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史沫特莱的护照发下来了，她决定先到英国，再想办法在1950年10月护照到期以前到中国去。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离开了美国。她乘坐一条法国船到勒阿弗尔，再从那里渡过海峡到英国。石垣夫妇没有到码头送别，这是史沫特莱反复嘱咐过的，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公民权，联邦调查局要是盯上了他们，会遇到很多麻烦。送行的只有布鲁克斯夫妇、斯诺夫妇和陈翰笙夫妇。史沫特莱最后看了一眼生她养她的美国大地，登船而去。
在船上，史沫特莱面对着蔚蓝色的大海，心情豁然开朗。她坐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船上没有人认识她。美国全国海员工会的头目，也就是那些专门指责别人是共产党的右派工会的领导人去伦敦开会，坐在头等舱里，他们也不认识史沫特莱，这使她感到特别轻松。她和船员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在船上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她端上一杯加水果的威士忌，到处找人聊天。由于和船员们关系融洽，她在船上的小卖部里买到了大量的食品：有十打精选的大鸡蛋、六磅切成薄片的腊肉、两三磅红茶，还有新鲜的柑桔、番茄酱和调味品。她从希尔达的信中知道，英国战后的经济长久没有恢复，一直实行食品配给制，每人每周只有两只鸡蛋，两片咸肉，水果只配给孕妇和儿童。她带来这些东西，一定能使朋友们高兴。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斯洛斯在伦敦迎接史沫特莱，还有希尔达的丈夫克拉克博士。他们都是史沫特莱以前在香港时认识的老朋友。克拉克博士在香港沦陷前担任香港卫生总监，他们夫妇俩曾帮助史沫特莱给新四军运送过药品。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他们夫妇俩，还有玛格丽特，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被折磨了整整三年，盟军收复香港，才把他们救了出来。那时候，两位妇女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克拉克博士满头的黑发都白了，步履蹒跚，让人搀扶着走了出来。现在希尔达一家住在伦敦，克拉克在海外殖民地当总督，家里只有希尔达和13岁的女儿玛丽。玛丽在学校里寄宿，希尔达把一间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给史沫特莱住，她准备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修改《朱德传》，等待机会到中国去。
在史沫特莱离开美国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加紧了活动，那位敢于与麦卡锡对质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终于被扣上了“俄国谍报机关头目”的红帽子。拉铁摩尔是东方问题专家，有不少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著作，1941年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进驻中国，1942年回国后，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对蒋介石政府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邦调查局拿拉铁摩尔开刀，显然是想对史沫特莱起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是10月份史沫特莱护照到期回美国接受大陪审团审问的前奏。史沫特莱明白，美国是死也不能回去的了，惟一的希望是在1950年10月以前英国能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互派大使以后，史沫特莱就能够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的希望没有落空，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英大使是史沫特莱的老朋友郭沫若。史沫特莱日夜盼望，直到4月，中国大使的行期依然未定。由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中英两国互派大使的计划未能实现，她盼望已久的郭沫若没有到来。希望变成了失望，史沫特莱感到前途渺茫。英国不能久留，而在她自己的祖国等待着她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假如去中国的路也被堵死，世界上哪里还有她的安身之地？
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开始严重地恶化了，胃部大量出血，几十年漂泊动荡的生活中形成的溃疡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4月16日，在友人的反复劝说下，她不得不放下了《朱德传》的修订工作，住进了牛津大学医院的艾朗疗养院，准备做胃部三分之二切除的手术。
手术定于5月5日进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史沫特莱心里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但她仍然想幽默地开个玩笑。她给布鲁克斯写信，说自己一辈子不相信上帝，上帝对她不感兴趣，不会把她召唤到身边；万一不幸，她惟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史沫特莱给她的好朋友，直到最后都陪伴在她身边的玛格丽特·斯洛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希望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愿意告诉你几件事，并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
我最后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那里。我没有财产。我所拥有的全在我这里：1900美元的政府债券（在我的手提包里），以及一本托马斯·库克（一个著名的旅行社——译注）旅行支票，也在手提包里。我希望你用库克旅行支票，用这笔钱支付关于我的一切费用，直到最后的费用……我不记得遗嘱里的说法，但是我想我要把1000美元的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就是说，为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
我也按照遗嘱的条文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你能帮我做到么？如果新的大使来此，骨灰可交他们去海运。我愿意葬礼尽可能地简单，按这些岛屿上最廉价的办法举行。我不相信应当在这些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首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史沫特莱在交给她的律师约翰·罗格的一份遗嘱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如果我死的话，我死的嘴唇仍要诅咒代表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反动派。这些都是邪恶的势力……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也不要让这些人走近我的遗体……
史沫特莱的手术在5月5日下午进行，傍晚手术结束，她从麻醉状态中恢复过来，情况很稳定。朋友们正在为她闯过了这一关而高兴，5月6日，史沫特莱却突然离开了人世。她的心脏没有经受起手术的考验。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肺炎和胃部切除手术的后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告别人世的最后日子，她仍然在工作，在为实现贫穷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力工作，在为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而奋力工作。她只有58岁，仍处在精力充沛的盛年，她离去得太早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五部巨著，除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之外，她的著作全是写中国的：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8年出版的《中国在反击》，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和在她死后的1955年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远比五本著作丰富得多的精神遗产。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生命的终结，她未能重归心灵的故乡，哪怕就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死去呵！
在纽约的石垣绫子从广播中得知她亲爱的朋友艾格尼丝的死讯，眼前一片黑暗，仿佛陷入了无底的深渊，好久好久，才悲恸地哭出声来。在朋友们为史沫特莱举行的追悼会上，埃德加·斯诺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声泪俱下，直至泣不成声。
1951年2月15日，英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人民代表团”远涉重洋，把史沫特莱的骨灰送到北京，交到朱德同志手里。史沫特莱的英灵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当她的骨灰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的时候，乐队为她奏响了中国国歌：“起来……”在悲壮的乐曲声中，人们似乎看到史沫特莱热情的微笑，听到她亲切的声音：
“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有一天，我终归要回到中国去，倘若有一天我终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现在，她欣慰地、安详地躺在中国的怀抱里。在她的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镌刻着朱德同志的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