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25日，丁景唐出生于松花江畔。没过多久，流落在关外的爹妈就带着新生儿回到了故乡——浙江镇海。现在已改为宁波市北仑区。
丁景唐自十八岁走上社会后，一直活跃在文艺、出版战线上。他也充分利用图书馆，且在中国目录学和版本学方面取得成就。
不知不觉地闯入目录学的领地
丁景唐自1931年来沪定居，从此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之前，他曾广泛地利用申报图书馆、蚂蚁图书馆、中华业余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和工部局图书馆等。借助于这些图书馆的藏书和到书店、旧书摊淘书，丰富了他的文学、社会科学和现代文学版本目录学的知识。在1938年参加革命后，他又利用图书馆的书刊资料，编刊物、写文章。
他先后读过3所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那时为了写论文《（诗经）中的民歌研究》、《论陆游的诗》、《论孔尚任的（桃花扇）》，常去图书馆找资料。
在完成这些论文后，丁景唐感到资料的重要。没有资料，如何产生观点？没有资料，怎样去论证观点？没有资料，又怎能有结论？而在找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如果有一个总书目，就方便多了。也许就在写论文时，丁景唐无意识地闯入了目录学的领地。
在图书馆里看的书多了以后，丁景唐发现了查书的捷径，那就是各个书店、出版社的图书出版目录。
30年代，谢旦如开设的西门书店，曾出版过一份《出版月刊》；有出版界的动态、新书介绍、作家近况。还有当时被国民党查禁的一批书目，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这对当代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从读者到战友，成为一名学者
上海的解放，改变了丁景唐与图书馆之间借书看书的一般读者的关系。
解放初，因工作关系，他参与了解当时未统一组为上海图书馆的几所各自建制图书馆的馆藏和设施情况，考察过合众图书馆（后改名历史文献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后改名报刊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市人民图书馆和科学技术图书馆。他对这些图书馆有着离别多年旧友重逢的亲切感，并与顾廷龙馆长建立了友谊。1958年上海图书馆创建之前，他去合众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的次数较多，并与方行合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50年代曾利用这所图书馆，查阅五四时期北京出版的《新社会》、《曙光》、《人道》等杂志和一些绝版的单行本。1957年，北京图书馆与历史文献图书馆联合举办“李大钊牺牲30周年纪念图片文物展览”时，他第一次看到了李大钊牺牲前在狱中书写的自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联等珍贵革命文物。他在李大钊精神的感召下阅读了不少遗文，并利用展品材料，为《解放日报》、《新闻报》、《文汇报》写了几篇纪念李大钊烈士的文章，有的在20年后且被选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李大钊牺牲40周年纪念集》一书。
上海是收藏近现代图书报刊史料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从图书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看到了不少以前只知其名，未见实物的革命报刊，还有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罕见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印行的革命报刊。这使他“大开眼界”，启迪他酝酿一个雄心壮志的宏大计划——有系统地影印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刊物。在他的提议下，1958年，正式创议影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社联”、“文总”几十种留存极少或罕见的进步文学刊物的长远计划，并得到了上海图书馆等支持，数十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影印出版了。
1961年夏，丁景唐和方行等又决定由上海图书馆、上海旧书店等组成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调查小组，并编撰成《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1961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60年代初，在丁景唐的创议和主持下，上海市出版局曾草拟了一份关于上海旧书店收购与出售革命书刊、历史文献的规定，其中有一项规定，应优先供应北京革命博物馆、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和上海图书馆等。这项政府机关发布的行政规定以及上海旧书店与上海图书馆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保证了不少珍贵图书报刊等报刊等充实了上海图书馆的馆藏。
自50年代以来，丁景唐出版的两本书，堪称为应用中国目录学的专著，它就是：《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与文操合作）、《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与瞿光熙合作）。丁景唐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后，收集到瞿秋白的政治理论和文学方面的篇目和书目。
经当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的同意，《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得以问世。当时为了将瞿秋白作品编目著录，他和文操（方行）常借工作之余，前往上海图书馆等处查阅有关书报。该书后来推出增订版前，又委托上海图书馆王煦华等人到澳门路中华书局图书馆查阅、核对，如20年代的北京《晨报》，如此转辗反复的辛勤操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仍未能遍收瞿秋白全部著译目录，但不失为一本可以提供人们研究的工具书。
丁景唐另一部目录学应用是《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50年代末，丁景唐为编它，曾从上海图书馆借阅李求实（李伟森）编辑的《俄国革命画史》（1929年上海亚洲艺学社发行）、《中国青年》和殷夫烈士编的《摩登青年》等。当他从广州中山大学李伟江处得知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有冯铿烈士1925年在汕头友联中学读书时编辑的《友联期刊》第4、5两期时。就托方行、顾廷龙设法由上海图书馆出函向中山图书馆借阅。
《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于1961年初版，1981年增订后再版。在这20年中，丁景唐锲而不舍地努力着，就像一位采矿人在寻觅宝藏一样，常常为了一个目录、一本刊物、一个笔名、一个日期，反复地考证、搜寻、补正。然后作出准确或接近于准确的结论。
60年代初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他对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各种老解放区印刷的《讲话》版本作了一次调查研究，又参考其他地方收存的版本，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图书馆馆刊《图书馆》。这是一篇收集比较齐全的《讲话》版本考证文章，他说这应当感谢上海图书馆的。后来，他还将收藏的几种《讲话》版本和一些稀有的马列著作捐赠上海图书馆。
读书先看版权页
丁景唐看书有个习惯，那就是书一拿到手，首先是看版权页，看其出版年月、第几版、何处出版社、印数多少，再看后记，从中领略时代的风貌、文坛的变故、作家的状况。
丁景唐在研究各种版本时，发现了不少文坛史料，作家佚文。
他在所著《鲁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文献资料》说，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上，有鲁迅和郭沫若共同列名，发表《创造周报》“复活预告”的类似宣言。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根据丁景唐的文章去查看《创造月刊》，可找不到。1978年6月，他应邀到厦门大学去参加9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会议。会问，有人与丁景唐说及此事，他说：“我在几家图书馆中，查到了《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的两种版本，一种上面有我写的那样，是有《创造周报》副刊的撰稿人名单，和类似宣言的‘复活预告’，而另一种版本却没有，只刊登另出《文化批判》的广告。两种不同版本的内容却完全相同。”
马有失蹄，人有失误。在长期版本学研究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弄错的时候。凭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工作作风，予以订正。
1987年5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冯铿（红的日记）的最初发表》文章，同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是上海图书馆张伟。内称：“1931年4月25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前哨》刊出‘纪念战死者专号’，冯铿的《红的日记》和胡也频的《同居》等，作为遇难作家的遗作发表在‘专号’上。这在以后的有关研究文章和专著，都把《前哨》上的《红的日记》作为这篇作品的首次发表。”这是不确的。早在“1930年10月16日，北新书局出版的《现代文学》第1卷第4期，就发表了冯铿的日记体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即《红的日记》）。”
丁景唐注切这篇文章，在1987年第3期《出版史料》上，写了一篇《欢迎校正相互切磋——兼谈冯铿烈士（红的日记）的版本问题》。他说：“张伟同志在文章中提到我和亡友瞿光熙同志合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和我写的《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刊1963年11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以及花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冯铿文集《重新起来》都以《前哨》上的《红的日记》作为首次发表的依据。”他一方面为张伟找到冯铿文章的最早发表处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有一点疑虑。因为当年他提出冯铿的《红的日记》最早发表在《前哨》上的说法，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经过一番考证和研究的。
1961年，丁景唐曾请教过夏衍和赵景深。让我们来看看他当年查阅书刊和访问赵景深的一段记录：
“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纪念集（用了《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的书名》）中尾崎秀实（笔名白川次郎）的序文《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和《冯铿小传》中，有一个新的资料，为国内所未见。两文中鄙记述了冯铿烈士的《红的日记》，日译所根据的是冯铿亲笔书写的原稿。这篇作品的题目曾由冯铿苦心地作了多次的修改，最后才用了《红的日记》。日译者为了使日本读者易于理解，把它改译作《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据日译者介绍中说，这篇描写革命根据地红军女战士生活的《红的日记》原拟在北新书局的《现代文学》第4期上刊登，后来因为北新书局暂时被封，刊物也被没收而未能发表。笔者曾根据这一新资料写了《〈冯铿小传〉的新史料》。当时查考了1930年7月到12月北新书局出版的《现代文学》6期内容，第4期上并未发表过《红的日记》，因此认为可能是左联其他刊物之误。以后访问了当时《现代文学》编者赵景深先生。他说，见过冯铿烈士《红的日记》原稿。但《现代文学》因刊登藤森成吉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而受到国民党警告，就自动停刊，以后《现代文学》和《北新半月刊》合并，改出《青年界》。所以，《红的日记》在《现代文学》上没有发表。”
事隔二十多年后，丁景唐读了张伟的文章后，立刻想到冯铿的《红的日记》会不会和胡也频的《黑骨头》一样，由于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刊物版本的不同，而出现两种内容不同的作品？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到上海图书馆，再次查看《现代文学》第1期到6期的全部内容。结果在第4期上还是没有找到《红的日记》。于是他去找了张伟，并把全套的《现代文学》给他看。那上面确实没有冯铿的作品，张伟也感到很奇怪。就到书库里拿出他看过的另本《现代文学》第4期，两本刊物一对照，果然证实了丁景唐的想法。《现代文学》第4期果然有两种版本，因而有两种不同的内容。
（丁言昭）
余思图书编目人员为什么必须注切书籍的版权页、后记和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