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是胡适1961年11月16日在台北召开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演说，原为英文，由徐高阮译成中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九卷第2期，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五卷第1期，收入台北出版的《胡适演讲集》中册、《胡适作品集》第25册。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个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魔鬼的辩护士”是中古基督教会的一种制度。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去掉一个深深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很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化婆子死在极度的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陀佛所主宰的极乐世界中去——试想像这个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应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的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解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决不肯自己显示给那些凭着空空的两手和没有训练的感官来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学史和大科学家的传记都是最动人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些献身科学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气馁的失败，以及忽然得到发现和证实的刹那之间的那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高兴。
说来同样有意味的是：连工艺技术也不能看作仅仅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在工具和机械的制造上。每一样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质和能力来表现一个观念或一大套观念或概念的产物。人曾被称作能制造器具的动物语出法国哲学家。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产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大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的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辞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成就，这并不算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的精神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的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东方的人最好有一种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我曾经提议对几个常被误用而且很容易混淆的名词——“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虑，重新下定义。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生在一只原始的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着近代喷射飞机在他的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又曾说道，“唯物的文明”这个名词虽然常被用来讥贬近代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在我看来却更适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被物质环境限制住了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总而言之，我要说一个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抗物质环境而反被物质环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怜。
另一方面，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约二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这段引文的原文出在适之先生的论文《The Civiliz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即俾耳德教授编的《Whither Mankind》（1928.Longmans）的第一章。此编的大意又见于收在《文存》第三集的论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及另几篇文章。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1928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r Mankind”里的一章。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这乃是当年一个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学人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需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的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智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我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