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邱镡在陇东为了人才焦急的时候，聚集着中国最多优秀人才的北京和上海此刻都密布在阴云之下。自4月27日《字林西报》爆出“善后大借款”事件后，南北双方便展开了一阵又一阵的论战，整个东部中国仿佛置身于火药桶之上，只要有一个细微的火星就能引发这个火药桶，从而产生剧烈的爆炸，刚刚从满清废墟中走出来新生民国面对着巨大的考验。
就在邱镡五月初率部前往陇东的路程之上，5月5日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争相发表通电，电文中具皆反对借款，国民党机关报《民报》连续几期在报刊之上言辞激烈的抨击北京政府，直斥北京政府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此举乃“卖国求荣”，更指责袁世凯为“****”，更有的报纸指出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之时利用权势窃取民国总统之位，实乃“窃国大盗”，逐此种种不绝于报端之上。
反观北京政府，根本对于南方国民党所控制的报刊刊登的文章不屑一顾。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署理国务总理唐绍仪、财政部长周学熙、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加紧利用五国财团拨付的贷款对清末民国种种积弊进行处理。
首先便是清理各省旧军队，编组新军。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陆军部根据需要裁撤巡防营旧军老弱，重新编组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30万人，裁撤安置费用150万银元，扩充编制新军话费520万银元。
其次是偿还庚子赔款及其他赔款。本次向各国支付庚款合计约9900万银元，支付其他各项赔款借款共计约3850万银元。
最后是支付补发拖欠各项行政公费约120万银元，其中补发拖欠教育经费56万银元。
北京政府在忙碌的应对各项从前清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本没有时间理睬国民党人的行动，对于孙文等人的抗议不加以表态，但是北京政府不表态不代表其他各省地方督抚不进行表态，也不代表其他报刊没有自己的主张。
要知道民国初年是整个中国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民国元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除了政党林立之外，全国报纸总数更是多达5000余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这些报纸之中不仅仅有拥护北京政府和袁世凯的还有很多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所以“善后大借款”之后，国民党众多报纸和激进党人进行抨击北京政府和袁世凯时，各地报刊和其他党派则开始为北京政府进行辩护，甚至连国民党资助的《民权报》也反戈一击的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著名报人原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后成为自由报人的梁漱溟先生也撰文写道：“现在既已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理应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政争，但是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一些革命先辈欲以革命的手段解决政争，如此会如何？余恐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继而达到极点，助长这种武人势力！所以无论如何，不应用革命那种手段，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
除《民权报》、梁漱溟的反对文章外，中外各大报刊具皆是反对国民党利用此次事件争权的报道，《大陆报》更是披露：民国元年八月袁孙北京会谈时，孙明确表态支持“善后大借款”，更披露孙原话“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更揭露孙在武昌起义成功回国之途上与英、美、日、德诸国财团商议借款之事更是引发无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行为极端反感，就连各大学学子也纷纷放下抗议政府的旗帜转而抗议国民党挑起争端的行径。
各地的封疆大吏也对此次国民党行为感到不满，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等人更是通电表示支持政府，反对利用武力解决争端。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以黄兴为首的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表示异议，并且对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黎元洪更是以自己南北两方都认同的身份奔走于北京、上海之间，希望利用自己在南北双方的颜面制止有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但效果甚微。
不过这些事情对于邱镡来说真的不是很关心，虽然从他抵达平凉开始，上海方面的电报几乎每天一份，而身在福建的许崇智也隔三差五的发电询问邱镡的想法，但是邱镡对于这些来电统统烧掉一律不做回复，因为对于邱镡来说他现在的局势也不是很理想。
在泾州筹划剿灭李凤萍匪帮的一团王都庆所部在北上庆阳时遭遇了突然袭击。六月十日，王都庆接到旅部电报要求迅速进占庆阳，稳定西北部局势。于是六月十一日王都庆派旗下一营过长庆桥向庆阳进发，六月十五日当一营在营长孙岳的率领下抵达宁州马莲河畔时突然遭到不明地方武装的袭击，虽然没有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是地方武装将马莲河一线的船只全部焚烧殆尽，致使孙岳所部被困马莲河，无法进抵宁州。孙岳电请王都庆后只好沿着马莲河向东经焦村、三不通、肖金镇、董志镇、西峰镇北上庆阳，但是沿途屡屡遭到不明武装的袭扰，致使孙岳所部士气低落，邱镡得到通报后，立即下令孙岳部在赤城堡休整待命。
陇东东部局势不稳，西部则陷入糜烂。六月十七日，混成三十五旅第二团翻过六盘山进驻固原，并在六盘山三关——萧关、瓦亭关、六盘关驻军把守，而后开始蒋鸿遇开始按照既定步骤进行剿匪战略。可就在蒋鸿遇展开剿匪行动之时，六月二十三日宁夏总兵马福祥率领三千回回营自同心城沿清水河南下连克红古城、镇戎所、官桥堡、秦家湾直逼海原县城。蒋鸿遇无奈之下只得暂停剿匪计划，留一个加强营驻守固原县外，于六月二十五日率大部兵马北上抵御马福祥部，并电请邱镡下达指令。在蒋鸿遇率部于六月二十八日抵达红城子一带时，得知六月二十六日海原县已被马福祥攻占，并且马军在郑旗营、八营一带布防以逸待劳。而就在这时横行固原、静宁一带的马三匪帮突然袭击静宁县，静宁县绿营不战而逃，马三匪帮占领静宁县城并自封“陇东将军”，并率匪部袭扰静宁、固原周边乡镇。
这一系列的动作令的本来就不安稳的陇东局势突然加剧，张志行、王学伊更是借此时机准备加紧联系陇东当地士绅，准备夺回自己的权势。
陇东局势不安稳，使得邱镡寝食难安，尤其是马福祥突然南下使得整个陇东变得风雨飘渺。
马福祥，字云亭，光绪二年（1876年）生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兄马福禄招募勇士200名，成立“安宁军”，任骑兵管带。光绪二十二年（1896）以乡试第二名考中武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随董福祥进京，驻防蓟州。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统率马步七营驻防山海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与兄马福禄率兵与八国联军激战于北京正阳门，其兄马福禄战死。京城失陷后，慈禧挟光绪帝西逃，马福祥随驾扈从至西安，担任宫廷警卫。翌年，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先后任清甘肃庄浪协镇守使、陕甘督标中协、西宁镇总兵、阿尔泰护军使、巴里坤镇总兵等职。民国元年八月，迁任宁夏镇总兵。
马福祥此人可以说是清末西北的一员风云人物，历经董福祥、长庚等人而不倒，足见其颇有几分政治才干。可是现在这个风云人物就直接堂而皇之的南下，这对于邱镡是一个重大考验。
就在邱镡研究着如何应对马福祥之时，六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及北京政府面对纷乱不平的局势，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而后命陆军上将李纯率第六师自黄州移驻江西。袁世凯此举一出，顿时战云密布，也同时宣告着黎元洪促使南北谈和的愿望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