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是一位藏书家。他以毕生心血，收集了大量古籍善本书。共和国成立后，却毅然将所有珍藏几次无偿捐献与国家。珠还合浦，将《永乐大典》献给国家
周叔弢家学渊源，祖周馥，父周学海对书籍的偏好，对他有着颇深的影响。他从十六岁开始买书，二十岁注意收藏古籍善本书，毕生收集到各类古籍37000余册，其中宋、元，明刻和名家精校精抄善本，就有700余种，2600余册，成为当时名重北方藏书大家。
作为私人藏书家，周叔弢与众不同的是，他访书、求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抢救民族文化。早在1942年，周叔弢就在自订的善本书目中教导子孙：“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
1949年7月，当周叔弢得知当时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版书《经典释文》所缺少的第七卷在某人手中，而此人又拒不愿将它售于国家图书馆时，他决然地以二两黄金将它买下，遂即赠与故宫，使其合为完璧（后归入北京图书馆），这是他首次将私藏捐献国家。
1951年8月，周叔弢在报上看到北京图书馆举办由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图书馆所移赠的《永乐大典》展览，共为11册，便立即复函北京图书馆，拟将珍藏的《永乐大典》一册捐献给国家，信称：“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仅愿捐献贵馆，不敢薨希附伟大友邦之骥尾，以传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周叔弢遂将此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翌年他又向北京图书馆捐献了所藏善本中的精品，宋、元、明刻，名家批校及精抄本715种，2672册。
在这批藏品中，山东海源阁旧藏就有55种。其中有周叔弢珍爱的清藏书家黄丕烈旧藏，并因藏有宋版书《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而命名书屋为“陶陶室”。这两部书曾于清道光年间，由海源阁杨以增收藏。八十年后，海源阁书散出，两书也天各一方。周叔弢先购得《陶渊明集》，此后又以4000元的天价（折合当时面粉价格约4000多袋）将另部《陶靖节先生诗》买下，终使两陶合璧。
其余五十多部海源阁散佚之书，也是周叔弢费尽心力和财力悉心收集的。有多少次周叔弢因其“索价奇昂，无力支付”而望书兴叹，又有多少次，他为购得一部海源阁旧藏而节衣缩食，甚至“举债收得”。清黄丕烈批校、康熙陆缪家抄本《蜕庵诗集》和清抄本《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两书，即是周叔弢售出北京自来水厂股票以偿值书债的。在他收藏的这批海源阁旧藏中，多为宋元刻本及名人校跋本，如宋刻本《南华真》；宋杭州刻本《新序》，清黄丕烈、金锡爵、杨绍和跋；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刊公文纸印本《新定三礼图集注》，清钱谦益跋；宋绍兴十八年（1148）荆湖路安抚使司刻递修本《建康实录》，宋蜀刻小字本《王摩诘文集》，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周礼注》，金刻本《通鉴节要》，元刻本《稼轩词》、《复古篇》、《梅花百咏》、《尔雅》等。此外，明刻《广雅》清顾广圻、黄丕烈校跋，毛氏汲古阁影元抄本《字鉴》、明崇祯三年（1630）叶奕抄本《李群玉诗集》，明铜活字印本《开元天宝遗事》等。应该说，如果没有周叔弢的悉心搜集，海源阁这些散失于外的珍本秘籍是很难得以比较集中保存下来的。
周叔弢捐给北京图书馆的藏书，还有宋版《东观余论》，宋绍定五年黄埒刻本《黄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均是他及时出资，才使这些将被卖到日本的海内孤帙免于沦落异域。
当周叔弢将这一部部珍本秘籍悉数捐给国家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赞道：“你把珍秘之书全部献出，并未保留一部，真是难得，难得。”周叔弢捐献的这批珍藏，奠定了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的基础，它也成为北京图书馆的镇库之宝，今天，它已有多种被选录于《古逸丛书》三编。
周叔弢对天津市的图书馆也给予了支持。1954年9月，周叔弢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献了中外文图书、杂志等共3500余册。
1955年又向天津图书馆捐献古籍线装书3100余种，22600余册。之后，1973年再次向天津图书馆捐赠了古籍线装书1827种，9196册，其中以明清善本及各类活字印本、影印宋元刻本及部分稿本为特色。
周叔弢所理念的，图书馆是他藏书的最好归宿，他曾风趣地说：“把书捐给图书馆，如同为女儿找到了理想的婆家。”
他所捐给天津图书馆的藏书，尤其值得注切是，藏书家所执著的远见卓识，竟搜集了自明代以来铜、泥、木各类活字印本的古籍400余种，其中罕见的如明弘治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宋诸臣奏议》、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吹藜阁铜活字印本《文苑英华律赋选》、清道光十二年（1832）李瑶泥活字印本《校补金石例四种》、清康熙六十年（1721）娄东施氏木活字印本《吴都文粹》等。这些珍藏且使活字印本书成为天津图书馆藏书的一大景观。1981年，天津图书馆以周叔弢捐赠的400余种活字本书为基础，加上逐年收藏，编制了《天津图书馆藏活字本目录》，共收书700余种，此外，还编辑了《周叔弢先生捐献藏书书目》。当图书馆将送给周叔弢这两部书目时，他高兴地说：“回想自己七十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部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这正是一个中华爱国者所具有的崇高精神境界！
“读者看书时，不用再听喇叭叫了”
周叔弢关心图书馆事业。
1952年后，当得知已捐入北京图书馆的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所缺的第二十六卷藏于上海图书馆时，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在某次北京开会时，给与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了一张纸条，求其将此书璧还，陈毅立即答复，请上海图书馆将这卷书调给北京图书馆，对此周叔弢十分感动。
十年浩劫之后，当在天津新华书店发现宋版《春秋繁露》第一卷，是北京图书馆所藏一部中散失的，他便急忙从中联系，经展转洽商，终于使这本书回归北京图书馆，合成完璧。
周叔弢一生爱书如命，看到好书总是爱不释手。20世纪60年代初，当得知天津古籍书店有一部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刊行的宋岳飞之孙岳珂《棠湖诗稿》时，他极欲购藏，书店破例将此书先借给他陈置案头逾月。此时，天津图书馆也极想收入馆藏，最后周叔弢说：“予不应与馆争。”遂将此书退让与天津图书馆。
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要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1978年3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为部署《善本总目》的编辑在南京召开会议，1980年在北京集中编目，并聘请周叔弢为顾问，他欣然允应，同年初夏，担任该书目主编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来津看望周叔瞍。当顾廷龙刚踏进周家大门，周叔弢已神采奕奕，疾步迎出客厅，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没有任何寒暄，开门见山谈起了《古籍总目》的编辑情况，并对一些书的版本等进行考订。一个多小时的会面，始终没有离开古籍的话题，当时的场面，令人难忘。
天津图书馆原址在市中心的和平区承德道上，门前左右两侧及对面路边是两排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大楼对面是一片长方形的草坪，在草木掩映中并列耸立三座石雕像，中间为鲁迅坐像，两则分别是两少年与工农读书的雕像，环境清幽肃静，但在草坪后面却设有一长途汽车站和一无人管理的厕所，正是大煞风景，且每天人流熙熙攘攘，一片嘈杂，周叔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使图书馆读者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以一个人民代表的身份，多次向市、区有关部门建议，这个车站与厕所终于移至他处。这些本应注意而又为常人忽视的事情，在周叔弢眼里却是如此被重视。事后他曾欣慰地说：“这下可好了，读者看书时不用再听喇叭叫了。”
多看一些地方志，为的是了解各地纸张
藏书家也多是学问家。周叔弢博览群书，尤精于版本。
80年代初，九十上下的周叔弢仍经常到天津图书馆看书，每次来后，就要为古籍整理工作人员讲述一些古籍版本知识。
周叔弢在晚年特别注意对书籍纸张的研究，对开化纸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多次提出待有时间，要到图书馆去多看一看各地的方志，目的是通过地方志书来了解和比较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纸张的特点与区别，因为一般地方志书多用本地生产的纸张印刷，以期为解决其他各类古籍的版本问题提供一个依据。他每次谈及此事，总是兴致勃勃，充满生命的活力。
（天津市图书馆白莉蓉）
链接周叔弢藏书标准有“五好”：一是刻版好，犹如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是纸张好，好似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是题跋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是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是装潢好，就像一个人衣冠整齐。
余思你如果是一位图书馆工作者，请检视贵馆所在的环境，是否存在对读者不利的地方？该如何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