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李大钊：承前启后，建设现代图书馆

五四时期是我国图书馆从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被美国图书馆学家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的图书馆学家，他就是邓小平为之亲笔题写碑文“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

收藏马克思书籍的红楼

李大钊的实践活动与北京大学，特别是与北大图书馆紧密相连。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图书馆主任原系章士钊，章士钊到任后不久即辞职。章因主编《甲寅》杂志时，常见有李大钊的文章，甚为器重；而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很器重李大钊人品和才干，由是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继任。章士钊后来回忆：“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①这年正值北大20周年校庆，学校进行大规模的扩建。8月，北大新校址即在城内的沙滩红楼建成。10月，图书馆搬进红楼，占了整个第一层。从此，北大红楼就成了李大钊早期活动的重要阵地。

在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大力收藏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开辟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1920年，北大学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曾多次到会演讲，还专门从图书馆借出一批经典著作供会员学习，并指导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即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音译，收藏英、德文马克思主义著作数百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如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达译《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大钊十分重视工人运动，1922年1月，指导邓培等在唐山西新街2号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为工人服务的专业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章程规定，须有两名会员介绍，并经干事会同意，填写志愿书后才能加入。图书馆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先驱》《劳动周刊》等刊物。半年后，唐山工人图书馆会员发展到200余人，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的，很刻苦的想法改良”

李大钊上任不久，便公布《图书馆主任通告》，呼吁学生提出建议，“尽可指名函告”“以期切实整顿”，表明自己转变办馆方针，整顿图书馆的理念，揭开了北大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循进的序幕。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大钊坚持读者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仅1918年就出台了许多新措施：4月1日起，延长开馆时间；7月9日，决定暑假继续对外开放，而且延长开放时间；同月，允许汉文书、复本书外借。10月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依据着手建立卡片目录；依照现代图书馆的工作流程改组机构，设立购书、登录、编目、典书四个课；增设阅览室，在典书课下设6个阅览室，其中率先建立开放的是提供各种新思潮的报纸和期刊阅览室。为了扩大影响，李大钊巧妙地利用舆论工具，这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图书馆改革的公告多达15次。这些措施在当时具有开创性。

李大钊重视藏书建设。他坚持按学校教育和科研的需要入藏图书，强调兼容并储的原则，注意东西方图书比例，关注各种新思潮的图书。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日本共产党的前身）发行的《社会主义同盟》月刊，李大钊一次就函购了50册。为了保证藏书的多样性，李大钊倡导师生向图书馆捐赠书刊。他自己每年都向图书馆多次捐赠书刊，仅1920年6月8日一次就赠送日文图书267册、中文图书30册、期刊17册。为保证购书经费的充裕和稳定，李大钊还促成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通过每年拨给购书经费六万元的决议，使它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免除了断炊之忧。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图书馆的藏书在1920年已有中文书12万3千册，外文书2万册。

李大钊还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他改革图书馆工作人员录用手续，实行考核制，即使聘用初级人员也要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招聘告示，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还首次提出在图书馆聘用大学生当助教，以切实强化大学图书馆的教育职能的主张。并明确他们的职责是“在图书馆收罗书籍供学生参考”，“鼓励研究的兴起”。经过李大钊的大力宣传和据理力争，从1920年9月起，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聘用大学本科生。从此，中国的图书馆有了大学生馆员。2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生凤毛麟角，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举对社会影响颇大，有效地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在对图书馆工作有了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李大钊参照国内外图书馆的管理经验，拟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馆施行条例》，并于1920年5月7日提交北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讨论通过付诸实行。同时，李大钊又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有的《借书规则》和《阅览规则》进行了两次修订，使管理有章可循，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李大钊废寝忘食，日夜操劳。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复（刘半农）曾回忆道：“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后，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的，很刻苦的想法改良。”

内联外学奠基石

李大钊十分注意向国外学习，1918年夏，他曾两次致函在日本的留学生，了解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机构设置情况和具体的管理方法。1920年，他又多次请赴欧美留学人员顺便考察英美等国的大学图书馆，回国后请他们专门介绍，并听取他们对改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和建议。还专门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联系，索取该馆的目录卡片和中文书编目法。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就率领图书馆工作人员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学习，并与它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不久，李大钊又致信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袁同礼，告知两校交换的图书已准备好，很快将会送到。他也热情接待其它各校的同行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参观。

由于李大钊的大力推动，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往来日益密切，建立图书馆网络的条件已经成熟。1918年12月，北京图书馆协会在北大文科事务室正式成立，21个图书馆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北京图书馆协会章程”及“附则”，李大钊当选为中文书记。这是我国第一个带区域性的图书馆组织。

李大钊也是我国颇早的图书馆教育家。1918年就作了《图书馆教育的问题》的讲演，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开设“图书馆教育讲习课”。1920年暑假，李大钊组织北京高等师范举办“暑期图书馆讲习会”，并讲授“图书馆教育”。据《晨报》1920年8月报道，据参加听讲的人员说，“中国自从开办图书馆以来，大家只知道图书馆，不知道什么是图书馆学，到了这会讲演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分类编目，以及图书馆教育科学，一切听讲的人，都知道图书馆是一种科学，大有研究的价值”。

管理图书的都应有图书馆知识

李大钊也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理论大家。

1919年2月13日，李大钊应邀出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图书馆教育问题》的演讲，他希望“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且说“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1921年10月，李大钊又作《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的长篇演讲，就“图书馆最重要的问题”、“管理图书馆事务”谈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并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十七所图书馆学校及其课程安排情况。12月1日，李大钊又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专门介绍美国图书馆教育从1877年至1918年的发展情况。他感叹“可惜中国现在研究此种学问的尚少，教员实不易得人”。认为我国应向先进国家学习，加强图书馆教育。李大钊的这些文章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基础理论最早的论著。

为了发挥教育功能，李大钊强调图书馆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他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有不同的服务形式。他说：“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他还因“学校图书馆与教授法有密切关系。教授法若有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指出“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就是图书馆的新趋势”。

李大钊是最早开办妇女图书馆的倡导者，他认为图书馆工作是妇女谋求自立较合适的职业。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中指出：“国内女子图书馆人才极缺乏，若能要求学校增设图书馆讲习科，岂但图书馆幸甚，女界也幸甚”。并专门撰文介绍美国妇女从事图书馆工作的情况，以供国人参考。

①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序言。

（上海图书馆邱五芳）

余思李大钊欣赏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两诗句，分别出自哪两位古人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