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春节座谈会），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16人。毛泽东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他又说：“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宋徽宗（1082—1135），即赵估，公元1100年至1125年在位，工书画，正书称“瘦金体”。宣和初年（1119）后，因兴“花石纲”，激起方腊、宋江等分别起事。水浒梁山泊故事，就是以他在位时为历史文化背景的。宋徽宗见《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赚萧让》等多处。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生卒年及籍贯均不详，《水浒传》的作者，根据《大宋宣和遗事》等史料而撰述此杰出古典小说。
关于《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自1964年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65年第3期《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一文，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4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97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出席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现在不是讨论《水浒》吗？《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这部书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宋江招安的故事，见《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并见《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
毛泽东晚年曾经和护士孟锦云谈到过《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名著。毛泽东说，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为止？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234页。）
赵匡胤（宋太祖），《水浒传》“引言”里提到过。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些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辞。（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蔡京（1047—1126），北宋大臣，数度入相，被称为“六贼”之首，也为《水浒传》认定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他在该书中最先见于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那留守唤作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
3、善于运用《水浒传》中的语句或事件
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时对斯诺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后来他还谈到过，少年时代，他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曾把父亲比做《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替天行道”，见《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又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3页。）
“指手画脚”，形容说话时放肆或得意忘形。见《水浒传》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宫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刘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赶上来。这边雷横便指手画脚，也赶拢来。”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5月，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毛泽东在武汉立即召集湖南来的同志商议对策，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好汉。”（戴知贤：《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曾经随同毛泽东等一起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谭震林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白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明崇祯二年（1629），参加反明起义队伍。崇祯十七年（1644），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翌年，为清军所败，走死。
“绿林好汉”，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多处。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湖南酃县的水口，他决定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指着一张大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一样浓的这个地方（指井冈山），我们可以去。为鼓舞士气，毛泽东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每一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消灭过。我们也要去当山大王。这时，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到山上做山大王，那是土匪，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叫人怎样能消灭我们呢？最后前委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319页。）
据陈士榘将军回忆：1927年11月28日，根据毛泽东指示，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三个常委组成，谭震林是工人代表，李柄荣是农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毛泽东笑着对我说：“陈士榘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个山大王哩！”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跟我开玩笑。（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
1928年，在井冈山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文化特点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儒、道、佛三大家组成，最不好是儒学的孔孟之道。中国历代尊儒，尤其是皇帝老子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其实，它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主张，毫无革命精神，不值秕糠。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928年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那里有一家店铺，其平整的柜台被毛泽东所看中，成了他的办公桌，放着砚台、毛笔，铺上井冈山出的毛边纸，他在那里写作。不过，到了晚间，砚台还得收起来，因为那柜台又是床，夜里要睡人。有一回，不知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书，被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集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从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他笑道：“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范仲淹（989—1052），北宋大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庆历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提出改革。后任宣抚使。
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里说：“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30页。）
“民穷财尽”，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九十一回（一百回本《水浒传》中无）《宋公明兵渡黄河，卢俊义赚城黑夜》：“本处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又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另见清朝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其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部分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39页。）
“铜墙铁壁”，比喻防御十分坚固，不可摧毁的事物。典出元代无名氏《谢金吾》楔子：“孩儿此一去，随他铜墙铁壁，也不怕不拆倒了他的。”见《水浒传》第四十八回《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二打祝家庄》：“宋江自引了一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
1935年8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毛儿盖沙窝召开会议。在张国焘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对遵义会议和苏维埃运动进行攻击后，毛泽东说：“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做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石永言：《草地惊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935年8月，毛泽东在沙窝接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和他作了谈话。当毛泽东和他谈起少林寺事时，他问：“世友呀，那你在少林寺学了几年武功？”“不算在家学的，光在寺里跟师傅学武艺，一共8年。”“哈哈，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怪不得连那个少数民族寨主都打不过你呀！”“怎么，主席，你连这件事儿都知道？”许世友惊讶地望着毛泽东，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村寨。那是红军长征路过的一个村寨，许世友和少数民族老寨主打擂台，后来又在宴会上比酒量，连喝3大碗，仍面不改色。许世友说完这件事情的经过后，双眼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朗朗地笑了：“世友呀！你做得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子弟兵，不是军阀、土匪，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我们讲话办事都要想一想，注意政策和策略。为各族人民谋取幸福，人民就会真正拥护我们。世友同志，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红军的士兵之友，而且还是我们少数民族之友呢！《水浒传》里人道是三碗酒不过景阳冈，你世友打擂台，显身手，施礼仪，三碗酒过村寨啊！”在一阵轻松愉快的交谈中，毛泽东接着对许世友说：“听说在万源城下，你那一把鬼头大刀，削铁如泥，威震敌胆，你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啊！”（胡忠仁、温子春：《孝子忠将许世友的感情世界》，《中华儿女》杂志1996年第11期。）
“三碗酒不过景阳冈”，见《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在“民族统一战线”一节，他指出，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乃是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54—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