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试图对当代中国社会做一个简单而准确的概括，那么“转型社会”这四个字恐怕是最合适不过了。换句话来说，当今中国社会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而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动态过程之中。社会转型首先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性因素逐渐减少，现代性因素逐步增加；其次，它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在发展形式上，它表现出一个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名到实的逐渐深化过程；最后，它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人们对社会转型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展开而不断深化的，由最初把社会转型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到最后认识到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变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复杂内容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社会转型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
在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中，本章将着重对中西方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进程、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一简要的概述。
§§§第一节社会转型理论概述
一、西方社会转型理论概述
在西方早期社会学理论当中，用“理想类型”的方式把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立两极来说明社会转型是一种普遍和流行的研究方式。如英国的H·斯宾塞将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法国的E·迪尔凯姆将社会划分为“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德国的F·滕尼斯将社会划分为“共同体”和“社会”，德国的M·韦伯将社会划分为“宗法传统经济社会”和“理性资本主义社会”，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将社会划分为“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G.E.梅约将社会划分为“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亚里克西·德·托克维尔把社会划分为“贵族制社会”和“民主制社会”，查尔斯·霍顿？库利则将之称为“首属群体”和“次级群体”，索罗金则称为“亲密关系”和“契约关系”……一直到社会学诞生100年之后，还有许多社会学家仍然用这种方式将社会作类似的类型学划分：如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划分，H·贝克尔的“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划分，以及费孝通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划分等等。
尽管这种划分方法由于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而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它本身具有的极大概括力和包容性使得它一直是社会学家研究、分析和判断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基本方法。
参照这种分析框架，所谓的“军事社会”、“机械团结”社会、“共同体”、“宗法传统经济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身份社会”、“贵族制社会”、“首属群体”、“亲密关系”、“乡民社会”、“神圣社会”和“礼俗社会”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的特征，它是一种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封闭的和陈旧的社会状态与观念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类型。
而“工业社会”、“有机团结”社会、“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社会”、“民主制社会”、“次级群体”、“契约关系”、“市民社会”、“世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等则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一种与先进的、发达的、流动的、开放的和新生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类型。从这个视角来看，所谓社会转型本质上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或者说社会逐渐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化的过程。
在所有社会学家当中，美国功能主义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把“传统”与“现代”这种“二分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与经典社会学家们一样，在帕森斯那里，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也是被置于对立的两极，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特征。所不同的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所说的“传统”与“现代”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前后更替关系、而且被赋予了空间地域上的含义。他们从地域空间视角出发，对整个世界做了西方和非西方的明确区分，他们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看做“现代社会”，把非西方国家看做是“传统社会”，而那些介于二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则被看做是“二元社会”。由此可以看出，帕森斯的“两分法”思想与经典时代社会学家的传统与现代两级对立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在对众多国家和民族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使用“传统”与“现代”概念的，使得这对概念从此蒙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中，帕森斯强调，每个人选择的主观取向都受到共有的价值和规范性标准的调整，这些共有的价值和规范性标准对人们的目标选择和为达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都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即使是对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满足也要受到这些价值规范的调整。不管社会或文化背景如何，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普遍的，并且支配着全部人类行为。但是，仅仅把问题的分析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仍然难以对人类行为作出科学的分析。于是，帕森斯进一步指出，一个行动者的取向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的：动机的取向和价值的取向。
动机取向指的是行动者希望最大满足和最小损失；而价值取向指的是支配着个人选择（手段和目的）和对不同需要和目标的优先考虑的规范性标准。其中，动机取向又包括三方面的内容：a.认知方面；b.情感方面；c.评价方面。价值取向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a.认知方面；b.欣赏方面；
c.道德方面。社会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就是在动机取向三方面因素和价值取向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是，行动者的行为取向虽然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但在不同的情境中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别的。比如，情感方面和评价方面在人们的取向中总是存在的，但哪一方面优先可能会有变化。如果认知方面优先，那么行动的类型将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如果情感方面优先，那么将是表现性的活动；如果评价方面优先，那么出现的将是道德性的行动。根据这两个基本因素、六个方面的不同组合，行动者在任何社会情境中面对其他人时必须明显地或隐含地采取五种对应的选择，这五种选择就是帕森斯所说的“五个模式变量”，具体表述为：（1）情感与情感的中立；
（2）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3）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4）先赋性与自致性；（5）专一性与扩散性。
帕森斯认为，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里，行动者的“行为动机”、“选择取向”、“价值标准”、“角色评价”、“角色关系”等五个方面都是不同的，以上“五个模式变量”中的每一组变量都代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极对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行动者在社会行动中的行为选择是不同的。
1．情感与情感的中立
这里所涉及的是行为的动机问题。在传统社会里，“情感性”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人们通常把个人感情或私情关系带入职业行为中，人们在行为时情感方面具有高度的优先地位，情感的投入或情感的满足在这里得到充分地显现。相反，在现代社会里，“情感的中立”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情感的无涉性”，比如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当中，医生就只以工作者的身份给病人治病而不带上任何个人感情或私情关系的色彩。
2．集体取向与自我取向
这里所涉及的是人们行为的选择取向问题。自我取向意味着本身的利益是优先的，而集体取向则意味着其他人或整个集体利益是优先的，集体的道德方面具有优先地位。在传统社会里，一般是集体或团体取向的，人们追求一种无私奉献的社会行为。比如，在传统社会里医生看病被认为是某种集体主义的奉献，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至少主要的不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机。
相反，在现代社会里则通常是自我取向或重视个人利益的，医生看病是为了赚钱，谋取个人利益成为行为的主要动机。
3．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这一对范畴涉及的是支配社会关系的规范性、价值性标准。普遍性的模式包含了适用于能按非个人确定的范畴划分在一起的所有人的标准，而特殊主义的模式则包含了以别人对个别行动者的某种特殊关系或双方共有的一种特性为根据的标准。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是“特殊性标准”，比如医生看病有着特定的标准，甚至只为某些有资格者看病；现代社会则是“普遍性标准”，比如受医生服务的资格是有病，医生的伦理道德是见病就治而不问其他。另外，在现代社会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就是最为典型的普遍主义的例子；相反，一种规范性模式仅仅运用到一个家庭成员、一个相同民族或种族中的人，或运用到一个年龄类别中的人，则是典型的特殊主义的模式。
4．先赋性与自致性
这对矛盾涉及的是角色评价问题。先赋性强调的是根据人们投入某种社会关系的特殊身份或特征来对待和评价他们的意思。例如，家庭成员受到不同于其他人的对待，只是因为他们有家庭中的成员身份。在传统社会里通常是“先赋性”的，人们一般是根据出生、年龄等先赋条件来评价他人，以出生、年龄等非个人努力所能取得的条件来划分他们的地位等级，身份成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相反，现代社会则是“自致性”的，一个医生的地位主要是根据他的医疗水平来划定。也就是说，自致性模式着眼于公开的表现和能力，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主要是根据他的业绩或成就而定。
实际上，“自致性”或成就取向已成为我们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比如，在经济领域里，一个经营者的收益是依靠自己的经营和创新还是依靠权力、特权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来获得？行政部门的升迁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贡献还是主要依靠论资排辈、权力或私情关系？这些都成为人们评价一个社会是“传统”还是“现代”的重要标准。
5．扩散性或专一性
这对范畴涉及的是社会行动中的角色关系问题，它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投入的范围。如果相互的义务是狭隘的并且是被具体限定的（如契约关系等），那么此种模式是专一的。相反，如果从其他人那里取得或给予其他人的满足是广泛的，那么此种模式是扩散性的。与这两种角色关系相对应，传统社会的角色关系是“扩散性”的。比如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同时对他进行道德思想教育或交流其他一些与治病并无明显相关性的问题就是角色关系的扩散性。现代社会的角色关系则表现为“专一性”。同样是给病人看病，在现代社会里医生只管给病人看病，而不对他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或从事其他与治病无关的活动，这就是角色关系的专一性。一般来说，专一性角色关系都是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或条文明确规定了的，像科层制组织中的角色关系（如雇主和雇佣者）就有相关职责规定，人们通常都表现为各司其职，按规则行事。相反，扩散性角色关系则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以及各自有些什么责任和义务一般都是在生活中逐步明确的，行为时也不必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交往中各自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与个人的理解有关，所以，扩散性角色关系通常表现在亲密的朋友或小群体关系之中，它是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与交往的一般模式。
帕森斯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归结为上述五对模式变量，实际上是描绘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一个是传统的没有分化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系统，一个是现代的经过分化而又重新整合的个人主义取向的社会系统。”
这两个社会系统有着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两种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在帕森斯以及众多的社会学家看来，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五个模式变量以及在这五个模式变量引导下的社会系统和社会行为不利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反之，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另外五个模式变量以及在这五个模式变量引导下的社会系统和社会行动则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前者是低效率的，后者是高效率的。社会的发展就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转换过程。一个社会拥有现代社会五组模式变量的特质越多，则这个社会的发展就越靠近现代社会。另外，这两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两个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人们的社会行动完全不一样。作为单个行动者的个人，从一个系统走向另一个系统意味着他将改变整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观念或行为的根本变革。
由此可以看到，由经典社会学家创立、至帕森斯而趋于成熟和完善的“传统—现代”“二分法”理论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们却为研究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
二、中国社会转型理论研究
在我国首先使用社会转型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就开始使用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转型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他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社会变化进行观察后认为，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容和标志是：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
并且，他认为，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正和另外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一起，成为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三种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社会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第三只手”，必然对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陆学艺研究员则对西方学者有关社会转型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将这些学者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论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六化”：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首先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既是早发展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是社会转型即城市化。社会转型也表现为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因为城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形态。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必然促进和带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据有关研究，只有当社会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0%时，知识技能才开始扩展，当全部人口的25%实现城市化时，知识技能的增长才与城市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