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用语问题两次座谈纪要 90年代初，南京青年修辞学求实读书会成员两次聚会，座谈社会用语规范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于根元应邀出席。江苏省修辞学会会长王希杰、副秘书长王英也参加了座谈。现将座谈会发言择要整理如下： 一、社会用语及其特点 朱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用语的发送者一般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例如，“南京人民爱芭蕾，芭蕾爱南京人民”，这条标语的发送者是“芭蕾”集团。接收者通常是某个群体或社会公众，如商品广告的接收者是广大消费者。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单向性。发送者根据自己的目的主动地努力地影响接收者，接收者是发送者劝服的对象，而不是平等对话的伙伴。
社会用语负载的信息具有公开性、准确性的特点。所谓准确性是指接收者对讯息的信度要求高。小说、电影可以虚构，但广告说谎是不允许的。社会用语的编码往往有既定的程序，例如，产品广告常常在“原料”、“性能”、“功用”、“售后服务”等方面做文章。电视、广播、报刊，以及街头巷尾的墙壁等，都是社会用语的传播媒介，其传播场合可以说是最广泛的。
蔡健(南京大学)：广告有一个重要特点——情感性。最近看到一个广告挺逗的——南湖渔庄只宰鱼，不宰客!把“宰鱼”与“宰客”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通过一个“宰”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比强烈，正中消费者“最怕让人‘宰一刀”’的普遍心理。精彩的广告词能一下子抓住顾客，促使他们在情绪的感染下产生：消费欲望。
航海(南京市物资局)：社会用语可分为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两大类。书面用语按交际的具体内容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黾正式场合的口头交际用语，如谈判用语、演讲用语等，第二类是非正式场合的口头交际用语。
王希杰(南京大学)：社会用语的特点，我看可以抓住三点：第一是公开性。第二是多听众性，这可以区别于日常谈话。第三是重复性，这可以区别于文学作品。多次重复又带来了规格化标准化的特点。社会用语的定义很难下，外延也很难确定。但我想，任何新学科都遇到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去争论。不忙着下个人人都满意的定义，由此来开始我们的研究。可以从人人公认的最典型的社会用语开始，如：广告、招贴、商标、口号等。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适当研究自己认为是社会用语的东西。而我们应当对别人的这一做法采取宽容的态度。
二、社会用语不规范的现状及原因
史灿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鼓楼到新街口，沿街商店牌匾用字，繁体多于简体。现在繁体字大回潮。我看除了缺乏规范管理，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文化的，一是民族心理的。经济文化方面主要指外来影响。港台和海外大多还使用繁体字，由于经济开放和文化交流，繁体字通过商标、产品说明书、广告和图书、音像制品等流人大陆。民族心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有些人对外来的东西、古代的东西盲目崇拜，缺乏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这是繁体字盛行的重要原因。
郭水华(南京大学)：南京街头社会用字混乱。不光是滥用繁体字，还有乱造简化字、错别字等等问题。中山大厦对面“向阳牌人参蜂王浆”广告牌上，把“健脑”写成“建脑”。
曹德和(江苏教育学院)：今年年初，南京肉联厂在鼓楼公园举办职工摄影、书画作品展览。该厂在附近马路上空拉了几条横幅。有一条上面的标语是：“弘扬自强不息，严实求新，团结奉献，美食人民的肉联精神”。其中“美食人民”的说法引起不少市民议论：怎么可以“吃人民”呢?“美食人民”可以理解为“生产美食为人民”，写标语的人为了求得与前文“自强不息”、“严实求新”、“团结奉献”字数相等，削足适履，压缩了不能压缩的字。
王希杰：80年代以来，音译词泛滥，主要在社会用语中，如：克力架、斯考奇……这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国技术是先进，产品是比中国的好。二是外国投资，他出了钱，是他的产品，他当然得用音译译名儿，什么桑塔纳，阿里斯顿……。三是一种好奇求异的心理，特别是年轻人，中外都如此，是不必过分责备的。四是有一股崇洋媚外的味儿。同样商品，贴上外国的标签便好卖了，于是，“斯考奇”之类便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别一棍子打了所有的音译词。
三、社会用语规范研究及规范的意义
史灿方：搞好社会用语规范意义重大。从语言方面讲，有利于现代汉语健康发展。从社会方面讲，搞好社会用语规范，大家都来讲文明语言，少讲或不讲粗话脏话，可以减少矛盾和冲突，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朱少红(南京大学)：广告、商标、招贴等的不规范突出表现在文字书写上。一方面大陆内部书写也不统一，另一方面与台湾、海外之间书写也不统一。国家要统一，文化统一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一方面要搞好大陆社会用语书写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要由海峡两岸共同探讨如何逐步解决海峡两岸书写不统一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曹德和：现在有些产品和店铺喜欢取译名，什么“克力架”、“Pu革鞋”，什么“××士多店”、“××屋”、“××料理”，等等。“士多”是英语Store的译音，本身已是“店”的意思，怎么能在后边再加“店”呢?当前的社会用语规范化工作也有助于克服“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的盲目的崇洋媚外思想。
于根元：研究社会用语，要上街，跑商店。搜集材料，不仅要注意不规范的例子，也要注意好的例子，如好的广告、招标、标语。好的用例也要研究。语言工作者参加社会用语规范化研究，可以更直接地把语言工作同人民的社会生活挂起钩来，体现语言学和语言工作一个方面的重要价值；而且，语言工作者可以更多地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语言营养，促进语言研究。
四、如何开展社会用语规范化工作
王英：社会用语规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像社会用字的规范化，就尤其需要文化界人士的合作。
王希杰：我在电视台讲街头用字的规范，没想到得罪了书法家，不断有人传来他们火冒三丈的信息。
周日安：(插话)BBc英国广播公司，前几年每年聘请一位语言学家监听其新闻与评论，找出其中用错的词和不合语法的句子，公之于世。我们的书法家应当具有这种气魄和责任感。
王希杰：不少人劝我去向书法家们解释解释。我有时想，我的电视讲话得罪了名人，值得么?我看，他们扬言再也不写街头店名招牌了，因为南京大学王某某批评了，这不就收到效果了吗?
周日安：“唯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围内。“男牛”、“女牛”在摆满各种皮鞋的柜台前，表意是明确的，不致造成误解。其简缩是合理的。然而如将它们看成全民族的共同语，则是不规范的了。可见在社会用语规范化工作中，建立多层级的规范标准是必要的。
郭水华：社会用语规范化工作应当是刚性与柔性相结合。
王希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语言学家在规范问题上太狭隘，太过火了一些。在延吉开社会用语研究会时，有朋友对“卡拉OK”十分反感，认为不规范，言下之意应当清除。在《语言·社会·文化》的论文集里，有人认为“的士”一词，中不中，洋不洋，“这就不足取了”，并认为，在广大人民群众和语言工作者的积极干预下，这个词终于没有流行开来。其实“的士”已广泛流行了，很难取消了。是否在北京和全中国流行，现在谁也说不准。我看“的士”也并非洪水猛兽，它的出现也的确适应了交际的需要，而且又是双音节的，在汉语中双音节词生命力比较强，又比“出租汽车”要简短而经济。所以我以为，语言学家学是宽容一些为好。
于根元：50年代搞规范化，对新的语言现象，只有两种选择：规范与不规范。当时认为不规范的今天有不少都用开了。我想，今天搞社会用语规范化，应当有三种选择。要承认有些新的语言现象需要等等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