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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逃离低生育陷阱 东北“催生”

新京报2021-02-20 22:13:480阅

杨景尧2016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先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来年便辞职去了北京,在一家体育报当中国足球部的编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感慨,如果这份工作是在老家长春就好了。”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增加不断降低。”宋丽敏解释。

家住长春59岁的刘女士,越发觉得周围职业的老年化倾向,“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岗位都是年轻人的,比如商场营业员,公园售票员等。但我现在逛超市,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2015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她告诉记者,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

除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生育的自然“降温”,计划生育的国策则加速了东北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2011年,辽宁省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

“城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职工比例越高,他们不仅享有劳动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一旦因违反政策而遭受处罚,受到的经济损失更大,不仅要缴纳罚款,而且对其升职、加薪造成直接影响,甚至面临失业或被注销城市户口。”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

刘果是吉林的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无法想象有了第三个孩子得多累”,“没财力没精力,是我们东北中年人面临的普遍问题。”

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相比2014年减少了9万;同时,辽宁也是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排名中,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

27岁的杨景尧直言自己这一代人多生的意愿不大。“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人在长春的大多数都已经结婚,也有不少生了孩子。但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朋友生了二孩。”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

不容忽视的是,进入“10代”,东北人口生育的雪上加霜更绕不开经济问题。此时,东北地区已经褪去老大哥的发展态势,进入产业转型的阵痛。

“经济发展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会的发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学业及工作层面,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姚引妹说。

姚引妹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就此,她认为,国家卫健委提出,在一定基础上东北地区可探索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可以理解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一种体现。

她还提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的高沉没成本,东北地区城镇化率一直较高,因此,很少有城市职工愿意为多生育而承担违反政策这种高成本,从而使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警报拉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

这些年“回与不回”是杨景尧的日常“纠结”。“我是不是该向生活妥协,回家乡去。”直到2019年,北京的房东不想续租,让他做了决定,辞别北京的好友,回老家重新找了份工作。

侯力指出,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东北2010 年 0-19 岁人口占比已降至 6.01%。经过代际传递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未来 20 年东北地区育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对生育水平下降起到更为严重的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天书建议,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减缓人口下降趋势和老龄化速度。

宋丽敏认为,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放弃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影响职业升迁、影响休闲娱乐,挤占了大量时间、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就,尤其是女性,损失更大,所以想法会更加减少。生育意愿低,不是东北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具体措施方面,宋丽敏认为,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考虑发放生育津贴,根据生育胎次差别、孩子年龄差别,采取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度。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

东北低生育困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状况。此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宋丽敏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如果说东北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段子手,那么在最新的统计数据中,“段子手”一年间便减少了42万个。欢腾幽默背后,东北低生育的困境引发关注。

“催生”

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就已坠入学者口中的“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2006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不足全国同期水平0.5%的一半,人口增长基本趋于停滞。

被称作“工业长子”的东北地区,是二人转和大秧歌的共同故乡,乱炖和酸菜的大型厨房,抖音快手流量明星的供应者。

由此,便有了国家卫健委对东北地区放开生育限制探索的回应。

此外,她建议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经济压力是他们的共识。“目前东北的工资水平不高,但物价不低,要维持好一点的生活水平,多生孩子肯定负担不起。生了两个孩子的那位朋友,本身家境就很好。”杨景尧说。

如何逃离低生育陷阱,已然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责任编辑:刘光博

如何逃离低生育陷阱

国家卫健委的答复在刘果的朋友圈刷了屏。但和朋友们聊起来,大家的态度并不乐观。

在这次“东北率先探索放开生育限制”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东北人口生育困境已经浮出水面。

多重历史因素下,东北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

“东北地区探索放开生育限制”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刘果说,二孩政策放开后,确实也有朋友主动选择再生一个。但要说再要第三个、第四个,大家都提不起兴致了。

此次,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提到,要“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

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98、0.84 和 0.88,已低于 1.0。十年后,2010 年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为 0.74、 0.76 和 0.75,已接近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水平,在全国分列第 3 至 5 位。

姚引妹指出,与之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才应该是“症结所在”,从而解决不想生、不愿意生或者不敢生问题。“不敢生”的关键在于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较高,住房、生产、抚养、托幼、教育等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

“在哪养孩子都要花钱,不是东北就花得多,但是东北赚得少。工资低、产业少,这些问题不是给几个学位这种配套政策就能解决的。”王莹说。

人口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东北地区的数据不够乐观。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辽宁团多名代表聚焦人口生育率问题提出建议。

她提出,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她直言。

国家卫健委此次在答复中也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

此次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探索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东北低生育率困境如何破题?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逃脱低生育陷阱,也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甚至可能不可避免。”陆杰华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变化,有的已经不把生育当作必选项。加上既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导致家庭规模本就在缩小,人口虽然缓慢增长,属于惯性增长,短期内仍有很大体量,但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一般要达到2.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学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说。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刘果的闺蜜小贻在生二孩剖腹产时,直接做了结扎手术。“和小贻一样,我们连第二个孩子都是计划之外的。2015年,我的儿子出生后,我和爱人一直没有打算要二孩。2019年再次怀孕后,我和爱人顺其自然地想要生下来,也希望老大有伴儿。”

宋丽敏前几年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她解释称,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宋丽敏称,我们研究时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近几年开始成为公共话题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东北人早已有了切身体验。

宋丽敏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

也就是说,东北三省一年减少了42.73万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排头兵的东北老大哥,194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 21.27%,1995 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 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4 个百分点。

新京报记者 王俊 沙雪良 应悦 戴轩 张璐 徐美慧 姜慧梓

经济下行与人口负增长,互为因果,不断循环。

上世纪80年代,刘女士毕业后到学校工作,学校里的职工大多是20来岁的小年轻。后来,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退休前,2012年左右时,我们单位工作的人几乎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陆杰华表示,现在看到的是东三省,下一步可能是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他们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

刘女士之前的一个邻居,曾因为超生被罚款,工资降了级,生活也变得很紧张。“后来这个惩罚程度似乎越来越重,还听说过有人因此被开除。我们那个年代的工作和现在不一样,有人丢了工作可能真的就没有营生了。”

“没自我、没时间、没钱。”哈尔滨的王莹(化名)直截了当地表示放开生育限制没有现实条件。

生还是不生?现在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一个公共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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