地消失了，至少是他们的形体、音容和能创造诗书字句的那些东西永远地消失了，一去不返了。这使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不堪一击。生命的容易逝去，就简直像风一样，吹过来迅猛，吹走急速。
雁北
雁北就是薛景泽。他的死是在南野的文章里知道的。这使我无比痛苦。后来更听说他是因为欠债而自杀，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接受。
记忆中的雁北是白白净净的内蒙大汉，可说是一表人材。那时候我在读武大，他在内蒙编《诗选刊》。当时的《诗选刊》以它的先锋性成为全国的权威选本，深得诗歌读者的喜爱。
《诗选刊》相当衷情于我，总是选我的诗，而且是组诗，还要我写“我之诗观”之类的文章，放在前面。责任编辑就是诗人雁北。
有一天，雁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蒙古大汉是到海南去的，中途专程来看我。于是，他用他的高级相机为我和朋友们在珞珈山美丽的春天里照下了许多镜头。那天晚上我们在武大门口一家湖南餐馆里豪饮，四人喝掉了三瓶老窖还加一些啤酒。喝到痛快处，雁北竟与一个本地人闹起来，非要揍人家不可。他对我们说，他想打一架。那个本地人怎么都想不明白，问我们他是不是神经病，干嘛非得揍他。我们对那个本地青年说，雁北是蒙古人，蒙古人都是这个脾性，你没在电视上见过蒙古草原上的摔跤手吗？他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劝说，雁北还是动了手。结果当地人就要我们等着，他去叫人了。我们感到大事不好，拽起烂醉如泥的雁北就跑，跑进学校大门僻静处喘气。雁北突然说，他照相机上面的镜头打掉了，那个镜头值一千多块钱。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分头去找，但都空手而回。
他回内蒙后来信告诉我：“照片一事惭愧得很，待我离汉去海南时发现相机内胶卷不知何时被强力扯断，大约也是那天酒场上的事，因此胶片未能退回暗盒内，打开相机后全跑光了，试印了几张，面目全非，只有待下次专门去补过……真是酒事误人呀！”
海南建省，他想去海南图发展，我毕业后因为分到省某机关不适应循规蹈矩的八小时工作制，也停薪留职去了海南。雁北当时来信力邀我与他一起去海南办《诗选刊》。但是，当我在海南的时候他又有事回了内蒙。我当时在海南心情沮丧，觉得就是办成《诗选刊》也未必有读者。因为商品大潮在中国已不可遏止，诗人们只能陶醉在自己的净土中，而在社会角色方面却处于十分尴尬和暧昧的境地。我那时对诗的热情已经骤退，迫于生计，也改行写了小说。写小说对我来说无异于是逼良为娼，迫不得已。我一直都活在诗歌的情绪里，对小说中那些世俗生活的描绘厌恶之极。
记得我从海南回来之前给他去过一封信，表明我不想呆在海南。回汉后，我跟随一个承包船队漂泊在长江沿岸，后来又是调动工作，从此与雁北失去了联系。现在，听说他死了，翻看我们之间的通信，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这么一个生龙活虎，血气方刚，动不动就想寻衅闹事的内蒙小伙子、一个诗人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无影无踪。一种年轻的东西（无论是人或物）成为历史，这将是多么可悲。而且，他是为何欠人巨债，为何走上一条弃诗从商之路，从而被逼上绝路的？
饶庆年
庆年写着他多雨的江南，在他的诗中总弥漫着潮湿温润的气息和绿茶的芬芳。
“多雨的江南的雨/是无声的极细极细的雨/多雨的江南的雨/是不知不觉便湿了窗棂和花裙的雨……多雨的江南有泥泞的小路/有叼鱼郎掠过的滚动着水珠的团荷/有散发着温热气息的水牛粗糙的皮肤/有湿润的故作愁态的紫丁香和野百合/有带点儿哑声的小花狗亲昵的嗓音/有不肯上升而四处弥漫的柴草淡蓝色的烟气”。这些诗是如此的美妙，纤尘不染。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玛拉美说过：“世界被创造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庆年心中的世界，就是他的诗。
我们几乎是同时步入诗坛的。他的江南诗比较早获得诗坛承认并影响了一大批人。我的诗风与他不大一样，偏向于朦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1984年春天，庆年与梁必文（另一位蒲圻籍的江南诗人）两人应邀到我公安的家中去玩。我发现他对我的六弯床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那种床有镶画玻璃。几块玻璃画的是江南山水（请我当时文化馆的同事画家画的）。他说这种床我们蒲圻没有。当然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这些风俗有浓郁的诗意。庆年曾说他一定要写一首关于这种床的诗，后来似乎没写（我没见到）。
第二年我来到武汉读书，省诗歌学会在他的操作下成立了，他成为会长，我是副会长之一（还有熊召政、王家新、刘益善等）。省诗歌学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许许多多的青年走向了诗（而不是金钱、犯罪和游手好闲）。当然，庆年在工作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两年后学会实际上就名存实亡了。而庆年也开始涉足商海，并且很幸运地赚到一笔在我们看来是天文数字般的钱。
1993年我们还一起吃过饭、聊过天，但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人也越来越忙，脸色也越来越糟。他患重病之后，据必文说，一天要打一万元一瓶的针药。庆年感慨道：赚的钱全打了针。
他的文化生意做得比较臭，在北京让中央电视台暴了光。不过事后庆年说，一点事都没有，没谁来找他的麻烦。原因是他没触犯法律。
他死时不足五十岁，家庭也出现了危机。知内情的人说，他是累死的。北京武汉来来去去奔波，都是为了成为更厚实的商人。有人说，像他这种病，只要静心休养，总可以多活个十年八年乃至二十年。其实他赚的钱够他花了。我现在要问的是，是谁把他推向了凶险劳碌的商海？是他自己还是恶魔的诱惑（想到雁北的死，这个疑问越来越强烈）？他一点也不像商人，穿得朴素，背着乡下人出差用的人造革旅行包，他很可能没有潇洒过。那他赚这么多钱干什么呢？这个像江南一样多情的诗人，这个当年的中学教师，他为什么放弃了诗呢？诗的意境像江南的烟雨，忧伤地笼罩在我们心头。谁把他从多雨的江南过早地驱赶到永恒的寒冷世界中去了？！
顾城
“我听见/鸟和树叶的赞美/木锯的拍节/橹的歌/兰叶和拱桥弧形的旋律/风，在大地的边缘/低低地询问……/没有脚印/没有足音……/我知道了/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一次刚刚开始。”（顾城：《水乡》）
顾城的诗总是像童话，舒婷说他是童话诗人，总是活在童话里。
我没有见过顾城，与他只有过书信的往来。
1983年，我与王家新准备编一本朦胧诗选。家新负责组稿，由我编稿。组稿信发出后，陆续收到了一些人的诗稿，比如杨炼、徐敬亚、梁小斌、王小妮，等等。顾城不仅给我寄来了他的诗稿，还来信推荐了当时还是他女友的谢烨的两首诗。顾城的字写得比较糟糕，而谢烨的字却写得很漂亮，甚至有股男儿气。那两首诗家新看了也觉得不错，说可以收录。我去信告诉了顾城我们的意见，并要求他为此书写个序。没几天他就把序寄来了，说不知道像不像序。这篇序不足五百字，但异常精彩：“……最后，他们真的醒来了，他们看到生命中那个巨大的事实——不能重复的活，要发现、创造、收获，要用双手捧着泥土和宝石，要有牺牲的血液，在指间流淌，要在海天和冥冥万物之上，解开一束束阳光……”序中有多处改动，增加。这本书几经周折，未能出版。
数年里，这本书的原稿都保存在我手里，但近几年频繁的搬家，却有不少散失。在我听到顾城杀妻自缢的消息后，我赶紧找与他们夫妇有关的东西，发现谢烨手抄的那两首诗不见了，只剩下顾城字迹朴拙的“序”。
从写“序”人的心态和他的几乎纤秀的字迹看，他一点也不像个杀人魔王，也不像一个精神病患者。然而，正是这个人，却操起斧头砸向了爱妻——当年曾极力推荐其出道的女友。爱，变成疯狂的仇恨。既然将他所爱的女人带到那个岛上，为何又并将其劈死？！诗，诗的世界和天国还在他的心中存在吗？就像他诗中说的，他的生命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那么，从哪儿开始？那个异国的野鬼。
以上的三位年轻的亡者都与诗有关。这十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否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残酷的象征：诗和诗人都已经死亡，不复存在？“诗人就是说话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美。”（爱默生）但是他们已经永远地缄默了，他们的声音飞进星空，美，变成了残暴、杀戮、赚钱和逃债。
有人认为，新时期文学走得最远的是诗歌，她已经遥遥超前于其它文学式样，达到了高不可攀的境界。因而，她显得像一个游魂，混迹于尘世，但是她依然卓尔不群。
诗歌是孤独的，她也可能迷失。那些迷失的诗魂们，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之外安息。
诗是存在的，她像星空一样存在于我们头顶，不可凋落。只要你注视并且寻找。她将永远照耀我们，温暖，高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