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沈杏山与单先生都为杜月笙说话，陆冲鹏放心多了：“好，我就拨500箱土给杜先生，不过，不是我有意延误，交货日期确实还要等一个星期之后。”
“货不是在你的手上吗？”单先生问道。
“是在我手上，都存在江边。”陆冲鹏如实道来，“可是，前几天经过接洽，这批现货已经有了好买主，人家在两天之内就要过来提取，已经不能改变了。你去回复杜先生，请他放心，下一票货色也是500箱，轮船上发来的电报我已经收到了，一个星期之内准定能到。”
“那就这样说定了。”单先生高高兴兴告辞离去。
这回轮到杜月笙与陆鹏冲直接商谈了，他们认真研究，从轮船驶进吴淞口，到把货运往法租界，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陆冲鹏很佩服杜月笙，因为杜月笙实事求是，不隐瞒自己方面的任何一个弱点，敢于把可能出现的漏洞摆到桌面上。
旧历腊月，离除夕夜还有3天，运送鸦片的远洋外轮准时抵达吴淞口外，大轮船在公海抛锚，和前两次一样，到了晚上，陆冲鹏搭乘兵舰“楚谦”号驶往公海接驳鸦片。“楚谦”舰的杨舰长，是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弟弟。
舰船相并，陆冲鹏由兵舰登上轮船，和押运的日本人办好手续，签了字，然后倚在船栏上，亲眼看着一箱箱烟土由商船抬上兵舰。看到500箱鸦片全部转送完毕，陆冲鹏又返回到兵舰上，请杨舰长回航，驶向高昌庙。
天黑沉沉的，星星都被浓云遮蔽，冷风吹面，陆冲鹏心里阵阵发紧，不知道此行是否真会顺利。兵舰到达高昌庙，他第一个急步下舰，马上给杜月笙打电话：
“杜先生，我到高昌庙了。”
“很好。”杜月笙很沉着。
“我想先试着探探路。”陆冲鹏说，“先从舰上卸下100箱，如果路上没有风险平安通过，明天再接着运。”
“不必，一次全部卸下来。”杜月笙说，“我马上给宋希勤打电话，请他发布命令，自高昌庙到枫林桥一线全部戒严，让你的货通过。”
“宋希勤？”一听到这个名字，陆冲鹏吃了一惊，这位宋希勤是孙传芳的心腹，如今在黄浦滩上属于头号人物，红得发紫，听杜月笙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宋希勤是他手下的“小八股党”，可以任凭他随意呼唤。
由于陆冲鹏又在犹豫不语，杜月笙有些不耐烦了：“陆先生，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听到了。”
“好，尽快卸下全部货物，我们戒严到凌晨两点钟为止。”
“我跟着货一起走？”陆冲鹏又问。
“不必，你一个人先到法租界维祥里，有车接你。”
陆冲鹏赶紧让兵舰上的人卸货，杜月生的人立刻在岸上接手。有人过来请陆冲鹏上车，陆冲鹏只好先甩开货，空身一人赶往“大公司”的所在地维祥里。一路上，汽车风驰电掣，在车灯的照射下，陆冲鹏看到道路上没有普通行人，只有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官兵在两旁走动。细看之下，陆冲鹏更加惊叹杜月笙的威力，沿途护卫的官兵正是孙传芳最精锐的手枪旅。
枫林桥是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汽车经过这里时，陆冲鹏又看到杜月笙以及顾嘉棠等“小八股党”，他们深夜不眠，亲自来接货，连杜月笙的腰带上都挂着一把手枪。
就这样，军警戒严，草木不惊，500箱烟土首尾相接运进法租界维祥里的三鑫公司。先一步赶到的陆冲鹏在三鑫公司的门口观望，一直等到500箱烟土全部运达。
这500箱鸦片烟真给杜月笙等人解决了很大的难题，让他们可以安心过好旧历新年了。上海滩的瘾君子以及在三鑫公司吃俸禄拿红包的人皆大欢喜，杜月笙的金字招牌更加光亮，而且以此为契机，杜月笙与苏北的一些人物又有了接触往来，路子更加宽阔了。
为什么宋希勤这样听杜月笙的话呢？一方面是出于老交情。早在孙传芳占领上海之前，宋希勤就是孙传芳的驻沪办事处处长，与张小林十分要好。由于杜、张不分家，宋希勤和杜月笙自然也有交往。另一方面是出于孙传芳的想法。直系军阀对上海垂涎已久，把这里当作一座金矿，孙传芳知道鸦片买卖是上海最旺的财源之一，也急于抓在手里。
贩烟土总需要一班人马，与其另外物色人选，还不如直接接过卢永祥、何丰林留下的老关系，安享财香。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孙传芳才不惜宣布戒严帮助杜月笙运烟土。这是双方正式合作前的一个序幕。
500箱烟土转手很快，没几天就卖光了，“大公司”获利甚丰，很快就把货款送到陆冲鹏手中。陆冲鹏这下彻底放心了，认为杜月笙是一位可以结交、可以共事的好朋友。不久，李思浩也亲临上海，经陆冲鹏介绍，李思浩与杜月笙、张小林杯酒言欢，频繁往来。
李思浩回北京的时候，把陆冲鹏也带去了。等到陆冲鹏返回上海的时侯，他第一件事就是到杜公馆来拜访。
“杜先生，我从北京给你和张大帅带来一样东西。”陆冲鹏兴冲冲地说。
“不知是哪样京城的特产？”杜月笙问道。
“只是两张纸。”陆冲鹏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把两张纸拿出来，竟然是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镛、张小林为财政部参议。
杜月笙赶快派人到隔壁叫来张小林，杜、张二人都说了一通“感谢政府栽培”、“理当效命”之类的话。
送走陆冲鹏之后，杜月笙与张小林一合计，决定把这两张委任状各自收好，不给外人观看，也不让外人知道此事。因为当时段祺瑞执政府前途未卜，而孙传芳等军阀与北京政府并不一心。财政部参议只是个虚衔，为了这点虚名引起孙传芳的猜忌就得不偿失了。但无论如何，至少从名义上说，杜月笙、张小林在1926年年初就是民国官员了。
孙传芳与杜月笙的合作也很快进入正轨，孙传芳委任杜月笙为督署咨议，杜月笙欣然接受委任令，双方在贩运鸦片方面有了密切的合作。
出巨资掌控新闻界
民国以后的上海，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创立，如雨后春笋，几家影响较大的报刊各有特色。识字不多的杜月笙十分重视新闻的作用，他不但和报馆老板拉关系、攀交情，还一心结交着名主编、编辑和记者，让这些人成为自己的朋友，赢得这些人的依赖和尊敬。
1926年10月，《生活》周刊原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邹韬奋接任主编一职。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有一段时期，《生活》周刊忽然展开专题讨论，集中火力，向“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的杜月笙猛烈开火，几乎每期都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这事激起杜氏门人的愤怒，“武角色”们提出要给那些编辑、记者一点颜色看看，“文角色”们主张依据法律起诉，或者“为文反驳，以正视听”。
看到大家吵吵闹闹的样子，背靠太师椅悠闲品茶的杜月笙轻轻摇头，微笑不语。
有个门徒沉不住气了，对杜月笙说：“我们干脆过去砸了报馆，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何必呢。”杜月笙终于开口了，“他们有兴致，就由他们骂去吧。”
不久，《生活》周刊惹了麻烦，租界当局决定封闭《生活》周刊，并且下令逮捕邹韬奋等人。杜月笙从内部得知消息，就在巡捕们要采取行动的这一天请几位捕房探目推牌九。预定执行任务的时候到了，一位探目把牌一推说：“杜先生，抱歉抱歉，我们今晚有行动，只好失陪了。”
“哦，有什么任务啊？”杜月笙一边理牌，一边随口一问。
“封生活书店，捉邹韬奋。”这个探目说道，“这些家伙骂你很长时间了，今天要叫他们好好吃点苦头。”
“算了吧。”杜月笙一听连连地摇头，“这帮书呆子，何必叫他们到捕房里吃生活。”
探目们知道杜月笙的话不是随便出口的，就为难地说：“上面已经下令，我们也没办法。”
“去还是要去的。”杜月笙说，“你们先在前门喊喊，让他们从后门口逃脱就好了。”
那些探目果然听从了杜月笙的吩咐，在大门口装模作样，大呼小叫，等邹韬奋等人全都从后门走了，这才一拥而入，一个人也不曾抓到，只在大门上贴张封条了事。
过了一段时间，进步人士买通租界当局，又使生活书店启封，复刊后的《生活》周刊再也不攻击杜月笙了。据鲁迅后来向人们透露：邹韬奋知道杜月笙暗中搭救，他在报恩。
杜月笙着力结交新闻界的中坚力量，笼络高级知识分子，《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就是他在新闻界收的第一位门徒。唐世昌是上海报业20年来颇有势力的人物，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他能压下不登，无中生有的大风浪他也能掀得起。
杜月笙通过朋友关系和唐世昌相识。有一天，唐世昌到杜家拜访，看到的景象让他感到惊异：在杜公馆门前排队等候接见的人中，有不少普通市民，甚至还有乞丐。
杜月笙亲自到门外迎接唐世昌。两人落座交谈之时，唐世昌见杜月笙衣着朴素，彬彬有礼，毫不粗鲁，很有文气，不禁倾心相交，结为知己，后来又拜杜月笙为先生。
有时候，一条已经排好版的头条新闻，在见报那天会突然消失，报馆老板对此不闻不问，采编人员默默无言，大家心照不宣，都清楚这是唐世昌等人在忠实执行杜月笙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条新闻，或者是杜月笙自己认为不适宜刊登，或者是有朋友嘱托杜月笙不要见报。
通过唐世昌的介绍，有更多的编辑和记者成为杜月笙的“学生”，包括名重一时的上海报人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人。
杜月笙对新闻界中的“学生”特别爱护，关照有加，十分注意保护他们的安全。例如，在后来上海沦陷的时期，赵君豪仍然坚持担任《申报》总编辑，宣传抗战，痛斥汉奸，被汪精卫伪政权指名通缉。当大队日军占领《申报》报馆大肆搜捕时，赵君豪居然能够逃出上海，通过沦陷区安然抵达重庆，就是杜月笙从中保护。
杜月笙在中外文报刊杂志中都埋伏着自己的人，所以，他在大上海控制舆论的能力比那些暴虐的军阀们更有效，也更彻底。靠这种掌握报纸新闻界的力量，杜月笙为很多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受惠者自然会感激涕零，以后遇到杜月笙有事，不用开口便一个个主动上前帮忙，鼎力相助。
“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杜月笙把这一处世哲学运用到新闻界。按照帮会的规矩，徒弟都要出钱孝敬师父，可杜月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知道这帮报业人员多半薪金不高，生活清苦，所以，不但不向这些“学生”、“学生子”索要贽敬，还按月给他们发放津贴。按照当时的物价，如果其中某个人把这笔钱存起来，一年之内就能买一辆小汽车。
新闻界人士投在杜月笙门下之后，职业稳定，生活无忧，还能得到很多意外的照顾。如果有哪些报界员工与杜月笙对抗，报馆老板也不会为了手下的一名编辑或记者得罪杜月笙。
后来发生在30年代初的一件事情，就足以说明杜月笙影响新闻界的力量之大。
那时候，北京的《世界日报》和天津的《益世报》有两位青年记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一篇通讯，揭露上海烟毒蔓延的情形。通讯见报以后，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竟然亲自出面，委婉告诫两位记者：“你们这样写，杜先生知道一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两位记者从此再也不敢写烟土方面的文章了。
吴铁城是在1931年12月继张群之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的，他为什么要管这件事呢？原来，30年代初，原任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回国，由甘格林接任。甘格林对杜月笙等人在法租界的烟赌生意很眼红，竟然要求把法国驻沪领事收取的“月敬”提高到50万元，杜月笙等人最多只肯增加到40万元。甘格林就贴出布告，下令禁售、禁买、禁吸鸦片，还扬言要禁赌。此招一出，杜月笙的财路大受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对鸦片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吴铁城便暗示杜月笙把烟土生意搬到华界开设。这样一来，原来孝敬法国人的银洋，自然就滚进吴铁城等人的腰包。
堂堂吴市长要吓唬两位记者，竟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不足，还要搬出杜先生的名头。
杜月笙在新闻文化方面下工夫之深，从他多年兼任的职务也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担任申时通信社董事长。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出任《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商报》董事长等要职。他还曾担任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董事、中华书局的董事。
杜月笙小时候只读过几个月书，市井出身，一跃成为文化、教育、新闻界的头面人物，不仅靠金钱和权势，也与他一生不中断学习有关。他每天读报纸，从第一版新闻读到末版小广告，一个字也不遗漏。遇到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杜月笙会想到某人对于此问题有研究，或者某人对这一方面有实际经验，然后把他们找来，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详细讲授。听不懂的地方立刻提问。他直到晚年还请老师在家教他读书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