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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港岛抗战智运筹(2)

两天后,吴开先在杜月笙所派人员的严密保护下乘轮船抵达上海,此时正是深夜,风高浪急,星月无光。洋轮缓慢驶入黄浦江,还没有停下,一艘小汽艇就从远处开到大轮船旁边。大轮船上立刻有人放下绳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汉顺着摇摇晃晃的绳梯爬了下来。原来是万墨林来迎接吴开先。

吴开先上岸后,他需要的住处、汽车和保镖,全由万墨林安排好了。万墨林把一个名册交给吴开先,这是杜月笙留在上海的恒社人员,有数百人,名册上有这些人的住址、电话及从业单位。万墨林说:“杜先生交代过了,今后,所有恒社社员都绝对服从吴先生的指挥。”

吴开先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从事地下党务工作,身处危机重重的险恶环境却安然无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经中途请假回重庆一次,路经香港,又与杜月笙见面秘谈。

“启人兄在上海开展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有哪些?”杜月笙问道。

吴开先说:“关键是党内各方面人员难以相互勾通。”

“这个情况我也听说了。”杜月笙说,“中央各院部都派人去上海,这些人各做各的事,互相间缺乏配合。如果能设置一个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工作,效果就会好得多。”

“杜先生此言真是高见!”吴开先说,“我到重庆后,一定设法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不久,国民党中央就决定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委有五人:吴开先,杜月笙,军统局头子戴笠,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的蒋伯诚,三青团骨干、杜月笙的学生吴绍澍。委员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人。

吴开先兼任书记长,杜月笙担当主任委员。吴开先向杜月笙传达了蒋介石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

五名常委中,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重庆,吴开先、吴绍澍、蒋伯诚在上海,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沪、港、渝三角无线电通信网。在上海,吴开先把选择开会地点、发出开会通知等秘密任务,一概交给“总交通”万墨林来完成。

当时,国民政府要在西南大后方建立战时工业,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秘密召来机器、纺织、造纸等多个行业的熟练工人,护送他们离开上海,经水陆两路进入四川。上海工作委员会还尽力劝导工商银行界领袖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吴开先曾经说:“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行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

蒋伯诚原在重庆工作,因有一娇妾留在上海,才请命去沪,他也取道香港中转,住在圣斯酒店,杜月笙让长子杜维藩、徒弟郭兰馨等人陪他吃大菜。杜月笙还问蒋伯诚:“我这个主任委员是什么级别的官?”蒋伯诚回答说:“见官高一级。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和团。比行政院各部部长还阔,因为部长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则在特工首脑之上。”杜月笙听后颇为得意,哈哈大笑。

助反正密约大曝光

为了协助吴开先等人开展工作,杜月笙在上海安插了两个人:一个是万墨林,他负责联系内部人员,就是联系军统特务、各游击部队、国民党驻沪人员、杜门弟子以及租界警探等;另一个是徐采丞,他负责对外联系,就是联系沦陷区各界人士以及日、伪内部可以利用的人。徐采丞原来跟随史量才,史量才被刺身亡后,徐采丞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是杜月笙伸出援助之手让他渡过难关。

1939年10月,徐采丞从上海来到香港,交给杜月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原来,这是指汪精卫集团内部的高宗武想要弃暗投明。

高宗武,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由于受“和平救国”观点的迷惑,于1938年追随汪精卫、周佛海投敌。

1939年5月底,汪精卫带着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去日本谈判,商讨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的问题。替汪精卫办理交涉的高宗武得知,日本提出的条件,比以前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严重许多倍,是要彻底灭亡中国。为此,高宗武感到特别苦闷,产生了反正的念头,在返回上海之前,他先向身居日本的同乡黄群表明心迹。

黄群,字溯初,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经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抗,后来在上海经商失败,又去日本从事日语研究。黄群受高宗武之托,特意离开日本回到上海,找到好友徐寄庼。徐寄庼就写了那张字条,让徐采丞转交杜月笙。

叙述完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徐采丞又说:“高宗武的要求是,让他平安逃出上海,并且国民政府准许他将功折罪,保证既往不咎。”

杜月笙问:“高宗武反正,能不能把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复制一份带出来?”

徐采丞回答说:“这当然没有问题。”

杜月笙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大局。你先在香港住着,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当面向蒋委员长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直飞重庆,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陪同下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得知高宗武有意反正,指示杜月笙从速返港,秘密联络。杜月笙马上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向香港飞去。飞行途中,忽然遭到日军战斗机的扫射攻击。驾驶员为了摆脱敌机的追赶,拼命让飞机向上拔高。

那时的民航客机还没有空调设备,也不备氧气,当飞机爬到8000米的高度时,杜月笙大口喘气,几乎窒息,支持不住昏厥过去。后来敌机终于放弃了攻击,客机才得以平安降落到香港的机场。这场遭遇给杜月笙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哮喘病根。

等候在机场的家人用担架把杜月笙抬回家,紧急救治。杜月笙喘过气来之后挥挥手说:“请采丞留下,别人都出去。”他让徐采丞立刻回上海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先生速来香港面商;第二,转告万墨林等人,提前做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高宗武和他的家人平安抵达香港。

黄群很快就来到香港,把高宗武的事情写成一个文字报告,交给杜月笙。杜月笙不顾夫人姚玉兰的劝阻,抓紧乘飞机再到重庆。蒋介石立刻召见,还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亲笔信,称高宗武为“浙中健者”,让杜月笙设法转交。杜月笙又飞回香港,安排可靠的人把蒋介石的信带到上海交给高宗武。

12月30日,日方代表与汪精卫集团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是一份空前卖国的密约。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正式签订之后再盗出文件,所以,他要到1940年1月初才出走,而且还把同在汪精卫集团的陶希圣带了出来。

陶希圣,湖北黄岗人,北伐战争时期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后去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也是受“和平救国”思想的迷惑投靠汪精卫的,出任伪“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签订之前的谈判过程中,陶希圣得知密约内容,惊出一身冷汗。

日本人把中国划分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五个部分,把海南岛和台湾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等,日本都要完全持有或控制。

陶希圣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出国隐居,但汪精卫此时已经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陶希圣只好暗中策划出走。

卖国密约签订这天,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不愿意在这样的可耻文件上留下自己的墨迹。高、陶两人的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的疑心。丁默邨、李士群主持的“76号”特务机构正策划刺杀陶希圣,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

1940年元旦,高宗武来到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的住宅“探病”“拜年”,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在徐采丞、万墨林的安排下,1月4日上午,高宗武携带家属,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不能带出家属,自己乘车来到南京路国泰饭店,下车后,走进大厦前门再从后门出来,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码头,也顺利登上“胡佛总统号”。高、陶二人终于逃离虎口,于1月5日下午抵达香港。

在密约临近签订的时候,日方和汪精卫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密措施,按照规定,日方由矢荻负责收藏文件,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无论多么小的纸片都不准带出会场。高宗武每次参加谈判时都把会谈结果牢牢记住,离开会场后凭准确记忆逐条整理成文字,交给内弟沈惟泰翻拍成胶卷。这次,高宗武的夫人已经把胶卷带到香港。

然而,由于陶希圣的夫人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尚未脱险,汪伪卖国密约的内容暂时不宜公开。万墨林又投入到抢救陶希圣家属的工作中。

高宗武、陶希圣出走后,汪伪集团大为恐慌,他们立刻派人控制了陶希圣的住宅和家属。陶希圣的妻子来到愚园路1136弄,对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请求说:“我决定自己去香港,连劝带拉把陶希圣带回上海。”陈璧君没有允许。

正在这时,陶希圣从香港给汪精卫寄来一封信,威胁说:“如果家属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我会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当然是指全盘公布汪精卫卖国的丑恶内幕。汪精卫十分害怕,让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留在上海,允许陶希圣的妻子带着两个较小的孩子去香港,劝陶希圣返回上海。陶希圣的妻子来到香港后,给陈璧君拍了封电报,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汪精卫松了一口气,与周佛海等去青岛,张罗伪南京政府的组织问题。乘此空隙,杜月笙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系。在万墨林的安排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也于1月20日抵达香港。第二天,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新闻,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公之于世。

1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对内指出汪精卫卖国之严重,对外强调“日汪密约”将损害英、美、法等国的在华利益。于是,英、美、法等国纷纷发表声明,坚决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3000万美元,3月7日再由联邦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在1月23日发表社论,严正声明:“我们向全世界人士宣布,汪精卫汉奸及其他投降分子,自其发表‘艳电’之日起,即已成为中国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叛徒和罪人,这些民族叛徒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我们坚决不承认汪逆以及其他投降分子与日寇所订的任何条约,我们誓死反对任何卖国条约和任何方式的向敌投降。”

为了表示酬劳,蒋介石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高宗武领到国民政府奖赏的一笔美元,去了美国。陶希圣留在香港,后来又辗来到重庆,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当了一名“笔杆子”。

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说:“我跟他有什么过节?他竟这样来对付我!”汪精卫命令“76号”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派杀手到香港行刺杜月笙,由于杜月笙防范严密而没有得手。汪精卫再派人到香港警署,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求把杜月笙从香港驱逐出去。

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俞鸿钧,以非正式政府代表的身份,向香港总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还兼任国有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国家控股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汪精卫的报复没有得逞。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等汉奸不顾国人唾骂,在南京成立伪政府。4月26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在日伪军随车保护之下,乘专列赶往南京,参加汪精卫的“还都典礼”。当列车驶近浒墅关时,忠义救国军预先埋设的炸弹轰然炸响,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死伤数百人。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点头微笑说:“我们送的这串鞭炮,实在很好!”

忠义救国军有一小股人马,留在家乡上海打游击。这些人本来是浦东的地痞、盗匪和盐枭,但民族意识比较强烈,抗日助奸不含糊,剽悍善战,杀人不眨眼。

惩汉奸刺杀两巨头

抗战期间,戴笠不仅重视情报工作,还在上海建立“行动小组”,由他亲自指挥,专门在沦陷区刺杀各类日伪组织和机构中的头面人物。戴笠请杜月笙推荐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杜月笙就把自己的得意门生陈默介绍给戴笠。陈默担任了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负责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直接受戴笠指挥。

陈默,字水思,中等身材,抗战前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任经济组组长,曾经在军校高级班受过专门训练,是杜门中后起之秀。这是一位狠角色,辣起手来不次于老将顾嘉棠,但头脑精细,胸中学问远在顾嘉棠之上。

陈默早在1938年就开始暗杀行动了。这一年的1月14日,正准备担任上海伪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走到威海卫路家门口,迎面碰上一颗枪弹,当即倒地毙命。这就是陈默就职以来的第一件得意之作。

随后,伪“上海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都先后饮弹毕命。

从1938年1月至1939年年底,陈默的行动小组共刺杀日本人和大汉奸62名。日本宪兵补充队长高英三郎,生病住进自己的野战医院,居然被人下毒药毒死。伪“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是两名日本间谍,在大白天里双双被枪杀在闹市之中。

陈默等人胆子奇大,就连停泊在江心的日本军舰,他们也敢摸上去破坏爆炸,杀人放火。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在杨树浦瑞镕造船厂修理,刚刚修好,又被他们放一把火烧。他们焚毁的日本运输舰,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等。日本人作为水上运输工具的军用小汽艇,也被陈默他们烧毁20艘。

上海行动队神出鬼没,使得上海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整天坐卧不宁。

在一些伪职人员中,难免包括杜月笙的旧友,他们也被陈默铁血除奸、“大义灭亲”了。

自从杜月笙出走香港之后,日本人就把眼光盯在“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身上。他们多次派人登门拜访黄老板,百般引诱,可是,黄金荣绝对不愿意以老年之身落水,干脆来个托病不出,闭门谢客,搞得东洋人也无可奈何。于是,日本人退而求其次,开始重视早已经亲日的张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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