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周而复堪称是实践书海作舟、踏遍天涯的作家了。他读书写作，利用图书馆，他行路考察，参观图书馆。他说：图书馆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对一个国家发展文化和培养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书斋取名为“北望楼”
周而复原籍安徽旌德，出生于南京，十五岁考进了青年会中学读书，青年会中学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收藏有不少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来的出版物。他开始接触到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书刊和其它新文学作品，如饥如渴地阅读图书馆所藏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和郁达夫的著作。后来，又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扩大到世界文学作品，他看得最多的是外国小说，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俄国小说，如屠格涅夫、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学图书馆时期的博览群书，强化了脑海中的文学细胞，也为他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3年周而复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在课堂上他接触了英国文学，以后兴趣又转到十八九世纪法国文学。这时大学图书馆给了他一个求知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每次总要借上十本八本的，如巴尔扎克、大仲马、福楼拜、雨果等作品，他将图书馆所藏主要法国文学作品的中文和英文译本读了许多。
学校图书馆给周而复提供了精神食粮。可是有很多百读不厌的书，如巴尔扎克作品。借了时间久，要超期罚款或停借，只有借了还，还了借，但有时易被他人借走，就中断了。因而大概在此时候，他萌发起自己最好也要有一个书斋。
抗战初期，周而复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延安抗日根据地，住在窑洞里，身边只有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独木不成林，当然算不上书斋。后来他赴敌后晋察冀边区，在军区政治部工作，随身携带只有两本书，《共产党宣言》和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就在村边打麦场上，或在树下，或在河边，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并拢，当做书桌，拿出随身带的一两本书看，有时还在膝盖上垫一本书，铺上稿纸，写篇战地报告文学的短文。这也是我的书斋”（《浪淘沙》）。他和当时敌后根据地的作家们都只能拥有这样简陋而又颇见功效的书斋的。因此，有次周而复去聂荣臻司令员那儿，发现他所居的陋室里竟有一架子的书，司令员视为至宝，有空闲就取来阅读，他在一旁见到，真是羡慕极了。
40年代初期，周而复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他视卧室为书斋，但因为是津贴制，无钱买书，拥有书很少。主要都是从报社图书馆借书看。《新华日报》图书馆拥有书报是很多的，使用也极方便，他白天去查阅，还可借回一批书报，挑灯夜读。这时期，周而复真是个得读平生未见书，解决了多年来读书少、找不到书的困难。
抗战胜利，国民党打内战，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派周而复赴香港做文化界统战工作，主编《北方文丛》。他和夏衍、冯乃超都住在英皇道一幢新楼里。周而复住的是一问不足10平方米的小室，一床一桌，其余空间就是书，还拥有一个书架。他就把此室取名为“北望楼”。“北望王师又一年”。他对这个书斋名称，满有感情，以致若干年后居住在北京，仍将书斋命名为“北望楼”。据他自称，也因东北方是中南海的缘故。
周而复对“北望楼”情有独钟。那是他1949年5月，随陈毅的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时候，当时周而复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兼管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时，上海文化工作社约他编一本杂文集。他打算将30年代到40年代所写的杂文选为一集，可是从哪里寻找、汇集这些散失的旧稿呢？有天，恰巧黄炎培请吃饭，座中谈起鸿英图书馆（后改名为上海报刊图书馆）比较完整收藏了许多民国前后的旧报纸杂志。经黄炎培提醒，使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利用空隙时间去图书馆寻访，日积月累，居然在一些发黄了的报刊上找到不少早年杂文，原来以为再也没机会见到这些作品了，真是喜出望外。后经友人、尤其是在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毛云路帮助下，共抄录一百多篇，除译作、创作小说外，将其中杂文结集出版，取名为《北望楼杂文》。
早在抗战初期，周而复就酝酿写一部反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主题的小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就开始筹划创作长篇抗战题材的小说，这就是后来取名的《长城万里图》。此后的几年，他的北京北望楼书斋增加了很多围绕八年抗日时期的书籍。有些书买不到，就设法从北京的图书馆借阅。北京的图书馆找不到，他就到外地图书馆、档案馆借阅。在出国访问时，注意参观访问与中国抗战有关的日本、美国、苏联、德国、意大利、法国以及北欧五国等国，实地调查，搜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战区有关资料，阅读了一亿字以上的有关文件、书信、日记。使展现出来的场景翔实可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酝酿和16年的潜心耕耘，《长城万里图》终于在1987年到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推出，共六卷，375万字。
每到一国，常去参观重要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发展和为群众与专家服务，对于一国文化科学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因此，周而复在国外访问时，每到一国，就要去参观所在地的图书馆。他仔细观看，还自备本子又是记又是问。有年，他赴苏联得便参观了莫斯科的图书馆，当他看到馆里设有专家工作室，学者可在那里潜心研究学问，从事写作；他们可心无限止的查阅图书，即使是不相关的书籍也可迅速送到的情景，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图书馆还罕有这样的专室，极为赞赏。
周而复设身处地想到在中国，图书馆也应有传播文化的多功能。它不仅是公共的、大众的，而且也能给作家、学者有一席之地，提供专门书籍，以便节省时间，创造出更多的精神食粮。对此喜欢利用图书馆的周而复深有体会地说：“我在国内一个图书馆，为了找一本自己所要看的书，常常在寻找目录卡片上花去许多时间；找到以后，写好借书单去借，又花去许多时间，等到书拿到手的时候，看书的时间不多了，不是快到吃饭的时间，就是临近闭馆的时间。”其实，这种传统借阅制度，从20世纪初中国有公共图书馆始，就延续了七八十年，真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它极大地阻碍包括专业研究人员在内的广大读者利用图书馆，以致当时图书馆的文化坐标就是“藏书馆”，典藏重于流通。它的清规戒律，拉开了图书和人们的距离，从而也影响图书馆自己在社会和民众中的文化价值。
1978年以后，周而复出国访问次数更多了。他在参观欧美各国图书馆时，为他们先进的图书设备感叹不已。在图书馆，能够多快好省地找到自己要读的书，就是效率。1979年周而复在巴黎参观了联合国教科文图书馆，就它的现代化设备，赞赏不已，他说：这个馆规模不大，藏书不多，但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借书非常方便，无论需要哪方面的书，只要一按电钮，马上就显示出来，这样寻找书目不过几秒钟，一本书借到也只要几分钟。
周而复还参观了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所属大众情报图书馆。当他进入这家图书馆时，他为满架的书刊以及众多读者聚精会神阅读情景所吸引住了。在这里，书架和读者之间没有任何门户的限制，在这家拥有国内外报刊2400多种，百科全书，辞典和参考资料等工具书3000多种，以及50多万册图书，还有盒式录音带、复印或微缩胶片、资料影片的图书馆里，周而复都分别作了细致的观察。他很欣赏读者可以随意在书架上取书，一不要工作证，二不要借书证，三不填借书单，四不劳图书管理员找书。他还发现这家图书馆应用了现代电化设备，在共有1300个座位中，有250个座位有电化设备。读者可用单机收听录音资料，看幻灯片、录像电影，查询微缩资料；还有40个小听音室，在那儿可以学习近40种语言，其中包括有中国的藏语。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图书馆。
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规模宏大，包罗文化艺术万象，它主心轴当然是古典和现代艺术作品，但周而复却认为大众情报图书馆才是它的心脏，因为它把分散在地球上的人类的全部知识集中起来，提供人们学习和研究。此说很有道理，这也是作家对图书馆功能最好的形象化概括。
1984年周而复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后，对它藏书丰富，图书分类系统化、标准化，图书目录卡逐渐成为美国和世界上一些图书馆采用的标准目录卡，认为这在图书馆管理事业上是一项重要基本措施。他在谈及在参观北欧丹麦和挪威等国的国家图书馆时，说这些国家全国各个图书馆都采用了统一的图书馆目录卡，任何学者专家和其他读者都可通过当地图书馆及时借到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藏书，馆际之间可以互相借书，这样也可节省时间到各地去借，该多好。作家的丰富文化思维，强化了他对图书馆现代化设备的意识。国外图书馆的参观，也开扩了他的思维力度，联系到我国，他对我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不只是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必不可少的。
图书乃医治愚昧之良药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浙江宁波出席王任叔九十诞辰纪念会，会上有幸与周而复相识。同时出席的还有许杰、黄源、柯灵等。老作家相聚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就将大会拍摄的全体合影照片，在背后请他们签名留念。周而复签名时知道我是图书馆工作者，就说：我去过昔日的跑马厅（原上海图书馆所在地），现在成为图书馆可大有作为啊！当他在照片上签了名后，说：你不愧为图书馆工作者，很有文献意识，这张照片，就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也许与大作家有缘，我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去北京他的公寓访问。首次拜谒，在那宽敞客厅里，一眼就见到墙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与他的合照和一些书法作品，他介绍说：这是1960年在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与他交谈文艺问题时所摄的，中间是楚图南，这是具有历史文献的照片。我向他介绍上海图书馆建立“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1996年12月改为手稿馆），搜集了名人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2万余件（现在已有4万件），已陈列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陶行知、蔡元培、黄炎培、老舍、曹禺等手稿，并希望给予支持。他听后说：这工作做得好，30年代上海就是中国文化中心，很多知名人士都在上海活动，你们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我一定给予支持。在提出向他要《上海的早晨》手稿时，才知道这部手稿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他说：上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地方，30年代我就来上海念书、工作。《上海的早晨》也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在上海诞生的。我对上海具有特殊感情。
1996年周而复来到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参观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他见陈列的巴金、夏衍、冰心、沙汀等大家手稿如此丰富，琳琅满目，称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参观后，他还看了手稿的整理、登录、编目等运作过程。当他翻阅一张张卡片时，称赞说：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将手稿放在你们这里是可以放心的了。当我们拿出已裱装好的周而复致范泉书信一本册页给他看时，他惊讶地说：没想到这些信竟已收藏在你们手稿室了。真要感谢范泉同志为我保存了20余封书信和他大公无私的捐献精神。接着，周而复欣然在手稿室题写了：“图书医治愚昧之良药，建设文化之阶梯。大力发展图书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
周而复回去后，仍关心手稿室的基本建设，数次捐赠了手稿、书法条幅和中堂照片、著作签名本200余件。他对手稿室今后的发展极为关注，有一次，还特地与我讲：30年代“左联”成立于上海。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作家冯雪峰、丁玲等，都是“左联”的领导成员。“左联”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开展活动的。你们手稿室如能一一搜集他们手稿资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现在“左联”健在的盟员已不多了，你们要赶紧进行抢救，以保存这批珍贵史料。他还说：你们手稿室可以说是全国首创，但要办成既有一定规模，又具有上海特色的文化设置，还得继续努力。又说，“手稿室”的名称，似乎与内容不太相适合，认为可以独立取名，这样更有影响。他的意见与不少作家学者不谋而合，也正符合我们所想到的。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迁移新址时，就正式命名为“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周而复是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作家，他对图书馆的文化建设关切和重视，那是出自他多年来利用图书馆、熟悉图书馆的丰富经历。他说：“书籍是人类的结晶。一个人从幼年起，书是终生的伴侣，而且是忠实的伴侣。书籍是一所没有教授的庞大得无所不包的高等学府，它的学生仅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地球就是40亿以上男女老少，我们都在这个高等学府读书。”他认为图书馆每个管理人员都得要努力读书，善于读书，研究问题，特别是掌握新科技发展，电脑、录像、录音、网络和数字化传播技术。
（上海图书馆萧斌如）
余思1．“周而复”姓名出自何书？
2．走出国门，开扩眼界。当今我国图书馆和国外后资本主义还有多少差距？
3．在信息化时代图书馆如何继续强化名家手稿的收集、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