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在1943年春节前后，杜月笙又成立了一家专营棉纱的通济公司，就设在重庆林森路49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的楼上。杜月笙任公司董事长，杨管北任总经理，徐子为任副总经理，郭兰馨任总务秘书。该公司还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由徐采丞负责，资金由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共同负责。
杜月笙头脑一转，竟然拍电报询问徐采丞，能不能从上海购进一些棉纱运到大后方。徐采丞说可以，还说一次就可采办几千件棉纱，辗转内运。当时，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在沦陷区里多方搜刮物资，连老百姓家里的一口破锅一只铁钉都要强迫征收，对棉花等物资更是严格控制，徐采丞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就连杜月笙接到电报后都连连摇头说：“采丞兄要不是热昏，就是白日做梦！可能办得到这种事？”
不料徐采丞又来电询问：“假使我想办法买好6000斤棉纱，由日本兵护送，一直运到两军交战的阴阳地界，杜先生能否负责继续运往后方？”
面对徐采丞的离奇想法，杜月笙也不细问他怎样与日方的“梅机关”、“松机关”周旋，只给徐采丞立下四项大的原则：
一、争取敌伪物资，削弱敌伪力量，当然可以做。
二、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无论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
三、按照孔祥熙部长的既定方针，只能用钞票购买沦陷区货物。
四、棉纱运到前线后，有关方面自会接手，设法顺利内运。
要说这徐采丞迷惑日本鬼子还真有一套，他对日方“松机关”的头头说：“先允许重庆方面用钞票购买，让他们尝点甜头，有了良好的开端，以后进行物物交换也就有了可能。”
日军一方面急于与国民政府和谈，另一方面因战时延长，战略物资确已匮乏，也幻想以后能得到中国大后方的一些物资，于是谈判竟然成功。日方答应通济公司在上海采购棉纱，而且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其护送出沦陷区。6000斤棉纱可以起运的急电拍到重庆时，杜月笙不禁伸出大拇指说：“采丞兄真了不起！”
为了避免“发国难财”的嫌疑，杜月笙征得徐采丞的同意之后，向重庆官方郑重声明：这6000斤棉纱内运，他和门下诸人一概自尽义务，绝不拿它当私人生意做；相关的人员费用和上下打点的开销，都作为他和徐采丞等人对于国家的报效，无偿付出；至于棉纱运到后的分配及用途，悉听当局做主。杜月笙的这种态度颇受重庆有关当局的欣赏，戴笠也全力支持杜月笙。
这6000斤棉纱是分两次运出的，首批运出3000斤，先通一通路途，定好在界首集交接。这里位于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处，西北是国统区，东南是沦陷区。日本军队只同意将棉纱送至界首集附近的亳州。
杜月笙的人接货后，再往国统区走就要路过十尖河，此处真可谓“阴阳界”，是绵延百里的三不管地区，土匪出没，伪军窥视，散兵游勇捣乱，棉纱成了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在这种没有正规军的地方，恰恰只有帮会势力才能解决问题。在杜月笙的指示下，杨管北拜访当地的洪门大哥明德明。有了明德明的帮助，这批棉纱顺利通过该地段，安全运到西安。
第二批3000斤棉纱起运时，日军已经攻陷洛阳，原来的路线不能用了，杜月笙决定经由浙江淳安将棉纱运至内地。杜月笙派出自己的徒弟朱品三和通济公司副经理徐子为，让他们到上海接货。
淳安位于第三战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杜月笙的朋友，而且，军统局还在淳安建有重要特务据点。没想到，在这本以为是万无一失的线路上，棉纱运输却一再遇到国军官员的阻拦。
绵纱在上海装船后溯富春江而上，途经大源时被国军哨卡阻拦，朱品三给哨所所长行贿6000元才得以通过。船队行至洋浦口，货运管理局的一个所长又找麻烦，朱品三来个霸王硬上弓，带手下人用枪逼着这个所长，硬闯了过去。
船队开到场口镇，当地国军首领俞主任又要“值十抽二”，索取20%的买路钱，遭到拒绝后，这位俞主任立刻下令：“连船带货，全部扣留！”杜月笙拍电报，让杨志雄从上海赶到场口镇，给当地国军一些好处，船队才被放行。好不容易到了淳安，顾祝同又把棉纱扣下来自用了，这批棉纱最终也没能运到重庆，彻底被官军敲了竹杠。
回上海迎头淋冷水
杜月笙是个爱面子、重形象的人，他在陪都重庆做生意，也算处在“天子脚下”，所以一向比较谨慎，唯恐沾上“扰乱秩序”、“发国难财”、“与民争利”等不良名声。可是，人毕竟是有贪心的，临近抗战胜利的时候，杜月笙一念之差，参与到非法的黄金投机中，尽管没有惹出大祸，却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
1945年3月29日，经蒋介石的最后批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从3月30日起，把黄金价格由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高到每两3.5万元。这项政策的出台，等于将当时流通的法币币值贬低了75%。
财政部的指令是29日下午发出的，文件是在各大银行营业结束之后才送到的。这本来属于绝密，可是，却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原来，杜月笙的学生、国民政府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提前将这一绝密经济情报透露给杜月笙。
杜月笙立即命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付款1000万元，买进黄金储蓄券500两，黄金升值后，一举赚得法币500万元，折合黄金250两。
杜月笙还拔出巨款，让大业钞票印刷公司老板李祖永和杨管北等人也狠狠买进。与杜月笙交情甚笃的李祖永，一个人就购进黄金储蓄券3300两。3月28日那天，黄金储蓄券出售的数目猛增了1万多两。
因抢购数目太大，使金融界、商业界和企业家们都大为震惊。消息传开，市场波动，人心惶惶。正直人士对此感到气愤，那些想要分肥而未曾分到的人也感到眼红，一时间满城风雨，舆论哗然。
29日晚，孔祥熙连夜谒见蒋委员长，报告此事。蒋介石听了大为光火，下令一定要严肃重处。这次抢购黄金储蓄券的风潮发生得非常突然，购买黄金储蓄券的款项大多是由各商业银行转账，或者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划款，抢购者绝非一般市民。经过调查，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有重大泄密嫌疑，被扣押审问。李祖永等人也被拘禁待审。
重庆抢购黄金储蓄券，成为全国上下众目睽睽的重大案件，一时成了陪都重庆的头条新闻。无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政学系的报刊，都纷纷转载，人们在等待揭开真相。在重庆各界人士和报界同人的揭露和追问下，蛛丝马迹全都牵到杜月笙身上。
购进黄金储蓄券是需要实名登记的，名单公布时出现杜月笙的名字，再加上各报刊的口诛笔伐，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震得杜月笙目瞪口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杜月笙就以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历年来为了抗战救亡不知做出多少牺牲。如今，为了区区250两尚未到手的黄金，荣誉毁于一旦，成为万众斥骂的对象，杜月笙懊悔欲死。
看到许多人来解劝自己，杜月笙摇着手说：“算了！做错了事情，是非自有公论，我只恨自己一念之差，出道三四十年的一点虚名声，统统完了。好不容易鲤鱼跳过了龙门，如今又跌回河滨里去了！”
杜月笙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多家银行、公司的董事长，许多军政要员和财阀都是他的兄弟，他还与孔祥熙合办过不少公司。鉴于此，蒋介石与孔祥熙只好不再穷追细究了。
法院拉开架子准备提起公诉的，戴笠及时出面相救了。当时抗战胜利在望，杜月笙有一个准备接收上海的计划，戴笠把这个计划告诉蒋介石，蒋介石赶快召见杜月笙。随后，戴笠故意把蒋介石召见杜月笙的事告诉法院。于是，审理此案的法庭终于没有公开传讯杜月笙，那几个在押嫌疑人也都恢复了自由。只有王绍斋被判几年徒刑，用来掩人耳目、搪塞舆论，杜月笙等人安然无事。一场震惊全国的黄金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黄金案虽然摆平了，但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好感也打消了大半。
有一天，蒋介石对孔祥熙说：“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头子压一压。”孔祥熙劝解说：“人家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介石不说话了。孔祥熙邀请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去孔家吃饭，把蒋介石的话讲给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杜月笙当时没说什么，离开孔家后，他在路上对范绍曾和杨虎说：“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不久，蒋介石看到机房街罗汉寺里死亡的新兵，他认为，当时克扣军饷成风，新兵还没有上战场就被折磨至死，此事万难容忍。于是，蒋介石枪毙了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程泽润就是一个四川袍哥首领。
1945年4月，蒋介石召见尚处于“黄金案”风波中的杜月笙，是给杜月笙布置一项任务，让他“驰赴东南”。这项任务是策应盟军，防止日军在撤退前破坏上海，保护上海的一切公共设施，诸如电厂、码头、自来水及道路桥梁、邮电交通等，同时，利用尚存建制、受过美国训练的忠义救国军，阻拦新四军进入上海等大城市。
6月25日，杜月笙率领顾嘉棠、叶焯山，带上私人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乘自备轿车离开重庆抵达贵阳，与戴笠等人会齐，在夜间去机场搭乘美军运输机，先飞往湖南芷江，几天后又飞向福建长汀。途经日军占领的衡阳，美国人梅乐斯让驾驶员在衡阳上空盘旋三圈，摄取衡阳地面的照片，杜月笙害怕日军的高射炮，吓得直念：“阿弥陀佛，菩萨帮忙。”所幸日军并未开炮。
陆京士（已是少将工运特派员）、张晓岩、龚夏、赵云昭等18人，在汀江迎接杜月笙、戴笠、梅乐斯等人。一行人会合在一起，乘坐长途汽车直奔永安，拜会了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又前往铅山，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款待。
离开铅山后，杜月笙、戴笠、梅乐斯等人于7月15日到达浙江淳安。淳安当时设有国民党军统局55号站，负责人是林基（又名俞祥琴）。
杜月笙如此辛苦辗转急赴淳安，一方面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作点贡献，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担心多年离沪之后，自己的人马分化极大，如不趁早收拢，以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想要有一番作为时，1945年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这么快，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杜月笙为蒋介石苦心策划，极力解决国民党中央军政力量抵达之前的种种问题。他与蒋介石、顾祝同函电往复，在处置伪军警、维持货币流通、严防社会骚乱、保证金融与粮食顺利接收等各个方面，都做出妥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