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4)

其二，中产阶层是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同样属于第一代。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中产背景，来自于农民、工人家庭，许多人经历了辛酸的过去。甚至现在还是“多阶级家庭”的成员。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历史的传承与积淀，生活方式、社会特征等正在形成与变化中，所以可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特征大为不同。其三，中产阶层分布的区域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主要集中在沿边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还将继续加剧。第三，中产阶层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表现出职业上的集中性，同时与市场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目前中国的新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其一，是传统的计划内具有垄断资源的仍然具有强势的行业：如金融、保险、航空、电信、外贸、房地产、旅游、电力、烟草等行业。

其二，随着不断参与到市场经济改革之中，一些上升势头看好的职业也步入中产阶层行列：律师、医生、高校教师等；其三，“三资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这是我国“白领”一词所特指的对象。很明显前两种是在中国社会原有结构中“内驱的”，而后一种是“外引的”。

至于与新中产阶层相伴的老中产阶层，则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第四，中产阶层产生于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便具有这一时期的市场更替的阶段性特征。老中产阶层是市场经济的率先参与者和受益者；而新中产阶层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各行业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次第展开的。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势头却要比老中产阶层好。

第五，由于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程度较低。

第六，无论如何乐观地估计，中产阶层在目前所占比例仍不大。如果把人均年收入在1万~10万元、户均资产在3万~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归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0％~25％。

⑤最后，由于中国社会改革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划分中产阶层的具体标准可能不具有太大的稳定性，如前所述的标准现在看来，可能要稍嫌低了。而距这一标准的界定也只不过两三年而已。所以，中产阶层的具体标准如收入、财产、职业等界定因素应该随时而变。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巨变的过程之中，中产阶层的数量、构成都具有很大的变数，而这种研究的时效性可能要差一些，但目前中产阶层的这种动态与不稳定性，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变迁的重要参考依据。

由于划分标准上存在的异议，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具体构成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家萧灼基指出，未来10到20年将是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中科技企业家、金融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专业人员、外国驻中国企业中方管理人员及部分个体私营企业家等5种人最可能成为中产阶层。

不难看出萧的看法更多是指经济学眼中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还有一定出入。周晓虹的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与党和国家机关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人。

张宛丽认为就现阶段其所涵盖的职业、职务成分看，我国中产阶层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和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各级公务员、办事员；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技术工人，包括“白领”工人、流动民工中有一技之长者；商业、服务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事实上，对于中产阶层构成上的分类不一而足，其中的差别还是基于标准问题。

§§§第四节中国中产阶层的两面性、社会处境及未来

一、转型时期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特征及其表现的两面性

中产阶层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产物。由于现代化是在欧洲和美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起步的，因此中产阶层首先出现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也必然首先是对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的研究。由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其中产阶层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就有所不同。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及其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先入为主的影响，人们往往令人遗憾的忽视了这种不同，甚至有可能简单地把已有的中产阶层模式与理论不加分析地加以推广，这无疑不利于真正了解后发展国家中产阶层的具体特征。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加剧，东亚中产阶层的兴起及其表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东亚中产阶层无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上，还是规模、特征上都堪称典型，都提供了一种与米尔斯的经典论述相异的另一种中产阶层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足以使我们在认识中国当代新中产阶层时保持应有的谨慎。

中国中产阶层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产物。

在谈及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romwithin），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社会变革的道路，是一个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过程，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change）。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romwithout），这是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改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change），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源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压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前者，而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与社会转型早已为人们熟谙，但对于中产阶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却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正是由于中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孕育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中产阶层模式。

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因而其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中产阶层是沿着商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老中产阶层（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人等）出现——老中产阶层衰落——新中产阶层（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为职业，中产阶层也发生了从有产到无产、由雇佣到被雇佣、由独立到依赖等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早期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并没有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进入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期，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变。“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变，一个是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变。这两个方面是相联系的，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变。”

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使得社会产业结构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变的同时，又出现了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的趋势，如此一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把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路线集成压缩起来，进而导致社会职业结构上的变化，其结果之一，就是新旧中产阶层职业的共生并存。也就是说，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伊始就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中产阶层，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层壮大、旧中产阶层萎缩的情况，而是呈现为新、旧中产阶层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而且由于中国中产阶层是正在形成与发展变化中的第一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异质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强。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发展、构成及其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同，它是后发展国家阶级结构变迁中中产阶层的典型，是另一种模式的中产阶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中产阶层理解为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发展在中国的翻版，而应该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寻找关于当代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正确解读。

这种经过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骤变模式，还使得中国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生性。这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一种尴尬位置和两难境地。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占主要部分的城乡二元社会，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均在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转型尚未真正完成之前，目前的中国社会呈现的可能是一个并不和谐的“断裂”社会。这种不和谐本身就内含张力与矛盾，这也使得新生的中国中产阶层在很多方面表现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在生活方式与地位获得上，消费选择中的一个近来不断重复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方式（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传统与现代压力下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文化取向（品味区隔）与经济取向（经济区隔）的双重社会地位之间的压力，即在那些决定一个人的阶层位置或一个人的相关地位时遵循传统方式看重文化还是更看重经济标准。如此一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品牌消费”或“地位消费”就可能并不像美国中产阶层那样前卫，而是具有其内在的理性成分。一方面，在经历了艰难与成长时期的贫困后，他们更容易为“美好生活”所诱惑，表现出积极的享乐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中产阶层毕竟是第一代，虽然他们在消费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但尚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消费模式与消费理念，也就是说，他们还不具有如布迪厄所描述的法国中产阶级、甘斯所刻画的美国中产阶层所具有的成熟的品味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品味文化”。超前消费虽然已经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但这种超前消费也是在自身所能承担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一味盲目的攀比行为。随着整个社会不断步入“消费社会”，中产阶层的消费将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关键。我们的研究表明，新中产阶层的消费目前具有转型社会所共有的两面性，如传统与现代、节俭与奢侈、实用与品味、雅与俗、理性与感性并存的状态。但这种两面性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成为消费导向上的主要问题，中产阶层是否会面临理论家所担心的“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异化如浪费、从理性消费走向感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他们的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在目前仍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显然是一个值得关切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影响到未来中产阶层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方向。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也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另外的形式与姿态。这可从社会转型时期韩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中管窥一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中产阶层的另一特征——政治参与——表现出了另外一种超出了米尔斯所谓的“政治后卫”的特征。同米尔斯所担忧的美国新中产阶层政治上的消极、保守相比，在20世纪的60~90年代的30多年里，韩国中产阶层以其特有的热情参与了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在过去三十年的韩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韩国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一方面是米尔斯断言的佐证，同时也是对其一定程度的超越。

可以肯定的是，韩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是中产阶层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另一种样式。就中国中产阶层目前的政治表现来看，理论研究表明更多展现的是其政治后卫的一面。

但是在新近发生的一些有关公民独立参与选举活动的报道中，中产阶层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意识。同时，由于个人权益受损而引发的社区维权式的公共参与活动，也表现出中产阶层集体参与的另一种可能。

这可能展现出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另一种面相。当然，仅仅凭借这些就断言中产阶层将会成为中国民主的未来希望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毕竟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发展及其特征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模式的社会转型形成了两种相异的中产阶层：一种是先发、内源式现代化下渐进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这种类型的中产阶层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这种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并基本定型；另一种就是后发、外源式现代化下骤变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中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东亚）可能也秉承此种模式（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由于其突生性、复杂性加之尚未明朗化，因而会成为未来中产阶层研究关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