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吉尼系数是反映社会贫富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可以通过它来考察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状况。众所周知，吉尼系数是一个介于0～1之间的数字，它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程度。吉尼系数为“0”，则该国家的财富分配是完全平等的；吉尼系数为“1”，则该国的财富分配为一人占有，财富分配完全不平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极端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吉尼系数总是在0～1之间。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把吉尼系数的适当值定在0.25～0.30之间。吉尼系数小于特别是远远小于0.25，则贫富差距过小，收入过于平均；吉尼系数大于特别是远远大于0.30，则贫富差距过大，收入过于悬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报告，2004年我国吉尼系数为0.465，2005年逼近0.47，远远大于通常所说的吉尼系数“警戒线”。而学术界的调查结果更是远远超出这个数字，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公布了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结果，中国内地的吉尼系数已高达0.53～0.54，已逐渐接近社会的振荡临界点。
可见，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据浙江省的一项调研表明，我国农民工流动分为就业型为主和定居型为主两种类型，而目前农民工流动以就业型为主，显然这对于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利。但是，定居型流动并不是农民工决策初时就开始的。农民工最初的流动决策往往取决于流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前面谈到的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决策被认为是唯一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而托达罗则认为：一个农业者的迁移决策不是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是取决于预期收入差距。所以只要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存在或预期存在，都会促使农民工作出流向城市的决策。但农民工最终是否选择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是在最初就形成的，最初往往是就业型流动。是否定居城市是农民工在城市的不断磨炼和奋斗中逐渐形成的。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讲，只有那些在经济收入、社会交往和心理上等都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才会最终选择定居城市，从而成为定居型流动者；而那些城市生存能力较低、长时间难以适应城市社会文化环境、视城市为就业和挣钱养家之地、最终又选择返回农村的农民工就只能成为就业型流动者。
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社会转移并加快城市化进程，就必然要求就业型流动转向定居型流动。然而，上述调研显示：目前农民工流动从就业型过渡到定居型的阻滞因素还大量存在（包括农民工自身和制度安排两方面）。仅农民工工资收入低下（既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有制度安排的原因）这一项，就足以破灭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美好愿望。被调查的7个城市的农民工月平均实际收入为1226元，月平均消费支出为402元，年积余约1万元左右（按年工作时间12个月计算，实际上不可能）。若按这7个城市目前市场房价平均不低于4000元/平方米计算，一间50平方米的住房就至少需要20万元。假设一个农民工在28岁时（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岁、劳动部2004年调查为29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为28.6岁）进入城市打工，至少积累到48岁时（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如物价水平、工资水平、贷款条件等）才可能买得起50平方米的住房。试想：有多少农民工能有这样的耐心？又有多少农民工能够在长达20年的打工生涯中没有被各种磨难所吓倒而坚持不退出打工队伍？也许大部分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在20年内就结束了。调查表明，超过20年打工经历的仅占总数的1.3％。所以当农民工在流入地由于工资收入过低，而生活成本过高或者由于流入地工资收入与成本差低于流出地务农收入与成本差，他们就会选择重新返回农村，从而成为就业型流动者。
所有这些调查和研究都表明，贫富分化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流动农民工收入偏低已成为现阶段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
三、流动农民工收入偏低对未来城市化的影响
诸多研究表明，贫富分化已经对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造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断裂”。但笔者在此所关注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配格局，已经在事实上把数量巨大的流动农民工群体推到了接近贫困的状态，并成为他们在城市“安营扎寨”的最大制约因素。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众多的调节收入政策，但流动农民工收入偏低仍然是一个客观事实。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报告透露，2007年我国农民工月均工资首次突破1000元，达到1060元，2008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再次上升到1240元，连续两年实现大幅度向上增长。
尽管这些数字代表的是全体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但流动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也大致维持在这个水平。而且，这些数据还是在国家采取了大量“惠农”政策后的结果，但即便按这些数字推算，流动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也不会超过3万元。除去一年在城市社会的日常消费和开支，一年下来当是所剩无几。
在如今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涨的时代，农民工想要凭借这种收入水平在城市安家落户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前面所论及的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和农民工社会角色归属不清等问题，都与贫富分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城市化的瓶颈。
我国为什么会存在城市化严重滞后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政府的制度设计方面，尤其是户籍制度更是众矢之的。笔者在此绝无否定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城市化滞后的影响，在此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国自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少数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限制外，大部分中小城市事实上已经放开了户籍限制，却仍然没有多少农民对城镇户口表现出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热情？如果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把城市化滞后问题归咎于僵化的户籍制度，恐怕就有点避重就轻了。今天人们看到的社会事实是，大量离开土地从事各种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在理性思考后仍然谨慎地保持着自己的农村户口和农民身份，而发达地区一些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更是出现了已经转换了户籍身份的人千方百计想恢复曾经的农民身份的现象。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经历了一个时段的社会改革以后，户籍制度已经不再是造成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
那么，现实中国城市化水平仍然严重滞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最好还是从流动农民工群体本身去寻找原因。面对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农民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进城，要么继续呆在农村。显然，如果两种可能任选其一的话，绝大部分农民会选择前者。因为走出乡村、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是中国数亿农民的最大梦想，这是一个无需赘述的事实。而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在获得了进入城市的“许可证”后却退却了，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细究其中原因，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民想进城却无法真正进去。而阻止农民真正进入城市生活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为综合考虑问题起见，在此姑且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待分析农民工社会角色归属不清的问题后再一起来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