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得民权村很有自由权，因渡海过来，当了那里学堂的总教习，恰好念祖便在这一年入了学堂。文明种见那里一班学生果然与内地不同，粗浅的普通学问无人不晓。内中尤其有两个很好的：一个名叫绳祖，一个名叫肖祖，都是念祖的族兄弟，比念祖略小一点。绳祖为人略文弱一些，而理想最长，笔下最好。肖祖性喜武事，不甚喜欢科学。文明种把他三人另眼看待，极力鼓舞。到了次年，又有一个姓狄名必攘的，来此附学。必攘住在舟山东北，离此七八十里，学问自然不及三人，却生得沉重严密，武力绝伦，十三岁时候，能举五百斤重的大石。文明种也看上了他。他虽不与三人同班，文明种却使他与三人叙交，他三人也愿交必攘。四人水乳相投，犹如亲兄弟一般。文明种看见这学堂的英才济济，心满意足，替学堂取了一个别号，叫做聚英馆。又做了一首爱祖国歌，每日使学生同声唱和。歌云：(歌文原稿已遗，故中缺)……。那聚英馆的学生听了此歌，爱祖国的心，不知不觉生出来了。光阴似箭，转瞬已是三年有余，学生的程度水涨的相似，一天不同一天。
文明种晓得这里的种已下了，再想往别处下种。传齐全堂学生，于休息日到一个大讲堂坐下。只见文明种不慌不忙，拿着数本书，走上台来，向众低头行了礼，各学生一齐起身，向上也行了一礼，仍复坐下，寂静无声。文明种把玻璃杯的茶喝了几口，然后说道：“鄙人无才无学，承蒙贵村的父老错举了来当这学堂的总教习，如今也有好几年了。深喜诸君的学问皆有了长进，老拙实在喜欢得了不得!目下鄙人又要离别诸君，想往别处走一走。老拙对于诸君的种种爱护之情，无以为赠，只好把几句来奉告……”说到这里，他又喝了一口茶，咳嗽了几声，即抗声言道：“诸君诸君，学问有形质上的学问，有精神上的学问。
诸君切不可专在形质上的学问用功，还须要注意精神上的学问呢。”念祖起身问道：“精神上学问怎样讲呢?”文明种道：“不过是‘国民教育’四字。换言之，即是民族主义。不论是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民族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在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别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讲到此处，内中一个学生惊问道：“怎么皇帝都可以杀得的!不怕悖了圣人的教训吗?”文明种把此人瞧了几眼，叱道：“你讲的什么!你在学堂里多少久了?难得这些话还亏你说得出口!”众人忙答道：“他不是本村的人，是从外面来附学的，到此才有几天。”
文明种说：“这就难怪。坐下来，我来讲给你听。《书经》上‘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话，不是圣人所讲的吗?《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又不是圣人所讲的吗?一部五经四书，那里有君可虐民，民不能弑君的话?难道这些书你都没有读过吗?”那学生埋头下去，答不出话来。文明种又道：“后世摘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一句书，遂以为国家是君所专有，臣民是君的奴才。你们想一想，这句话可以说得去吗?”众人都没有出声，停了半晌，文明种又道：“是必先有君，后有臣民，才可说得去。又必自盘古以来，只有他一家做皇帝，方可说得去。你们道有这些事吗?”众人都道：“没有这些事。”文明种道：“照卢梭的《民约论》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才成了国家。比如一个公司，有股东，有总办，有司事。总办司事，都要尽心为股东出力。司事有不是处，总办应当治他的罪。总办有亏负公司的事情，做司事的应告知股东，另换一个。倘与总办通同做弊，各股东有纠正总办司事的权力。
如股东也听他们胡为，是放弃了股东的责任，便失去了做股东的资格。君与臣民的原由，就是如此，是第一项说不过去。”众人连道：“是，是。”文明种又说：“三代以上勿论，自秦以后，正不知有多少朝代。当着此朝，口口声声都说要尽忠于此朝，和此朝做对敌的，都痛骂为夷狄，为盗贼。及那些盗贼夷狄战胜了此朝时，那盗贼夷狄又为了君，大家的声口又改了，又要尽忠于他，倘有仍想忠于前朝的，又说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所以君咧，盗贼咧，夷狄咧，其名是随时而异的。这是第二项说不过去了。何如以国为主，统君臣民都在内，只言忠国，不言忠君，岂不更圆满吗?”说到此处，众人都拍手。念祖起来问道：“适才先生所讲的卢骚是那一国的人?”文明种道：“是法国人。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们中国现在差不远。那老先生生出不平的心来，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便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肖祖叹一口气道：“可惜我中国还没有一个卢骚!”
文明种道：“有!有!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是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的学问，他的品行，比卢骚还要高几倍，无论新学旧学，言及他老先生，都没有不崇拜他的。”肖祖道：“到底那人为谁?”文明种说：“就是黄黎洲先生。先生名宗羲，浙江余姚县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名叫《明夷待访录》，内有《原君》、《原臣》二篇，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比《民约论》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
”绳祖道：“为何法国自有了卢骚的《民约论》，法国便革起命来，中国有了黎洲先生的《明夷待访录》，二百余年还没有影响，这是何故?”文明种道：“法国自卢骚之后，还有千百个户骚相继其后；中国仅有黎洲先生，以后没有别人，又怎么能有影响呢?”肖祖奋臂起道：“以后咱们总要实行黎洲先生所言!”文明种道：“现在仅据黎州先生所言的，还有些不对。何以呢?黎洲先生仅伸昌民权，没讲到民族上来。施之于明以前的中国，恰为对症之药，如今又为第二层工夫了。”必攘于是起身出席问道：“请问民族的主义为何?”文明种道：“大凡人之常情，对于同族的人相亲爱，对于外族的人相残杀，这是一定的道理。慈父爱奴仆，必不如爱其子孙。所以家主必要本家的人做，断不能让别人来做家主；族长必要本族的人当，不能听外族来当族长。怎么国家倒可容外族人来执掌主权呢?即不幸为异族所占，虽千百年之久，也必要设法恢复起来，这就叫做民族主义。”必攘点头称是。
念祖又出席问道：“先生刚才说要离了此处，再往别方，这句话一定使不得。学生们离了先生，就好像孩子离了爷娘一般，我们一定要留住先生的驾的。”文明种道：“你们都已很好了，我在此也没有什么益处，不如让我到别处去走一遭，或可再能开导些人出来，也算我文明种稍尽一分国民的义务了。”众人总不答应，说：“只要先生过了今年一年，就容先生往别处去。”文明种道：“时已不早了，诸君且退，有话明日再讲。”即欠身走下台来。众人只得各归自修室去。至次日五点半钟，大家方才起来，号房忽然走进来说道：“文先生独自一人，自拿一个提包，于三十分钟前已去了。”众人急忙走出大门来赶。要知能赶到与否，且待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