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等人才聚集的大城市，博士毕业生到最基层的街道工作已不再是新鲜的事情，硕士能够在中心城区的街道找到一份工作就已是让人羡慕的事情。在我国人才仍然紧缺的今天，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让这些高学历者去从事这些简单工作的，可事实已经如此，人才浪费由此可见一斑。
2．由于信息发布的不完整，表中带*号的数据缺失
表5-8是教育部对2001—2004年高校毕业生统计数据的汇总，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总体水平在不断下降，“学历高消费”现象非常明显。表5-8中数据显示，高学历就业率明显高于低一层次学历的就业率，与研究生、本科生相比较，高职高专人才就业率明显偏低。在当前国家经济高速发展、高技术人才匮乏的情况下，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却只有50％左右，这不能不说与用人单位对高学历的偏爱有关。这种不顾实际盲目攀高的现象，造成了教育人才资源的浪费。
（3）“知识闲置、知识淘汰”型的人才浪费。所谓知识闲置，是指毕业生习得的技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获得的知识得不到合理使用的状况，这种情况大量反映在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学非所用或处于失业状态中。一些针对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我国现在处于“结构性失业”中，即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许多职位却空缺着。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大学生心态造成的。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空缺着的职业多数是一些技能型的职业或是农村所需的职业。由于高校专业与课程设置上或教学内容中对这方面的技能传授不够，最终导致培养的毕业生并不适应这些空缺的职位，形成了“知识闲置”，使人力资本没有有效地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在不少单位，特别是事业单位，对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能按岗位需要来安排工作，而是到下面“磨炼”，等到“按资排辈”的顺序轮到这些毕业生时，往往出现了“知识陈旧”或“知识淘汰”，此时的人力资本已难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最终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还有一些单位领导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甚至凭个人好恶决定人才的去留和升迁。对本单位根本用不上或一时用不上、而其他单位又急需的人才卡住不放；对业务专业突出、棱角太分明的人才存有成见，即使工作职位急需也架空不用，造成了人才的闲置性浪费。
据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称，仅2005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就超过9000亿元。
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余仲华指出，目前我国人才利用效率不高，人才浪费现象已非常严重。根据相关理论，人才资源发挥的最大限度是其自身能力的90％，另外的10％是其在管理与开发过程中必要的损耗。而在我国，人才资源总体能力发挥程度仅为61.9％，这一比例在西部地区甚至更低。
人力资源浪费如此严重，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对个人造成极大冲击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是极尽推崇读书的，人们往往把读书作为改变命运，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可是，如今读书非但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反而在付出高昂成本的情况下面临失业的危机，这对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不少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就业恐惧感，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甚至产生过激行为。
2003年，在浙江省嘉兴市发生了一起与大学毕业生就业有关的特殊杀人刑事案件。4月3日，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浙江大学2003界本科毕业生周一超，得知自己因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据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是一个在老师和同学眼里都很不错的优秀学生。正因如此，事件发生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还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理。对于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一向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作出这种过激行为呢？
又是什么原因使周一超的老师和同学有些失去理智地为他求情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作为农学专业毕业的周一超，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不容易，因此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产生过激行为虽不为法所容，却可为情所依。周一超的犯罪事件，虽说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着实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人们不禁要问，周一超因为杀了人，所以让大家得以知晓，还有多少大学生因为失业而产生了过激行为没有被人知晓呢？
对于大多数有理智的大学生来说，虽然失业不会使他们疯狂到杀人的程度，但是，失业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恐惧感却是无法抹去的。北京市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5％的被调查同学表示“求职是最困扰他们的事情”，在对毕业生求职心境的调查中，有30％的被调查同学表示“紧张”，有1％的人表示“悲观”，表示“浮躁”的人占13％，还有少数的毕业生因为就业的压力产生了“胃口不好”（1％）、“睡得不深不稳”（4％）、“一阵阵恐惧和恐慌”（2％）、“感到前途没有希望”（2％）、“感到身体软弱无力”（2％）、感情容易受到伤害（3％）等种种不良反应。
可见，失业对大学生已经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知识失业已经开始对中国公众的教育投资和消费心这部分内容参阅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效仿同学未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知识劳动力失业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据笔者所知，他是国内较早关注并系统研究知识失业的学者之一，在此借鉴其研究成果，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
理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选择教育消费和投资时，除了看重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外，更看重的是通过教育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即保持或者提升家庭或者子女的社会地位。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家庭的消费排序中，教育消费排在第一、第二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总数的68.8％。希望自己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家长占到了被调查者总数的89.8％，其中希望接受本科教育的为47.6％，希望接受研究生和大专层次教育的分别是28.4％和13.8％。这种渴求心理在生活境遇较差的下岗职工中更为强烈。上海《下岗职工家庭教育心理调查》发现：77.6％的父母要求子女达到大专以上学历，其中56.6％的家长要求子女达到本科或硕士学历。这些数字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增强自身立足社会的竞争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知识失业的现实可能会对教育消费产生两种影响：其一，会引导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不断加大教育投资，盲目追求高学历。其二，在这种看不见希望的无休止的教育投资竞争中，一些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可能会因不堪重负而望而却步，终止进一步的教育投资和消费。无论是哪种情况，以上两种发展趋势都是不好的，前者会造成教育投资比例过高，从而抑制其他方面的投资和消费；后者则可能造成人们对教育失去信心，并产生“读书无用”的想法，从而导致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下降。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最近十几年特别是近几年知识失业已经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等方方面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相关部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三、正确看待知识失业问题知识失业在我国还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因而对于大部分大学生特别是普通公民来说，心理上很难完全接受，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而从政府和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应对知识失业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知识失业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
（一）知识失业——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虽然对我国来说知识失业是一个最近才面临的社会问题，但从世界范围内看，知识失业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高等教育过度化发展的态势，尤其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甚。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80年代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却多达150多万人。1970年韩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57%～58%，1985年下降为41%，同期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由95%下降为75%。泰国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在80年代初，因专业不同，分别达24%～70%。
从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知识失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当时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笔者曾经无意间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博士毕业生在忙于四处找工作时，一天在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不停地发牢骚，说些连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之类的牢骚话，不料出租车司机却不紧不慢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也是哈佛博士毕业呀。”这位博士一听，不觉愣了一下，但转而一想反倒轻松了许多，为什么呢？原来他突然发现，哈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原来还大有人在，并不是他一个哈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启示，也得到了些许安慰，牢骚顿时没有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已无从可考。但即使这是某人瞎编的故事，至少也是受到某些现实的启发才编出来的，因此，仍然有某些现实基础。它告诉人们的道理是，在当今社会，大学生、研究生失业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知识失业的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学者菲利普·库姆斯曾经做过理论上的分析和研究，他在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教育发展状况后指出：“由来已久的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共生关系成为50年代和60年代教育大发展的基本动因。几乎全世界都采用了直线发展特别战略，基于时代所特有的三个基本假定：（1）稳步增加知识人力（通常指中等和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提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2）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现行的正规教育体系是合理的，非常适合培养所需的那种人力；（3）各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对其教育系统所能提供的所有人才继续保持一种不衰的需求。这三个假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通过声明增加教育经费是经济增长中一项有益的投资，来证明那三个假定的正确。这个口号对赢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教育预算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没有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教育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教育有哪些不同的种类，每种应有多少？提供这种所需教育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途径是什么？人们只是简单地不加区别地扩充现有的教育系统而没有合理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不平衡和浪费。这确实已经发生了。到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现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比协助他们工作的中级技术员还多，或者医生比护士还多，以致于高级专家最终做了中级人员的工作。”
显然，库姆斯在这里讲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和浪费，高级人才多于低级辅助性人才等现象，实际上就是知识失业问题。而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所说的三个假定，即政府由于过于相信教育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盲目性教育投资。
而在1985年出版的《世界教育危机》（中文版2001年版）一书中，库姆斯更是直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普遍存在知识分子短缺的时代向一个知识分子日益过剩的新时代的艰难转折时期。使很多以前把注意力集中在因人力不足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教育和人力规划者吃惊的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最终补上了短缺额，并开始超过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这种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暴露出种种不平衡和失调”。从中可以看出，知识失业成了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更为有趣的是，高等教育并不太发达的亚洲地区却成了知识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其中人口大国印度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首当其冲。
美国《纽约时报》1978年5月28日报道说，印度在政府劳工就业介绍所登记谋求职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数量在1961年到1967年之间增加了一倍多，从5.6万增加到12.1万，在以后的四年中，数量又增加了一倍多，1971年达到28.8万。1982年11月10日，印度《金融快报》的文章认为，印度科技人员的失业人数1978年为23.7万，而到了1980年大约上升到至29.07万，其占全印度科技人数的比例大约为12.2％和14.9％。
印度《联系周刊》1985年2月18日的材料指出，印度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失业人数1980年为29.07万，1985年初为24.41万，分别占参加经济活动的高校毕业生总数的14.9％和9.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1978—1979年印度大学生失业人数为69.55万，1982年上升到142.65万，失业率为10.2％和15％。印度1985年5月26日的资料认为，到1983年底，印度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177万。
而且相应的研究资料发现，印度20世纪70~80年代大学生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根据塔塔服务公司的统计资料，从1971年到1987年，在印度就业登记所寻找工作的专科生从129.7万增加到774.4万，增加了6.5倍，同期大学本科生从60.5万增加到417.6万，增加5.9倍，研究生毕业以上者从39.4万增加到281.5万，增加6.1倍，大专毕业生占就业登记人数的比例则从45％上升到55.3％。
印度的知识失业还出现过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的现象。例如，根据印度1977—1978年度进行的国家抽样调查，文盲的失业率为2.28％，受过初等教育者失业率为3.61％，受过中等教育者的失业率为15.15％，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失业率更是高达1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