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年12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9月21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月29日、11月19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牵衣日追从，最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别。”尽管对朝廷所加罪名，梁启超以为冤屈，对于父亲的负疚感却丝毫未减。
此后，在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余年间，其父或居香港、澳门，或来日本，梁亦曾往探亲、祝寿。这样的长期分别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故一旦相聚，如1904年3、4月间，梁启超曾到澳门逗留十日，写信与其弟启勋，便一再称说“日与大人欢言，甚乐也”、“为大人预祝寿辰，极一时之乐”。父子间的书信也往复不断，只是留存下来的只有梁父的示子书。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最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因而，这封写于1912年12月1日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
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
其实，梁启超最大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吾此间宾客杂遝，出入无时，吾待之皆有分寸。然吾深知祖父之意，常欲吾所交之友皆一一晋见，一修子弟礼，而于有名有位之人为尤甚。然吾所处地位，万不能凡一客来，皆告之曰：“吾有老亲在此，汝其一见也。”又此间日日几皆有客共饭，饭时常常纵谭无数事。若有老人在座，则客皆拘束不便。且饭时，若吾专应酬客耶，偶一为之，固无所不可；日日如此（实则几于日日宴客），老人又安得不怒，且客又岂能安者？不应酬客耶，吾地位又安能？若日日使老人独饭，更成何事体？
可见，“种种不便”都关涉到礼数，梁父于此显系十分刻板、挑剔。
为此，欲两全其美，使父亲愉悦，自己亦可以安心处理外务，梁启超想到的唯一可行之方是：“同居于一地，而又必须异室而居。”故需要“赁屋三处”，分别安顿自家、父亲与梁启勋，且必要接庶母（细婆）及诸弟妹来与父亲同住。梁启超本人“惟常往朝，若无客时，则往侍饭”。如此，梁自觉父亲“不至因闷而生恼，而吾亦惟享家庭之乐，更无家庭之苦，可以专用精神以办事矣”。虽然对于这么大的排场和众多家人的日常用度，梁启超彼时毫不担忧，但实在应算虑事不周。
而最终梁父选择了乡居，此既为先前已经决定的“南归”之实施，也不排除京、津之间居大不易的顾虑。当然，梁启超陈述的“种种不便”，极可能同样引发了其父的不便感，故索性留在自己更为熟悉的环境中颐养天年。
梁启超为父祝寿
梁父的不来就养，从梁启超一面思量，应是留给其更大的施展空间，却也令其心中不安。1912年12月5日与思顺信中，梁启超便再申前议，以“乡居如何可久，且亦令吾常悬悬”为由，“力请明春北来为要”。而其1915年尝拜托梁士诒向袁世凯政府讨勋位一事，自此心理揣度，恐怕亦属事出有因。
梁启超致梁士诒先后两封《为父寿求请勋位函》，收录在苏文擢编纂的《梁谭玉樱居士所藏书翰图照影存》中，文如下：
有私事欲一干托：家君寿日福庆，甚思自获一勋位，为娱亲之助。诚知不免世俗之见，然扬显之义，古人盖亦有取焉。十年来文字鼓吹，于新邦肇造，或不无微劳，即两年来与乱党相薄，亦间接为政府张目。若府主录其微庸，援张季老（按：即张謇，字季直）之例，有以宠之，俾得极舞彩之荣，则其感激岂有涯涘？若兄审度，谓为可请，敢乞以尊意婉陈；若谓无取，则请置之。恃爱奉渎，皇赧皇赧。燕兄大鉴 名心印
付火
昨所谭事，既公以为可请，能以今日发表最感。养志之意，公当默会矣。
燕兄
马以君曾在《梁启超佚札十七封》中释读此信，认为：“信中反映梁启超好慕虚荣，恃功邀封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并称“付火”乃是“梁启超作贼心虚的确证”，批判可谓严厉。
而马以君推断梁启超上二函约写于1915年2月，实际可大致确定在1月27日前数日。经查《政府公报》，1915年1月1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策令》中，有授予张謇“中卿”的记录，梁士诒本人也同时获此荣衔。猜想梁启超不免见而心动，加上对父亲始终怀抱的一份歉疚，或许原本也有来自老太爷的压力，这才作书求讨勋位。曾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称“二总统”的梁士诒也果然爽快帮忙，1月27日，袁世凯即发表了梁启超“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的策令。现悬挂于梁氏茶坑村故居正厅门首的“一等嘉禾章中卿衔少卿/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的功勋匾，即是由此而来。《孝经》既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梁启超也可算谨遵教诲。
此匾上下款分书“中华民国四年”、“梁启超立”，乃是梁启超1915年4月下旬专门返乡为乃父做寿留下的纪念物。梁父诞辰为阴历三月十六日，折合该年西历，时当4月29日。在此期间，梁启超曾有数封写与长女的信记述庆典盛况。任公的生花妙笔本无人能及，且正在得意时，更是逸兴遄飞，形神毕现，故仅照抄如下（信中日期俱为农历）：
初九发上海，十二午抵港，粤吏以兵舰迓，其夜抵粤。十六在家庆祝，十八乃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十八日竟演剧侑祝，盖合全城官绅商之力，乃能于数日间布置略备也。在八旗会馆开筵，其地之宏敞，过于湖广馆。将去年之屏联择尤悬张（龙将军［按：指广东都督龙济光］殆成刘老老），此间人殆莫不咋舌叹美，谓是全省之荣幸也。二十日返乡（兵舰五只护送），乡中仍演剧三日，届时全乡若狂之状更可想耳。吾自上岸后，酬应乃无一刻暇，每日仍以数小时归家承欢，大约一日未离粤，则一日不能休息也。
十八日在省城庆寿，全城官绅商咸集（都中两贺电以十六晨至），共谓为空前之盛会也。……是日演剧，至翌晨侵晓乃散。老人亦凭观至终局，精神矍铄，坐客咸羡也。十九日，吾穷一日之力以谢客。今日为二十日，七点钟即乘船返茶坑矣。吾所御者，为一浅水兵轮，名曰楚璧。家族亲友同行者甚众，凡赁紫洞艇四只，护以小兵轮三只，军队随行者约二百人，新会军队相迓者闻尚百人云。沿途山川辉媚，花鸟欢虞，致足乐也。乡中尚演剧四日。吾于其间谒祠扫墓，不过一二日毕事。廿五六间当返省城，月杪即北行矣。
后一信更是写于所乘楚璧舰上，自得之情传写得淋漓尽致。此次盛大的为父祝寿活动，从省城广州办到家乡茶坑，广东军政要员纷纷出面，又派兵船、军队护送，梁启超自觉很风光，梁老太爷显然也十分受用。
不过，若依照5月11日与梁思顺等姊弟书中所述，梁启超还乡时，也曾发生“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时行刺的“极危险事”。幸好“为侦探所尾，在离江门一站之车破获”，却也付出了“兵官死一人，伤八人”的代价。由此看来，梁启超认作排场的“全省河小兵轮十余艘皆开往茶坑，军队环卫者四百余，其在附近一带巡缉者复数百”，也应有实际的卫护震慑效用。
为国乃大孝
世间事本是乐极生悲，盛极而衰。1915年梁启超的回乡祝寿可谓登峰造极，让父亲赚足了面子。但袁世凯的封赏笼络，仍未能阻止梁启超对其帝制自为的全力抗拒。公义私情，在任公先生那里还是泾渭分明。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继而，由于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催促，为坚定其参加反袁之役的决心，梁启超又于1916年3月4日自上海冒险出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的海防，直至27日方进入广西镇南关，与起义军队会合。由于袁世凯已下令严查拦截，梁启超只得一路伏藏，密闭舱底，隐居荒野。3月7日船抵香港时，尽管停留五日，直到12日方离开，其间同人均曾上岸歇息，亦遭巡捕盘诘，梁启超却始终滞留船上，甚至“四日间竟不敢登舷一步”。危险至此，故明知“老父方在港”，但“恐贻惊忧”，不能探望，梁启超终于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
梁父去世于1916年3月14日。日后梁启超曾痛心地在《哀启》中述及：“其时不孝启超身在香港，而乃委死父于不顾也。”“大渐两日，而不孝乃去港；不孝去港两日，而病遂不起也。”因而自责“不审以何罪业为鬼瞷弄，自发罪念，妄以所履至险惧贻老父忧，不敢往朝，且不敢通闻问疾”。并且假设己身如果及时探病或请良医诊治，父病或可痊愈，故极言其犯下了“躬弑吾父”之罪。不只当时未得一见，父亲去世后，因梁启超所负责任重大，为使其能够尽心军务，梁启勋等亦“徇亲朋之请，匿不以告”。
直到5月30日，在广东独立，护国战争大局已定，梁启超转赴上海九日后，梁启勋才从香港赶来报丧。其时距梁父弃世已七十七日。梁启超当即于次日作《闻讣辞职书》，辞去在军务院中所任各职。而再过一周，6月6日，帝制祸首袁世凯亦忧愤病死。
应该说，在履险犯难之际，梁启超一直挂念父亲，勉力排解其担忧。目前可见由梁启勋保存下来的四封书札，便是最好的证明：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现在海防，明日便入广西，应陆将军之招也。初八日过香港，因行踪须密，故不登岸；又虑大人惊忧，故不先禀告。今儿不久到广东矣，侍奉之日在即，谨先以数语报平安，藉纾慈念。肃此，敬请
福安！ 儿宏叩禀 阳历三月十八日
父亲大人膝下：儿现在梧州行营，约明后日便下肇庆。粤中各界虽竭诚欢迎，然人心难测。惟有节节进取，必须俟前队兵力巩固，始行前进。自闻海珠之变，此间益加慎重，必不至立于险地，请纾慈注。肃此，敬请
福安！ 儿启超叩禀 四月十五日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在军中，一切安善，请纾慈念。粤事纠纷颇难解决，日内或遂旋军返桂，不复来粤矣。儿无论在何处皆知谨慎，在桂军中万无一失，务乞安心。此请
福安！ 儿宏叩禀 （四月）十八号
父亲大人膝下：儿十八日由港起行，廿一晨到沪，途间甚安。现住处尚未定，仍暂借寓友人家耳。日内须一游日本，或往浙江。现事势日顺，大局或便可解决。儿一切起居饮食皆格外慎重，望纾慈念。此请
福安！ 儿启超叩禀 五月廿三日
信中署名“宏”者，系因梁启超乳名宏猷。至于“海珠之变”，乃发生于4月12日，前去与龙济光谈判的护国军代表汤叡等三人被枪杀。梁启超为免父亲担心，特于15日写信报平安。由此可知，梁启超每到一地，无论是越南海防、广西梧州还是上海，必有信通报父亲，以释远念。
不过，这四封书信全部写于梁父去世后，故得由已赴香港治丧的梁启勋收存。1932年，梁启超病逝三年后，其弟“发箧得之”，因写下一段题记：
右八纸并两信封，乃在护国军中发。时未闻丧，故所上先君子之四纸亦入余手，时余则奔丧在港也。蒋百里题《攒泪帖》所谓，每见伯兄落笔写“父亲大人膝下”数字，辄不忍睹而亟避去者，即此四纸矣。
梁启勋题跋中所称《攒泪帖》，查网上资料，为1996年由瀚海公司拍卖的梁启超长达十七米的巨幅书法作品。其中收录了祭父之《哀启》、祭妻之《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祭蔡锷之《公祭蔡松坡文》、祭麦孟华之《祭麦孺博诗》等。卷前由林长民题签，梁启勋题引首并题记，后有罗惇曧、罗惇、黄节、姚华、陈衡恪、黄濬、林长民、汪大燮、陈汉第、张一麐、蒋方震、麦仲华、籍忠寅、周大烈、余绍宋、林志钧、任可澄、伍庄、陈敬第等十九人题跋（已改正其间错讹）。蒋方震（字百里）之题词应出自此间。而梁启超四信得以保藏至今，并编入《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亦足以彰显任公先生在护国战争中先国后家、牺牲绝大的心迹。
章太炎挽联中所谓“共和再造赖斯人”，斯人而有丧父之痛，其有功于国日，正是有亏于父时。尽管可说造化弄人，父子终至生死暌隔；然而，梁父弥留之际，“乃严责家人，毋得以电召”启超，谓其“方有事于国也”，则梁老先生亦是以国事为重的明理人。因此，梁启超虽发丧迟迟，自认“罪人”，“生不克养，病不克侍，丧不克亲”，却无碍其仍为恪遵父训的孝子，因为国乃大孝也。
有意味的是，1916年10月9日，为纪念国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民国政府专门颁布了嘉奖令：“特授梁启超以勋一位。”不比先前的讨要，此番本是因梁启超参与护国战争有功，故与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一班护国军将领同列，获得了这份北洋政府时期以中华民国名义颁授的第二等勋位（凡分六等，第一等为大勋位）。面对这一实至名归的荣誉，梁启超却于公告见报的第二日，立即发表了《辞勋位电》，力陈：
言执戈卫社之义，惟倡义诸将独为其难；语舍身殉国之功，则死事群贤宜食其报。若启超者，虽缘孤愤，偶参戎机，但骛空言，羌无实绩。洎我大总统离明继照，正力肩艰巨于方来；而启超以衔恤靡依，未获分忧劳于万一。不谴已为过望，蒙赏实太无名。
故请求“将所授启超勋一位收回成命”。而其中父亲的病殁也是其辞谢勋位的重要理由。据此，前一年梁启超讨勋时所言为了“娱亲”，应系实情。“亲”已不在，荣衔也成为没有意义的虚名了。
2012年12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220期，2013年1月27日）
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
——从梁启勋藏札谈起
梁启超是政治家，也是学者，但首先是个文人。这是我翻阅两大册梁启勋收藏的其兄手札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习书留影
就书法艺术而言，梁启超或许不如其师康有为之自成一家、声名早树，但每一纸写出，无论为长文（如梁启勋所藏《袁世凯之解剖》），还是短札（如1917年1月所书辞寿庆之二十字笺），皆美观疏朗，布局考究，值得作为一件形完气足的艺术品欣赏。
而梁启超在书艺上确曾用功甚深。1910年4月9日致函徐佛苏时即提到，除“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其日间一定之功课”中，尚包括了“临帖一点钟”，并且是从1909年8月中旬以来从未间断。这对于自称“吾学病爱博”、“尤病在无恒”的梁启超来说，实属难得。即使1916年7月，因时事纷扰、心绪不宁，梁氏著述亦废，却“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并借此“稍足收敛此心”。
如此勤习苦练，加以梁启超的天资颖悟，其书法进步迅速也可想而知。1902年，黄遵宪曾称赞梁氏：“公书高秀渊雅，吾所最爱，《人境庐诗》有一序，公所自书，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但其所谓“人境庐诗序”，实为1898年1月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执教时，题写在黄遵宪诗稿上的跋语，其时梁之书法尚未大成。而1909年，梁氏书艺显然已发生巨大变化，以致亲密如二弟启勋，亦竟错认其字为出自康有为另一弟子麦孟华之手。在9月8日、10月21日给梁启勋的信中，兄长梁启超于是不无得意地再三辩白：
来片有“孟哥代笔书”一语，可谓奇极。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至倩人耶？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宜弟之不复能认吾墨迹也。
弟两月前有一片来云，“孺博代笔之书已到云云”，真可发笑。我寄弟一书，乃起稿后寄往上海，叫孟哥写好，再寄来付邮耶？吾近日每日必临右军二百字，已非吴下阿蒙矣。弟见我近函，又谓何人代笔耶？
而这正是梁启超数月以来，日日“临帖一点钟”的奇效。并且，其所临之帖也可落实为王羲之书迹。从写于1910年阴历正、二月间的《双涛阁日记》，即可见其每日功课几乎都有“临《圣教序》”一叶或半叶，并且，此前先已摹写七遍。因而，1925年春，梁启超作《旧拓怀仁圣教序》跋，提及此拓本“与吾相随既十余年，前后临摹且百过”，实可征信。
法帖之外，梁启超于碑学亦下过苦功。用力最勤的是张迁、张猛龙、张表各碑，且都有专门的题跋。如1911年，梁对临写张猛龙碑兴致正高。10月6日中秋夜，为其启行赴奉天前夜，梁氏本以为自此归国，故特意为尚居留日本读书的大女儿思顺（字令娴）写下一卷《自临张猛龙碑》墨迹，且题跋云：
居日本十四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作也。娴儿其永宝之。宣统三年辛亥九月望，饮冰记于日本须磨浦双涛园。
流亡十三年，一朝返国，其兴奋的心情亦须假借醉墨淋漓方足以抒尽，学书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正非同寻常。而梁启超评张猛龙碑“堂哉皇哉，一代轨范已”，称赞其“最方严”、“龙跳虎卧”，也与流亡中东山待起的梁启超心境相合。
从写给梁启勋的信札中亦可看到，梁启超练字每有心得，往往急于同二弟分享。1916至1917年居父丧期间，梁沉醉于《淳化阁帖》，函致启勋，称：“比写《阁帖》，如有所得。弟视此笺何如？”1924年3月14日亦写告其弟：“近来拼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同年年底，梁启超送“篆隶各一小幅”给启勋，言及：“近颇感非用力于篆，则隶不能工。三日来，日必课篆矣。”1925年2月5日信中又兴高采烈地预告：“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1927年6月15日复告其弟，开始习练《六体千字文》，“顷已发愤学章草矣”。梁启超对研习书法兴致之高，且由隶而篆而楷而章草之学书历程，于此清晰可见。
二、世界八杰笺
更引人兴味的是，梁启超的书法及各时期所学书体，又常及时见诸其所用信笺。其中透露的梁氏心情与思考，同样值得关注。
1905年4月25日与梁启勋函，梁启超选用的彩笺相当特别。此笺图像及文字呈橘红色。画中人物上髭如针，身穿双排扣礼服，手提“文明棍”，器宇轩昂。其姓名分别以中文与德文书写在右侧与下方，乃赫赫有名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画赞云：
公法不恃恃铁血，双瞳如炬心如雪。胸中甲兵不可说，叱咤全欧风云裂。
而此笺乃是1903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社专门印制，全套共八种。由该刊第二十六号所载《（新制）世界八杰笺》广告可获知详情：
读史者，读英雄传者，观其言论行事，未尝不想望其风采，欲买丝以绣之，铸金以事之。此崇拜英雄之热心，实使人自进其人格之一法门也。吾中国寻常函牍喜用雅笺，盖文学美术高尚之风习使然也。然通行笺纸写风景、描花鸟，或集古句、集碑文，虽各有寄托，然皆非关大体。本社欲利用此高尚风习，徐导起国民崇拜英雄之思想，特搜集近世最著名豪杰，每国一人，写其遗像，并请饮冰室主人各系以画像赞，制为《世界八杰笺》。海内志士雅人，想有同好，故印数万纸，以公于世。
“八杰”国别与姓名如下：西班牙哥仑布、英吉利克林威尔、俄罗斯大彼得、德意志俾斯麦、美利坚华盛顿、意大利加富尔、法兰西拿破仑、日本西乡隆盛。
实际上，此“世界八杰”事迹均曾出入于梁启超笔下。1896年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时，即屡屡称引“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俄国因此强盛，以论证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而1899年底，梁启超出游夏威夷，临行前一日，尚特意到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铜像前致敬，并在船中所作《壮别二十六首》中，专列“别西乡隆盛铜像一首”。此外，《壮别》组诗之“别东京留学诸友及门人三首”，亦称赞华盛顿与拿破仑为“孕育今世纪”的功臣。至于海外“汗漫游”的相似经历，则令梁氏对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仑布追慕不已（“蛮长阁龙洲”）。1900年，《饮冰室自由书》在《清议报》开设专栏，很快即刊出《英雄与时势》一则。梁启超既指认当今“乃举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也”，故呼唤如嘉富洱（一译加富尔）、俾斯麦、华盛顿之英雄出世，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而此中之加富尔，即为其《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最得梁氏心仪的人物。巧合的是，恰在“世界八杰笺”广告刊发的前一期，梁作《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文中所引克林威尔呵斥画工之言：“画我当画似我者！”（Paint me as I am）先已于梁著《李鸿章》与《南海康先生传》揭出，悬为其传记写作的至高境界。
具此英雄救世情怀，“世界八杰笺”自然会成为梁启超与维新志士通信的恰当载体。台湾影印的《梁启超知交手札》中，至少可以见到其万木草堂同学孔昭焱、弟子何天柱以及同志侯延爽采用这套笺纸中的七种。因其少见，姑录其中可辨识之画像赞数则，以见一斑：
克林威尔使英国宪法犟固为万邦式者谁乎？使英国国旗遍辉大地者谁乎？画中人是也。
华盛顿国多难，为飞将；功已成，为老农。是真圣贤，是真英雄。
加富尔读罗马衰亡史，宁知复有斯人；读中国现世史，恫哉竟无斯人！
拿破仑帝者魁桀，民权精神，震天撼地，千古一人。
而且，诸人在使用这套信笺时不乏混用者，如何天柱1908年1月17日致麦孟华函，总共三纸，依次为俾斯麦、拿破仑与西乡隆盛画像。这样的情况在梁启超书札中却很少看到，可见其对美感的在意与讲究。
三、自制笺索隐
“世界八杰笺”虽非梁启超自制，却因每张均有其书写的赞语，故可视为梁氏专用笺出现的预演。
而能够显露梁启超政治怀抱的自用笺，值得注意的有“新民建言”（有粉红、浅绿两色）一种。梁启勋的珍藏中，1909年梁启超为其代拟的一则“梁次荪履历”即以此书写。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办《清议报》，1902年2月又续编《新民丛报》。梁在该刊发表了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因此自号“中国之新民”与“新民子”。《新民说》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强调兼采中外，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当时影响极广。胡适日后忆述：“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而以其新笔名题笺，且为“建言”而非随意发言，恰可印证新民思想确是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言论的中心。
关切国事之外，梁启超对友朋也爱护惦念，情义深厚。《饮冰室诗话》开篇即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故其自制笺中，与“新民建言”显露的政治家身份相对应，尚有“新会梁子达诚奉书”的淡红与淡绿两色隶书八行笺，专用于亲朋间的通信。范例可见1910年11月9日与台湾林献堂函，此为梁氏初次投书，故采用此笺十分得体。此外，一款题为“饮冰集史晨碑”所成之文亦很可观：“相思无既，临书依依，惟若时自卫不备。”其间充满了对亲朋的眷恋、珍爱之情，相信林献堂收读梁启超1911年10月11日以此笺所作书札时，心中必定感觉十分温暖。
根据上文所述，1909至1910年，正是梁启超临帖摹碑最为勤奋的时期。检索详细记述此段生活的《双涛阁日记》，可见从1910年2月11日（正月初二）起，梁氏每日功课在临《圣教序》外，尚有摹《孔宙碑》第六遍结束，写《龙藏寺碑》一遍多。而两个月内，摹写时日最多的则为《张迁碑》，2月20日（正月十一日）开笔，至4月6日（二月二十七日）已是“第五通卒业”。因梁启超自我反省：“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吾书溺俗已久，结体直无一与古人合，故愈弄姿而愈增其丑。今后惟当于此，痛下苦功。”故于此数通唐前碑帖反复揣摹。
而此节书事反映在信纸上，则是所用彩笺一时称盛，品种繁多。以集碑文而言，仅据《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最简短者如“辞达”，乃是“饮冰集谯敏碑”而成，取义于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与梁氏1897年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所言“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的思路相符，故作便笺题词非常合适。而单独截取首二字，又可表示以辞达意，用于信封亦很妥当。除前引“集史晨碑”文一种外，梁启超另备有“沧江集孔宙碑”之“路修文俭，所陈不既”笺。“沧江”乃梁启超1910年2月主编《国风报》时开始使用的别号，淡红、淡绿两种笺纸显得相当雅致。1910年写给林献堂的长诗《奉赠献堂逸民先生兼简贤从幼春》及随后的一札，便采用了此纸。
诸碑之中，梁启超此时最钟情者实为东汉张迁（字公方）碑，并且历久不衰。1925年仍临写一通，题跋中赞“其书势雄深浑穆，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故“生平临摹垂百过”。以此，1910至1912年致林献堂函中，集自该碑文的笺纸样式竟出现了四种，即：“饮冰集张公方碑”之“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之“君其爱体素”（此笺有集字与款识红、绿颜色互调两式），以及分别题署为“沧江集张迁碑字”与“饮冰集张公方碑”之“别来思君，惟日为岁”。最后一种言简意赅，所传达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深切思念，很能见出梁启超的性情与言说方式，故被一再复制（其中“饮冰集张公方碑”另有双钩摹写一种）。甚至回国最初几年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亦以此款纸居多。第一种笺样则与“集史晨碑”文字匹配，应为有意成双之作，尽管行格设计一为明线、一为暗线。不过，史晨碑集字所抒之情尚属单纯的思亲念友，此笺却已将为国自珍的大义带入，亲情友爱之外，又添上了志士情怀。而梁氏本人的心事在“写陶句”中也得到了曲折透露。表面看来，“君其爱体素”似与“自卫”、“善摄”语意相近，然而细按陶渊明《答庞参军》诗，接下一句乃是“来会在何年”。回思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的艰辛，此藏尾句在感慨与友人相见不易的同时，未尝不包含了制笺之日梁氏对返归故国的殷切期盼。
反倒是1912年10月归国之后，情形正如其早先所逆料，“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梁启超从政、讲学，日益忙碌。初时尚有新添样式，如见于《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的两款笺纸：一为“任公集浪邪刻石残字制笺”之“书不尽言”，一为“集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后者常用来书写公事，却多半是以朋友身份进言，恰合梁氏此时进出官场的身份，尤具妙义。而公函专用、纸铺所造笺纸也已穿插其间，如1913至1914年与江庸书，即杂有“币制局用笺”与天津文美斋制“兰亭笺”数种。至1920年欧游归来，梁氏自备者已只剩下形制不一的“饮冰室用笺”与“饮冰室尺牍”。在绵绵不绝写给长女思顺、长子思成的信中，这种归于平淡、简易的信笺最多见。此外，一些友朋赠笺亦为梁启超喜用，如1925年6月抄赠胡适的白话词所选之姚华砖墨馆摹砖笺，以及1926年12月3日致江庸函所采商务印书馆印制之涵芬楼花笺（当为张元济赠送），皆属此类。
不过，即使到晚年，甚至1928年10月8日梁启超写与二弟启勋的最后一信，自诉因痔疮发作兼以感冒发热，身体衰弱，“仍艰于坐”，全篇布局却照样错落有致，且一字不改。而此种风格，在其目前可见遗留世间的最晚一通手札中仍保持不变——10月17日“爹爹”给“思成”的两页信函，字体依然端庄秀逸，书写依然整洁漂亮，不能不使人叹为爱美至死。因此，即使不考虑内容，梁启超的书信亦具有独立完足的观赏价值。
2012年10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