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石刻铭文很好地指示出了城市的东南边界。唐代的悯忠寺，现在称做法源寺，是唐太宗于公元六四五年敕建的，为了纪念对高句丽战争的死难烈士。这个寺庙里有一段古老的铭文，是为纪念佛教圣物（舍利）的重新安置而刻写的，时间是公元八九二年，上面写道：“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这个寺庙现在就在外城内，大约在它的北墙和南墙的中间，在琉璃厂地区以南很远处，宣武门南面一线以西不远。
这座古老城市的东边界限可由两条证据推断出来：（a）现在的琉璃厂，以卖旧书和古玩（真的和伪造的）而出名，十八世纪发现的墓刻中曾对此加以描述（“现在”是指《日下旧闻考》编者的时代而言），上面写到这个陵墓就在“燕京东门外海王庄”里。琉璃厂就在前门的西南，内城中门的外侧。（b）在黑窑场，有一个纪念慧智和尚的石碑，建于辽寿昌（辽道宗年号，其实就是寿狼，狼是一种禁忌之物） 统治时期（一〇九二至一一〇〇年），碑文描述这个地方是在“东城之外”。这就是说在先农坛的西部。这两个记载非常确定地划出了唐和辽时的城市东部边界。
从上面提到的土地庙继续向西，有两座金代和辽代非常着名的寺庙。首先就是天宁寺（即金代的天王寺），它就在外城西门外以北不远处。《元大一统志》描述它位于金都城内部，在燕京城管辖之内，它是一个治安辖区。再往远，这个寺庙的西北侧是白云观。邱处机曾住在那儿，他是着名的道教教士，曾见过成吉思汗。它就在现代的赛马场附近，几乎就在西便门以西一线上。白云观西南是广佛寺，就是金代的奉佛寺。有关曹谦的石刻，可追溯到泰和（金章宗年号）统治时期（一一九〇至一二〇八年）。上面写道，它在“城内”。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接近一段壁垒的残迹，当地人把它叫做辽代萧太后古城。
《日下旧闻考》的编者得出如下结论：“由是观之，则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东北隅约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郭。六日午憩海店，距京城廿里。海店即今海淀。据恽所言，以道里核计，则金时外郛七十五里之方位不难约略而知矣。
“又《北京志》，至元四年始定鼎于中都之东北三里。夫中都本唐旧城，辽金展拓不过数里，见金蔡珪《大觉寺记》。当时悯忠寺之在城东南如故也。”（《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第四页）
《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评论道：隋唐时期的宏业寺（今天宁寺）在都城的里面。唐代幽州的悯忠寺在这个城市的东部。辽代燕京还在同一个地点。然后他又援引了一条新的证据，分割中海和北海的长长的金鳌玉桥以西，内城里面的现在的西安门曾经是在“古幽州东北五里处”。他说：
“康熙辛酉西安门内有中官治宅掘地，误发古墓。中有瓦炉一，瓦罂一；墓石二方，广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志四字，环到十二辰相，皆兽首人身。一刻志铭而书作志，志题曰：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志文曰：贞元十五年，岁次已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坊，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
瞿宣颍，《北京建制谈荟》的作者，援引《天咫偶闻》说：“八里庄以西二华里是十里河，又称作“萧太后运河”。河的东岸是清晰可辨的泥土壁垒，当地称为“萧太后城”。这里说的是辽代的萧太后。他从辽史中又引了一条证据，述说的是东北角的燕角楼（“Yen Corner Tower”）。现在广宁门（外城西门）里还有一个胡同叫燕角（Yen Corner）胡同。
布莱契奈德首先考察了所有的证据，得出结论如下：“前面由中国作者提供的文献以及根据古代纪念物取得的证据确定了自十七世纪以来古代北京的位置：人们可以认为，唐代的城市，辽、金的都城大体上都在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位于现在的鞑靼城西南一点儿，它的东部城墙在汉人城市的西部分（作者画线）。”应当注意到布莱契奈德对于金的都城的位置接受了传统观点。
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现在英语书中有关金代都城位置的流行错误概念，即认为金的都城在内城的正南方，也就是今天的外城所在地。这个错误来源于伐维尔的《北京历史的描述》。伐维尔提供了第一张金代都城的地图，把这个都城说成是一个邻近古老的辽都、在其东方建筑而成的一座新城市，和辽的都城规模基本相同；新都城东侧与现在外城东墙基本一致，西侧只是比现在的西墙稍短。用英语写的关于北京的两部权威着作，朱丽叶·布莱顿的《北京》（一九二四年），以及L．C．阿灵顿与Wm．路易逊合着的《老北京探故》（一九三五年），M·法博利用法语写的指南书《北京》（一九三七年），所有这些着作都出示了阐释详尽的地图，指出了不同时期这座城市的相对位置： 古代的蓟城，唐、辽、金和元时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最无根据的假设是一张关于金代紫禁城的绘图，它把紫禁城画在了现在天坛所在地。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致力于在他的权威性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绘制出单独的地图，他说这些地图都采自《麦德洛指南》和《北京教堂手册》（一九一四年）；这样一来这些材料还是源自伐维尔②。
一般来讲，伐维尔采用通俗的名称，蒙古人统治时期，称旧城为“南城”，意思是它恰恰就在南面，而且他能够引证出曾使用过这个名称的资料。他也试图解释金都城的周长，把辽都城也包括在内，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城市形成的一个矩形，南北长是东西长的两倍。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指出金从来没有毁坏过古老的辽城，而是对它加以扩建，这确是事实。然而当他说，“我们从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他们在它的东侧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笔者画线），连同原来的城市构成了金的新都城，叫做中都”，这一说法就不正确了。历史文献从来也没记载过金在东侧建立一个新城市，而是明确指出在各个方面建立了四个城堡，每个城堡方圆三华里，有地道与主城连接。
伐维尔指出金建有夏季行宫，也就是现在的三海所在地，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说，《北平图经志书》声称元都城建在金都城以北三华里处。“如果说金的都城的位置与辽都城的位置相同，那么这种说法便不很准确。”我必须指出许多材料都多次地绘出了新旧城西南-东北的相对位置，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尽管有一种记载说的是“北部”而不是“东北部”，而且过去经常使用“南城”这个称呼，但这只表明在这些方面谁也不会在平时的谈话中自找麻烦去寻求地理上的精确性。这不应该作为可以引用的证据。伐维尔进而陈述道：“马可·波罗说‘汗八里’靠近金的旧城，只有一条河把它们分隔开。这两座城市至少在沿河两岸部分长度大约相等。”这完全是无根据的。这两座城市可能在西南-东北的相对位置相连接，并且仍然只被一条河分隔开。伐维尔承认提供证据的这些旧寺庙都在西南角，可是“人们应该理解新城市不可能有纪念物”。这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借口，因为金的都城保留了一百年。他说金在新城内部建立了皇家寝宫，这是对的，但是寝宫的位置完全取决于你怎样解释新城的位置。伐维尔认为新城方圆三十华里，连同三十六华里的辽城，总共是六十六华里。这接近历史记载七十五华里的周长。
所有这些证据都不利于伐维尔。尽管这座城市的东郊，即现在的外城，在金和马可·波罗时代无疑人口都很稠密，但仍然没有一件有力的证据令人对他的结论表示信服。
一九九四年末译于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