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图书馆和学人，不能不说舒新城。
他是20年代《辞海》主编，50年代，又出任新《辞海》主编。
他也是中国教育史研究大家。这是海内外公认的读书多、善于和图书馆打交道的学者。“在中国研究学问，最少亦不比富人进天国容易”
舒新城所以能在教育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一是向社会调查，二就是得力于图书馆的藏书。
1920年后他研究教育史，搜集到的都是1920年以后的资料；要解决清末民初的资料，只有靠跑图书馆。
当时舒新城定居南京，他到江苏省立图书馆借阅资料，但该馆专藏古籍，其中虽有少量民初出版的旧书，但新书极少，关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方面的可称绝无。
舒新城到东南大学图书馆借阅资料，经查阅才知该馆的藏书以西文书籍为多，虽有少量教育类藏书，却缺乏教育史料，连普通的《教育公报》和《教育杂志》也不全。
他又踏进金陵大学图书馆，该馆历史颇长，经查阅才知它以藏志书闻名，对一般刊物及各地赠送之刊物则较丰富，虽不足以供研究专史之参考，但总算查到一些材料。他消磨于该馆的时间有好几个月。
金陵大学图书馆热情地接待了舒新城，允许他自由入库查阅各种书报杂志，携带笔记本入库抄录资料。该馆除普通书报杂志外，关于近代中国教育专史之重要材料，如《钦定学堂章程》、《学部咨奏辑要》、《光绪谕折汇存》、《光绪政要》、《光绪宣统新法令》、《约章成案汇览》等书以及各校章程及报告、各种教科书等均没有收藏。
舒新城为了弄清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年月日，查阅了多家图书馆的藏书，也拜访了多位教育界前辈，均无结果。
舒新城请黎锦熙代向教育部找一份最近的留学生统计（时舒正著《中国留学生史》）。结果仍是没有。黎回信说：“在中国研究学问，最少亦不比富人进天国容易”。
教育部与教育界前辈不能供给所需资料，于是舒新城又分函上海陈启天、向达、武堉干，北京刘炳藜、刘舫，四川陈岳安、李劫人、长沙刘范猷、昆明马耀武及南京蒋维乔、李儒勉等友朋、又向各地书后及私家搜购清末有关教育之各种出版物。并请陆费逵转函中华书局各省分局代为搜购，但结果收获甚微。
是陆费伯鸿先生信任我、帮助我
1928年，舒新城应中华书局之聘，在南京主编《辞海》。1930年1月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仅五六万册，所藏缺乏特色，亦不够系统。为丰富馆藏，他将自己所收藏的各类教科书和教育史料7000余册，连同教具多种捐献给图书馆。他并决定凡是各大书局所出新书，一律采购。对于工具书，通得采购两部以上。对于古籍也要求多购。
舒新城还抓图书馆科学管理工作。原先馆藏图书仅有分类簿本目录，无卡片目录，更无书名、著者及其它目录，查找借阅颇不方便。他决定建立各项卡片目录：即书卡、著译者卡、分类卡、丛书子目卡、书名目录卡，并用五笔检字法排列，使每种书名，著译者均有定位，检索起来准确方便。又附设史料整理小组，凡是有关近代史料的图书报刊，图书馆购备一份供永远收藏，史料组亦购备一份，作为资料剪贴使用。对书刊上的重要文章均制作文摘卡，卡的内容包括篇名、作者、字数、内容提要、出处、日期、卷期等。对报纸上的右用文章则剪贴，对每份剪报亦注明所载报名、日期、然后分类、合订成册。这项基本建设，直至1937年秋，因抗战爆发才停止。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书局的业务虽全部停工。而舒新城主持的图书馆却始终未停。1941年10月购得江苏常熟藏书家蒋孟苹藏书311箱，419部，54366册。1945年4月，又购进郑振铎在沪的藏书902部，5500册。
从1930年至1949年在舒新城任馆长的二十年中，馆藏骤增至55万余册。
建国初期，私营股份制的中华书局面临经济困难，有些股东主张将图书馆的书出卖，作为红利分掉。也有人觉得图书馆藏书是一堆废纸，还是把它交给国家算了。又有人主张将图书馆化整为零，按学科、门类、分捐给若干家图书馆。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还致函舒新城说：“中华书局图书馆出让事，我局极为重视，兹因我局王冶秋副局长赴沪之便，拟与您面谈其事，请和他细谈一切为荷。中华的书堪足以补充中央所未备，故极盼能收购。当然，能够捐献更好，但决不勉强。”
舒新城却认定图书馆一定会有用处，并毅然决定完整地保存图书馆。他认为化整为零的捐出虽易，但不易保存史料，不能充分发挥史料的集束作用，因为图书馆藏书宜集中，分散则难发挥作用。议论了二三年的捐书总算有了结论。
呼吁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
1953年7月舒新城退休，但仍任编辑所所长，他以全国、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视察上海市的图书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解放前外国人在上海和全国办的公司、洋行及其它机构在运作中，都先后形成和庋藏很多文字资料。由此他建议中央文化部应赶快制定个规划，把全国各地的文字资料，作一次大规模的“清家底”，逐步编印全国图书资料总目，供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并希望国家制定特别预算，收购散失在民间的重要资料；对于即将做纸浆的废纸，希望文化部门与商业部门协商，让先行鉴选后，方可允许做纸浆。
舒新城视察上海几家主要图书馆，发现1822年创刊的法文《亚洲》杂志、1832年创刊的英文《中国丛报》月刊、1850年创刊的英文《字林西报》、1900年以前的《申报》及其它19世纪前半期的书刊，大部分已风化，一触易成碎片。他建议有关领导部门采取措施，赶快照相摄成软片保存，并复制若干份藏全国各大图书馆。
当时上海有五家市级图书馆，仅有一家是几十年前的图书馆建筑，其他各馆均是利用旧建筑，实不适合图书馆之用，如上海图书馆是利用跑马厅大楼；上海人民图书馆则是利用旧跑狗场的房屋，书库不通风，潮湿异常，且面积小，有近百万册书放在箱子里不能上架；阅览室人满为患，有时在门外等候二三小时方能入馆。为此舒新城呼吁文化领导部门须拨专款，建筑一些合符规格的图书馆。
舒新城在视察中深感图书资料人员的业务水平亟须提高，他提请文化部门须开设图书馆专业训练班及学校，向文史馆和社会各方面征聘各科老年专家，分负一部分鉴别、整理图书资料工作，并建议文教部门强化对装订及修补旧书技术人员的培养。
（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王震）
链接舒新城少年读书于湖南长沙时，终日坐图书馆冷板凳。后来经老师指点，要他走向山林，把大自然当作是一本最大的书。他遵开导，学问大进。日后他说：“二十五年来，我无时不读小书，也无时不读这本大书”。
余思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的资料室以藏书丰富闻名，其前身是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馆。你知道这家出版社的全称吗？它主要编辑出版哪一类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