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十年动乱，城市工业发展受阻，农村商品经济和小城镇衰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大量的城市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在工业建设方面，也由于过分强调国防，导致“三线”企业分散，阻滞了基建投资对城镇建设的作用，造成城镇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这一时期，城镇人口机械增长再度成为负值。根据资料统计，1976年与1966年相比较，工业总产值提高了94％，但是城镇人口只增加了13.8％，工业年增长速度为6.9％，城镇人口年增长却只有1.3％。到197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只有17.92％。从1966年到1978年，13年间城市化水平仅仅提高了0.06个百分点，并且始终在17.5％的低水平徘徊。
从中可以看出，这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这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到，虽然近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和各类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程度发展，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发展更是这一时期城市化的亮点，城市分布相对来说也更趋合理，城市功能也进一步细化。但总体上来说，这段时期城市化发展与其他事业一样，只能说是在曲折中前进，没有达到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以后）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进入了快车道。下面仍然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从工业化方面来看，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可谓举世注目。
首先，经济总量大幅上升，成为世界一大经济体。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为3624.1万元，排在世界第15位。
到1986突破1万亿元，达到10202.2万元，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0万亿，达到103935.3万元。到2007年，更是高达246619万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大约为3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中国经济极有可能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9年间，经济总量是原来的68倍多。
其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第一产业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二、三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占GDP比重为11.7%；
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占GDP比重为49.2%；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占GDP比重为39.1%。其中，与人民生活相关的轻工业发展更是改革开放后的一大亮点，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日常消费品，市场上商品日益丰富，走出了短缺经济的时代，买方市场逐渐取代了卖方市场。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外，许多行业的生产产品开始进军海外市场，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首先，尽管经济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均水平依然很低，2007年人均GDP只有2280美元，大约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1/20，排在世界100位以后。其次，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发达国家GDP构成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30%，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却是最大的，一般为65%以上。与之对比，我国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还不太合理，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偏大，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偏小。因此，我国工业化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化也开始步入快车道。
首先，小城镇快速发展。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上仍然持比较谨慎和保守的态度，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那个时代城市化的主题。当时，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国小城镇建设也异军突起，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省市的小城镇建设已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有的城镇人口达到十万甚至几十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城镇，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了。
其次，城市数量和规模有了大幅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逐渐意识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放开对大城市发展的限制，大城市和一些超大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沿海开放地区甚至出现了像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城市群或城市带，内陆地区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也获得了飞速发展。
以上海市为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党中央和国务院意识到加速发展上海的意义，开始了以浦东发展为契机的整个上海市大发展。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浦东，拉开了上海新时期大发展的序幕。
1993年，上海又作出了新的举措，在近郊4个县撤县建区：嘉定县改为嘉定区，宝山县改为宝山区，上海县和闵行区合并为新的闵行区，川沙县纳入浦东新区。这就使四县由市区和郊县的结合部，发展成为从老市区延伸出来的新市区，从而大大增加了市区的容量。截至1999年，上海所有郊区除崇明县外都撤县建区，上海市的城市容量大大增加。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增强上海的城市功能，加快上海周围地区的乡村城市化进城，推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
诸如此类的情况在近十几年城市化进程中并非个别现象，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扩张几乎成为近年城市化的普遍特征之一。经过十几年城市发展和规模扩张，许多中国城市相比过去都有了很大发展。像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南京、杭州、沈阳、西安、青岛、大连等城市都已具有相当规模。这些城市人口数量、中心城区建成面积、功能完善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成为全国和区域性大都市。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到2006年，我国城市已达661个，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增加了几倍。
在城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张的同时，中国城市的高度也在不断增高，中国城市天际线排名已居于世界首位。在2007公布的2006年世界城市天际线排名中，排在前50名的城市中美国和中国各占10个，而2008年公布的2007年世界城市天际线排名中，中国城市已占13个，美国仍然为10个（上述数据均包含港澳台地区，2008年排除这些地区，中国城市天际线排名也和美国持平），中国城市高度增长之快由此可见一斑。从各地方兴未艾的城市建设开发热潮来看，中国城市建设仍然处于大发展时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还有不少城市会加入世界高楼俱乐部。虽然城市高楼多并不一定代表城市水平就高，但却可以从侧面反映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之神速。
再次，城市化水平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目前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估算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按我国学者王颖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数据推算，我国城市化水平当时就达到或接近50％。
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根据她的计算方法推断，我国城市化水平则接近60％了。她的这个推断也许有些超越实际，但笔者根据各方面的数据推断，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5％左右是比较可信的。而且，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推进，按照这个速度发展，未来几年之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就会突破50％，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会。
以上只是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方面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其实，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仅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全面发生快速转型。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第三节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中的必经阶段，这个过程具有一些普适性特征。有学者把这些特征概括为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和整合、理性化、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持续而迅速发展、城市化、人的现代化、全球化等七个方面。
这些普适性特征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转型，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显示出来。不过，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社会转型还具有一些独特性，认识这些独特性对指导中国社会转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被动转型到主动转型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社会转型始于19世纪中期。但是，这种转型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轰击下被迫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一开始就具有外生的性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由外至内震撼着中国古老的封建大厦，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宗教意识、生活方式开始全面向中国社会渗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才在被动中开始了艰难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之所以是在被动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由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现代经济和文化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政治、民族灾难。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一开始就面临外部帝国主义掠夺、内部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剥削。而且，已经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把中国置于严重不平等地位。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一直困扰着中国……民族的生存和尊严始终处于外来威胁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深重的耻辱。这种状况激发和深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但这种民族主义对现代化进程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这一进程发挥了魔力般的社会动员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时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而“清政府愚妄的‘天朝上国’观念和‘自居世界中心’的观念，使得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中国对列强的挑战是毫无准备和应对之策的”。“中国现代化启动之时，正逢清政府腐败无能到了极致，根本无力担负现代化进程领导核心的重任，而且直到1949年，中国也没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领导中枢。政治权威和权力的危机、社会认同和整合的危机、文化道德失范与脱序的危机相互交织成全面的社会危机，长期困扰着中国，使中国社会的动荡变乱一直未能平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充满暴力、欺诈、腐败的无序状态中踉跄前行。”
可见，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时，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外部世界是全然不知的，因此也没有必要的心理准备。而民族危机和社会动荡使得中国人民首先要解决的是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获得安定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可能顺利地进行社会转型。正因为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缺乏了解，所以中国社会面对西方国家突如其来的冲击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就被迫走上了社会转型之路。而民族的危亡和长期的社会动荡又使得这种社会转型艰难重重。所以，中华民族是在被动中开始它艰难的社会转型的。
1949年，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民族成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按理说，中国应该步入正常的社会转型轨道了。然而，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够，再加上盲目地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得并不顺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发展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期，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很快恢复了各项建设事业，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举国上下热情高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但好景不长，5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的发展路线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中国社会转型或现代化事业也因此而在曲折中走过了三十年。
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社会转型认识不足，没有抓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根主线，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没有能够顺利进行。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果断地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主动社会转型。
在经济领域里，全面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1978年开始，逐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底，约80％的农民实行了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农村经济开始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化。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于农村的这种大变革，邓小平同志曾经感叹道：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时至今日，我国乡镇企业至少容纳了1.3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从农业走向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以后，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分配机制改革、多种所有制并存、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把改革向深度、广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