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 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以和平方式废除了领主制，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从此白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经济上，集中财力“殖兴产业”，加紧资本的原始积累。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个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1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教育敕语》，灌输孝道、忠君爱国等思想。并于1870年发布了《海外留学生规则》，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建立起以“武士道精神”装备起来的效忠于天皇的军队。此外大力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天皇制度。
五、“秀才遇上兵”
1．书生维新派
戊戌维新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法突破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做动员群众的工作，普遍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他们成长于书斋，饱读经书，有才学热情。维新前都未从事过社会管理工作。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政变后，维新派纷纷浪迹日本，萍踪四海，连一度作为维新派大本营的湖南省，也无立足之地。
中国维新派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其指靠重点为为清廷中的帝党和张之洞为首的部分洋务大员。这些人改革封建政权的愿望不强烈，对封建制度则加以保护。他们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至于富商大贾，保国会虽有列名，但至今未见足够材料说明他们给维新运动以较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资本家中，张謇同维新运动关系较深，但不是其核心人物，政治态度比康梁更软弱。
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事变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经历，也相对较少坎坷，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与日本维新派相比差距甚远。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
维新派有才学热情．却缺乏谋略。梁启超就承认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思想者”。谭嗣同虽豪爽任侠，却无法掩饰书生本色。戊戌变法103天，奏议无数本，上谕无数条，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在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的时候，就下令裁撤旧衙门，裁撤绿营，令旗人白谋生计，遭到群起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难度。
维新派又不懂得争取同盟军。在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却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力加排斥。在处理翁同稣问题上，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光绪帝刚宣布变法，后党就斥逐帝党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龢出京，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帝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来促成此事。
从曾朴《孽海花》透露的材料看，急于以帝傅自居的康有为，多少负有责任。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剧烈政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他非后党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维新派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害怕农民斗争，把维新运动作为阻止农民革命的手段。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并没有唤醒麻木的人们。相反，他们在此后更是臣服于专制主义的强大威力之下，做皇权制度下的顺民。
中国，仍旧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沉沦下去。
2．武士倒幕派
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日本中下层武士。幕府末期，大约有40万武士，连同同家属大概共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6%。武士大都文化程度比较高，维新前夕，“最热心的荷兰学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习知海外的发展大势”。
由于幕府和各藩财政状况恶化，曾长期享受特权待遇的中下层武士的经济地位日益低下，有时甚至俸禄不保，生活无着，不少武士沦为浪人：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他们深受政治压制，难有出头之日，福泽谕吉白幼“对门阀制度表示愤恨”；加上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在面对开国后的内外交困的局势，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
明治维新领导人多为长州、萨摩藩的中上层武士。他们同藩主有世代相传的比较紧密的历史联系，对藩内政治也有较多发言权，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动向。他们大多参与了藩政改革，于五六十年代掌握了藩内实权。受过比较长期的政治锻炼，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日本维新派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同中国维新派大不一样。日本维新派不仅公然同足以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藩结盟，而且以町人阶层（商人、手工场主、农村富农）为其靠山。
町人大力支持维新派，安政大狱逮捕的维新志士梅田云滨，得到了全国豪商富贾的资金捐助。他本人也借助他们的财力，经营长州藩物产买卖。
对倒幕运动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樱田门事件，金融支持出自水户地区的制造主樱岗腰包。
不少町人直接出面参加维新事业，如绉纱机主利喜藏、棉布批发商菊地教中等，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而《船中八策》的起草者坂本龙马，自己就是个酿酒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更有力的证据，则系乌羽伏见之战的军饷（这一仗为维新派军事胜利的关键）及明治政府的财政，主要支柱靠三井、岛田、小野等大商业资本的借贷。
明治政府军所到之处，大商人都缴纳了所谓“御用金”。虽然并非自愿，也说明在维新派与幕府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为自己的利益代表。农村富农也多支持维新派，由他们为主干组成的长州“农兵队”，在戊辰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仅小郡宰判一地，就拥有10支农兵队，兵力2340人。新发田藩新兴地主富农也组织了“草莽队”，同维新军队一起作战。
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批出色的政治家、权术家、军事家。目标坚定，百折不挠，死死咬住夺取政权这个环节不放。在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行事。
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文》，却实实在在的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正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开化。
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从1869年正式谈判开始，到1894年签订日英通商条约，基本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争得国际贸易最惠国待遇，花费25年时间。
到1910年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次年签订新约，完全取得关税自主权，前后花了42年时间。这表现出明治维新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性质，也表现出明治人物的坚韧毅力。在策略上步步为营，选择了一种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
明治人物还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长州藩“奇兵队”“农兵队”，是倒幕武装的主力队伍。
维新成功后，明治人物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
本来，日本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其贵族僧侣人数占全国人口10%，超过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阶级在法国人口总数中的5%~6%的比例，破坏性很大。
明治政府的赎买政策，显著减小了封建阶级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当然，这又是很大的妥协，是明治政府借口巩固同封建贵族的联盟，扼杀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手段。
靠着实干的武士维新派，明治政府一步一步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成为当时亚洲唯一未被侵略的国家，并称霸东亚，接着“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
六、迥异的个人命运
1．瀛台囚徒——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4岁登基，在位34年。年号光绪，意为继承光大咸丰统绪。
光绪帝是清朝第一位以非皇子身份而人继大统的皇帝，是清王朝的第11位皇帝。虽为皇帝，却无实权，是慈禧太后的“垂帘听证”下的傀儡皇帝。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光绪帝受维新思潮推动，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改革。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开始变法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被冈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直至1908年去世，在那里度过了10年的冈徒生活。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在被囚瀛台期间，光绪帝尽管不灭东山再起的愿望，但终究没有斗过政治老练成熟的慈禧太后，终其一生，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把“瀛台囚徒”的形象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能左右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光绪帝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2．民族之父——明治天皇
历史舞台留给光绪的空间实在太少。大清日暮途穷，他乱世为帝已属不易，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太后，他注定只能当傀儡。而明治天皇通过倒幕运动夺取实权，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君臣协力，上下齐心，并且成为日本的民族之父，这是光绪所望尘莫及的事。
日本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身人间的神。天皇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所唱的：“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这种传奇的政治形态，具有惊人的超稳定性。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权威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
明治天皇作为日本第122代天皇，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期间最多事的天皇之一。他的时代，正是日本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在日本由弱到强、由穷而富、由一个落后的岛国到成为先进的工业大国，由受人欺凌到称霸亚洲、甚至妄图称霸世界的过程中，明治天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是倒幕运动的象征力量，是维新运动的总后台，是动员全国精神力量的源泉。死后作为神被贡人明治神宫，被称为由人到神的天皇。
明治天皇患有糖尿病，伊藤博文之死使他遭受猛击，病情恶化。1912年7月并发尿毒症，深受病痛折磨。他经常念叨说：“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他讲这些话，不仅是病痛之故，显然也是出于对日本未来风云莫测的担忧。
明治天皇被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奉为“旷代圣主”，其所推行的对内残酷压榨、对外疯狂侵略的政策对其后的日本政府影响颇深，直到二次大战战败，日本的军国主义迷梦才彻底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