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教授，著作等身，是为国际史学界誉称的史学大家。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的研究也同样令同行人瞩目。
治学之路，始于《书目答问》
陈垣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五岁时，被送到学馆读书。虽苦读“四书”、“五经”，也从不求理解，只不过死记硬背而已。他开始自觉地发奋读书，还是偶然发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后，这本书列举很多书名，还注解着每本书的作者，以及刻本介绍。从这本目录书里，除去经书以外，还能看到了史、子、集各部书籍情况。后来，他与大学毕业生谈读书经验时说，“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这书使他大开了眼界，初步了解了中国古籍文献的概况，丰富了目录学知识。从此，他就按照《书目答问》的指引，借书、访书、买书、读书。他从《书目答问》人手，进而研究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的几年，又把它读了多遍。他开始对史学有了兴趣，盼望有朝一日能读到《四库全书》这部大丛书。
对《四库全书》的精心研究
陈垣定居北京以后，向往读《四库全书》，但此时正值民国初期，溥仪尚留住在宫中，一般人是不能进文渊阁看书的。后来他在听说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放在国子监前街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就不管严寒酷暑，每天自所住的城西南角象坊桥，到城东北角方家胡同去阅读《四库全书》。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通道路，必须绕道而行，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四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一盒午饭，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午间喝点水，吃点冷饭，又继续看，不到关门时间，决不离去。就这样，在图书馆面壁了十年。
《四库全书》包括470多种著作，共计36300多册，他都仔细进行了分析、研究，尤其注意钻研了其中的史部。他在读《四库全书》前，自先就对这部丛书著录的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编写了《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他对《四库全书》作了全面研究，当时流行的有一种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四库全书》尚未完成时印行的，后来因文字狱的株连和其他缘故，有些著作被撤换，陈垣用这本目录与实际存书相校对，了解到这部目录和《四库全书》不完全符合的实际情况，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对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搜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全书书名考异》五卷。当时京师图书馆接受这部书后，未及自行编目，就是使用这部目录的通行本借书取书。管理人员还不知道这部目录和原书有不合处呢，他们对陈垣所要借的书，常常弄不清书的有无。但陈垣却心中有数，知道哪些是有目无书，哪些是有书无目。不仅如此，他还知道某一种书放在某一书架的某一层上。有一次，他写了一张有书无目的借书条交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找了一阵没找到，陈垣说：“你到馆内某某方向，第某某排，第某某架去找，一定有。”管理人员按照他说的去找，果然找到了。原来陈垣在摸清了全书的排架情况后，摹制了一份“四库全书排架平面图”，图上精细地画出了书架的位置和次第，写明每一层书架上图书的书名，按图索骥，当然就比管理员更清楚书所在的位置。
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况，陈垣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带领几个中学生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两个人一组负责对每部书逐页检点，发现错误，就在目录上圈出。由此，他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解放后，有人写文章，提起《四库全书》中哪本书数量最多，一般人总以为是《册府元龟》，陈垣予以纠正：第一部是《佩文韵府》，第二部是《册府元龟》，第三部是医书《普济方》。
他把自己书斋取名为“励耘书屋”
陈垣治史，也必然涉及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
目录学是陈垣从小就下苦功的一门学问。传统的目录学着重于书本的版本、源流等方面，而他则进一步探讨书本的内容及史料价值，还自己编制了许多重要书籍的篇名索引和专题索引，在一些前人文章中极难找到出处的人名和事实，他也能利用丰富的目录学知识，寻找它们的史源。
为了研究元史，陈垣编写了《元朝六十家文集目录》。陈垣编写的目录除了前已提到的《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他所著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年代学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因为关于时间、年代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但由于中、西纪元之差异，一年往往可以相差十几天到五十几天，而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比值当西历的某年。如果不进行细致的计算，则在年尾、年前的史事纪年有时会相差一年之多。有如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距离就更拉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阳历，即所谓回历，与中国旧历换算，每经三十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相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可以避免的常识性误区。陈垣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在纪年方面的运用开辟了方便的途径。陈垣的年代学研究充实了工具书内容。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除多年陈结，获得新解。
校勘学是史学考证之入门。陈垣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清代乾嘉学者对于古籍的校勘，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只作了具体的校勘工作，而没有形成为一门学科。陈垣以《元典章》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校，发现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的地方达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又在12003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50例。
陈垣要求自己做学问要像耕田锄草一样，业精于勤，深耕细作。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励耘书屋”。而“励耘”不也是这位学者一生勤奋治学的真实写照吗？他为中国历史文献学所作的研究，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
1971年6月陈垣在北京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家属将他珍藏的四万余册图书全部捐献国家，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朱正娴）
链接陈垣习惯散步，每日早晚各1000步，以诵《千字文》为难，散步时即默诵幼时所读的《千字文》以记步数。因用数字记步不易准确。《千字文》诵毕，1000步亦皆走完。
余思治学爱书者几乎都要为自己住处或书斋取名，请列举当代5位学人的书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