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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魔影重重罩敦煌

——藏经洞文物流散记

宋代以后,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落后;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陆上丝路也渐趋衰落;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在丝路上的许多兴盛之区,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成为文物古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北地区漫漫的丝路古道上,一批批打着“探险”旗号的外国文化扒手,对这一地区的古代文物进行了疯狂的盗掘,一时间,丝路古道上魔影重重,古代文化遗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厄运,丝路重镇敦煌也未能幸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对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区的扩张。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西方列强派出各种探险考察队,以“探险”为名,进入中国西部,搜集军事情报,以便为将来的军事行动打下基础。这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西部约进行了70次探险考古活动,如1870年至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M.Przheval’skii)组织的4次探险,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的许多地方,攫取各种军事情报,了解当地政情和测绘地图,探察道路,当然,他们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当时有些所谓考察队的考察目的和动机往往是搜集情报和学术考察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时期,外国考察队在中国西部的活动与当时欧洲地理学、东方学、汉学等学科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上半叶,世界大部分地区经过探险、考察,自然地理面貌已基本清楚,但亚洲腹地,特别是中国西部,对欧洲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神秘王国。在当时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这里的地形地貌仍是空白,这就更引起西方探险考察队的极大兴趣,神秘的中国西部,吸引了各国的考察队纷纷前往。

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人鲍威尔(H.Bower)在新疆库车考察时,在一座废弃的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写本,1890年,他将这些古文书送给在印度的英国学者霍恩雷(R.A.F.Hoernle)研究,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写本。这批梵文写本随后又被送往欧洲,引起欧洲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法国的杜特伊-德·兰斯(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也在1890年至1895年间的新疆考察中,从和田地区买到了同样古老的怯卢文贝叶本《法句经》,这些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西方探险者的欲望。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了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发掘活动及所获文书,并向大会提交了建立一个国际协会的提议,他的建议得到各国东方学家的支持,于是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首都,各国设有分会,其目的在于推动各国在中亚及中国西部的考察。此后,各国争先派出考察队进入我国新疆、西藏、甘肃、内蒙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v)1899年至1901年的中亚探险,特别是他1908年对甘肃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发掘;英国斯坦因(M.A.Stein)1900年至1930年间的4次中亚考察;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年至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普鲁士王国格伦威德尔(A.Grnwedel)和勒柯克(A.yon Le Coa)率领的考察队1902年至1914年间在吐鲁番盆地、焉耆、库车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遗址的调查发掘;法国伯希和(P.PeUiot)1906年至1909年间的新疆、甘肃考察;俄国鄂登堡(s.F.Oldenburg)1909年至1915年间的两次新疆、甘肃考古调查;日本大谷光瑞1902年至1914年间三次派遣的中亚考察队。这些考察队每次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所谓“考察”,都没有空手而归,无数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就这样被堂而皇之地收藏在外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自然,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及其他文物,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

清朝末年,敦煌莫高窟已呈现荒芜凄凉的景象。窟前的木质栈道大都毁坏,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都掩埋了。原本香火旺盛的莫高窟上、中、下三寺,也显得沉寂和萧条。上寺、中寺住着几位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诵读藏文佛经,偶尔也为当地群众做一些法事。有一年,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莫高窟,住进下寺,并将其改造成道观。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原在肃州(酒泉)巡防军当兵,退役后出家作了道士,到处化缘度日。王道士来到莫高窟后,凭借其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很快就成为莫高窟的当家道士。当时,敦煌民间对佛道二教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常常一同信奉,有时甚至混为一体。因此,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并未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加之他讲汉语、通汉文道经,很快就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请他做道场、礼忏、祈福的人逐渐增多。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对道教的理解也很浅薄,但对道教的信仰却十分虔诚。他利用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及化缘得来的钱财,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对莫高窟进行改造。由于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因而,清理洞窟积沙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一天,清沙的人将离下寺最近的三层楼(现编号第16窟)清扫完毕,甬道北壁裂开了一条缝隙,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后来,王道士又雇杨某在16窟甬道里放一案桌,经常在此伏案写经。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杨某像往常一样在抄经休息之余,点燃旱烟吸了起来,当他把燃剩的芨芨草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杨某异常惊诧,用手敲了敲墙壁,感觉里面是空的,杨某立即将此事报告给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静之时,王、杨二人打开墙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发现了堆满写本及绢画、法器、石碑、塑像等物的藏经密室。面对这一发现,王道士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并不懂得这批文献和其他文物的价值所在,但直觉告诉他洞内所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宝物。为了借此机会引起官府和地方名流对莫高窟的重视,王道士请来敦煌城中的官绅来参观自己的发现,并挑选出部分绢画和写本分送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于是,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逐渐在西北地区流传起来。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人斯坦因。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4次来我国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克洛齐(LajosLoczy)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克洛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克洛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穿越库姆塔格沙漠,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再到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主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这次碰壁使斯坦因感到,“单单以金钱为诱惑作为一种手段来战胜他的顾虑,显然是无用的。’另外,企图以考古学为理由来说服这个半文盲的和尚,让他们去参观或者得到一些他的手写文稿,也同样是徒劳的。”①

斯坦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②这番鬼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

①[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53页、第151页、第172页、第17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参阅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3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就这样,欧洲人所欢呼的斯坦因的最伟大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中国所咒骂的、可耻的哄骗(更不必说盗窃)行为,就在这里开始了。”①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②。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500两白银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4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王道士又送给斯坦因很多中文和藏文写本。16个月后,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

①[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53页、第151页、第172页、第17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4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术品,便平安地存放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5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斯坦因回国后,被当成凯旋而归的英雄,他获得了英国国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皇家地理学会也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他也得到欧洲学术界的极力赞扬。而那个在斯坦因盗宝中充当了不光彩角色的蒋孝琬,也当上了喀什英国领事馆的汉文秘书。

紧随斯坦因而来敦煌窃宝的是法国人伯希和(1879年一1945年)。他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1865年一1918年)的高足,除精通汉语外,还懂得数种中亚语言。1899年开始,他供职于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1900年2月,他被派往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图书。伯希和作为一名汉学家,对中国的版本目录学和历史地理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为他后来窃取敦煌藏经洞文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不久又返回河内。此时,西方各国不断派人涌入我国西北地区,连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劫走了无数珍贵文物。法国的汉学研究者也不甘落后,1905年,法国组织中亚考察队时,伯希和被任命为队长。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领的考察队离开巴黎,坐火车经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然后进入中国,8月底到达新疆喀什。伯希和的考察队只有3人,除他之外,还有负责测绘地图、采集博物和其他自然科学标本的路易·瓦兰博士和负责摄影的查尔斯·努埃特。从喀什开始,伯希和一行沿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古丝路,对沿途遗址、石窟进行发掘、考察。次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发现文书之事,更没有听到斯坦因敦煌盗宝之行。一个偶然的机会,伯希和从清朝伊犁将军长庚那里,得知敦煌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的消息,并且看到了一卷流散出来的写经,“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他就认出了这是8世纪以前的东西”①。职业的敏感,更刺激了伯希和去敦煌的欲望,他立即改变原来的考察计划,马不停蹄,直奔敦煌。

1908年2月,伯希和一行到达敦煌。伯希和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博得王道士的好感,并且从谈话中,王道士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他发现这些‘洋鬼子’对于这项秘密,都能守口如瓶,使他感到非常放心。而且他已经开始用斯坦因的捐献来进行他的修复工作。当前,无疑是他寻找另外一笔捐助的时候了”。很快,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并允许在洞窟内挑选。面对数万件珍贵文物,伯希和在惊呆之余,立即作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那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他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②。此后的3个星期中,伯希和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对藏经洞内的文书进行挑选。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um Guimet)的伯希和陈列室中,有一张努埃特拍摄的伯希和正在挑选文书的纪念性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挑选过程中,伯希和把他们分成两堆,一堆是其中的精华,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一是标有年代的,二是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

①② [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53页、第151页、第172页、第17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这一堆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的;另一堆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挑选工作结束后,伯希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征得王道士的同意,把挑选出来的手稿卖给他。为此,伯希和和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伯希和答应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王道士最后同意这笔交易。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得了他所挑选的文物,经过仔细包装后,这批文物被运往法国。伯希和虽比斯坦因晚到一年,但由于伯希和渊博的汉学知识,他所窃取的藏经洞文献,尽管没有斯坦因多,但却是所有藏经洞文献中最精华的部分。

伯希和在骗取藏经洞文物时,还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张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窟照了相,这些照片已在1920年至1924年法国出版的《敦煌图录》中发表,这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图录的最早出版物。

另外,伯希和还详细考察了莫高窟,对每个洞窟都作了编号,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在他的考察笔记里,除了记载每个石窟的位置及其在整个石窟区的分布方位外,还指出了每条题识、每幅画面、每尊彩塑的具体位置,对壁画内容也进行了考证。由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考察笔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了敦煌学研究者的关注。1981年至1990年,法国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开始整理这部笔记,并在法兰西国家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正式出版。中译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也于1993年4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①

1908年5月30日,伯希和等人结束了在敦煌的考察,一

①[法]伯希和著,耿异、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面派人把大批文物运往巴黎,一面沿河西走廊继续东行进人中原,10月5日到达北京,购买图书。伯希和估计他从敦煌获得的文物尚在运送途中,到北京后,对此事严格保密,未露一丝风声。同年12月,伯希和回到河内的远东学院。1909年5月,他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到北京采购图书。此时,伯希和所劫文物已安全运抵巴黎。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文献,在北京期间,他将这些文献在中国学者面前展示。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宝熙、柯劭、江翰、徐枋、吴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居住的苏州胡同寓所参观或抄录,伯希和还将一些文书的照片复制件送给蒋伯斧、罗振玉等人。直到此时,内地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其中不少珍品已流失国外,中国学者大为震惊,他们立即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文献。清政府电令陕甘总督(驻兰州),命敦煌知县调查藏经洞文献,并命新疆巡抚何彦升押运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早在清政府清点之前,王道士就将其中一些好的写本转移收藏,清理、押运的清朝官员又不尽心,并未将藏经洞文献清理干净,在押运途中又遗失不少。1910年,运送文献的车辆抵达北京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未马上移交学部,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威)先将马车接至其家,伙同其岳父李盛铎(木斋)及刘廷琛等人,把许多精品据为己有,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大部分则转售日本。

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到会者有英、法、德、俄等国专家。斯坦因在会上报告了和阗发掘经过,各国会员决定成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总会,由各国派遣探险团体到中亚及远东各地探险。此后,各国争相组团来我国西北地区,形成了一股考察中国西北的热潮,这股热潮还从欧洲波及东亚的日本。不甘寂寞的日本也派大谷光瑞组织的考察队,来中国西北进行考古发掘。

大谷光瑞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2年,他到英国伦敦留学,是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对欧洲人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成果比较了解。在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影响下,大谷光瑞决定组织考察队,到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使日本人也跻身于各国考察中国西北的行列。

大谷光瑞于1902年、1908年、1910年先后三次组织考察队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1908年,大谷光瑞派橘瑞超(18岁)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西北进行考察。1909年11月,他们二人在克什米尔与大谷光瑞会合,橘瑞超随大谷到伦敦,结束了第二次考察。大谷光瑞回到伦敦后,即开始筹划第三次考察。1910年,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一个英国随从霍·布斯来中国,他们经圣彼得堡、西伯利亚进入新疆,于1910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橘瑞超在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那墓地,然后去楼兰、库车、喀什等地。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由于长时间没有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汉口、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在敦煌期间,吉川小一郎一方面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趁等待橘氏的机会骗取敦煌文献。根据吉川小一郎的《敦煌见闻》披露,10月10日,吉川就带了仆从去了莫高窟,“打算和僧人交涉,获取藏于此洞内的唐经”。10月16日,吉川再次来到莫高窟,“直接进入洞内,取了经文的残片”,并住在莫高窟,进行参观拍照。23日“早晨仔细察看洞窟,在众多的佛像中,选出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12月23日,“千佛洞的僧人来了,听他说,为了修理洞窟,与肃州进行了交涉,但因为是非常时期,没能从衙门要到大笔钱。因此来我这儿,想卖掉所藏的唐经。但我看他拿来的东西质量都不太好,我让他拿一些更好的东西来,他却不肯痛快答应”。1912年元旦,由于敦煌换了知县,前知县申瑞元“要去肃州,所以前来告别,作为礼品,送给我一卷唐经”,1月17日,“千佛洞的僧人拿了些像蒙古文字那样的经来了,但我不会鉴定,要等橘氏来”。①

这时,橘瑞超也装扮成维吾尔人正在由若羌向甘肃进发,在路上碰到一个从敦煌回来的维吾尔人,打听到吉川正在敦煌寻找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橘瑞超便日夜兼程向敦煌赶去。1912年1月26日,在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2月中旬,橘瑞超参观了莫高窟,但藏经洞文献经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中国政府又将剩余部分运到北京,这也很令橘瑞超失望,“我和吉川君一起搜集古物,发掘古遗址等,由于时间关系而未充分获得研究资料,是很遗憾的”。“我搜集斯坦因博士拿剩的东西,以及寺僧们隐藏放置的东西,先后带回国来”②。在敦煌时,大谷光瑞给橘瑞超发去电报,鉴于中国国内局势,要他中止在中国内地的旅行,取道新疆,经俄罗斯回国。这样,橘瑞超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由乌鲁木齐北上,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到日本。1913年2月,吉川小一郎也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遗址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肃州等地,回国途中,吉川小一郎于1914年初再次来到

①[日]吉川小一郎:《敦煌见闻》,载[日]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第272页~30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第8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到一批敦煌文献,于1914年5月回到北京,从而结束了日本第三次中亚探险。

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掠去的文献约有数百卷,这些敦煌文献最初收藏在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后来由于西本愿寺财政困难,大谷被迫辞去西本愿寺宗主职位,并变卖二乐庄及在我国西北劫掠的文物,大谷“探险队”劫去的敦煌文献也逐渐流散到旅顺、汉城、京都等地。

在对藏经洞文物的大劫掠中,鄂登堡可谓姗姗来迟者。鄂登堡是俄国佛教艺术史专家,1909年至1910年间,他在沙俄外交部的资助下进入吐鲁番、库车进行第一次探险,掠去不少文物。1914年5月,俄国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派遣鄂登堡率团前往中国考察,考察地点是敦煌石窟,考察的借口是所谓寻找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并鉴定其各种风格。同年8月,鄂登堡一行到达莫高窟。鄂登堡考察队在敦煌停留了几个月。其间,他们为莫高窟全部石窟编写了叙录,测绘了平面图,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还临摹了一些壁画,采集了石窟沙石样品。此时藏经洞文物经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人的劫掠及中国政府的清理,已所剩无几,鄂登堡除了收购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流散在敦煌一些私人手中的经卷文书外,还对藏经洞进行了细致地发掘,获得了大批材料。鄂登堡收集到的敦煌文献大部分为碎片,较完整的只有四五百件,但总数却在12000余件,另外还有约350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鄂登堡所收集的文献后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即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绢画、纸画、彩塑等敦煌艺术品则至今仍存放在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还珍藏着鄂登堡当年在敦煌活动时的6大册笔记。由于这些笔记长期以来没有发表,人们对鄂登堡在敦煌活动的详细情况还难以了解。据悉,鄂登堡敦煌笔记的汉译本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时鄂登堡在敦煌活动的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藏经洞的文物没有了,但莫高窟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1920年至1921年间,苏联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下,逃窜出国,俄军士越过边界,从新疆逃到中国后被拘留。1920年9月,新疆当局将俄军残部由伊犁遣送乌鲁木齐,为防不测,又被送往奇台驻扎。。1921年1月,俄军袭击奇台,由于中国军队事先防范,俄军未能得逞。新疆督军杨增新恐俄军久住新疆再生祸端,便和甘肃督军陆洪涛商议,准备将俄军残部遣往甘肃。经过多次协商,陆洪涛答应先安置到敦煌再做处置。沙俄残匪到达敦煌后,敦煌地方当局从自身安全考虑,竟将其安排在莫高窟。这些既无佛教信仰又缺乏文化修养的俄军匪徒,在莫高窟驻扎达半年之久。在绝望潦倒中,洞窟壁画就成了他们恣意发泄的对象。他们不仅在壁画上乱涂乱抹,写上俄军沙皇旧部的番号,还在佛像嘴边写上斯拉夫人的下流话,他们还在洞窟角落生火做饭,不少壁画被油烟熏黑污损。更有甚者,他们将窟内塑像断手凿目,甚至挖心掏腹。白俄匪军对敦煌石窟的破坏,至今在参观莫高窟时还能看到。

最后一位来到敦煌盗宝的是美国人华尔纳。1923年秋,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和宾西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的第一支美国“远征队”到达中国。9月4日,他们从西安出发,经兰州、酒泉,于11月13日到达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在华尔纳到达黑城之前,俄国的科兹洛夫和英国的斯坦因已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大量的发掘,有价值的文物也被运走。华尔纳的“远征队”虽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小物品,但同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相比,却使华尔纳感到失望,加之天气寒冷,深入发掘困难很多,华尔纳和他的同伴只好离开黑城,赶赴下一个目标——敦煌。

在赶往敦煌的途中,杰恩因冻伤返回北京,华尔纳便和其他随员一起到达敦煌。华尔纳到达莫高窟时,藏经洞已空无一物,身为美术史和考古学专家的华尔纳就将其劫掠的目标转向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所以,当华尔纳直接进入有壁画的洞窟时,便不由自主地表白道:“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边。”他承认,“我到这里来原是为了核对古物年代,是为了能轻易地驳倒那些学者教授们,并且也是为了发现艺术影响的。现在我站在一所佛堂中央,双手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之中”。当他看到两年前被俄残匪破坏的壁画时,却为自己盗割壁画找到了辩解的理由,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看到这种摧残文化与艺术的行为,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①华尔纳在给王道士相当多的礼物后,得到了王道士剥走壁画的许可。和以往其他考查队在中国西北盗割壁画的方法不同,华尔纳用来剥离壁画的是一种新型的特殊化学溶液,这种溶液能使壁画与洞壁分离,把壁画粘到沙布上再剥下来。用这种办法,华尔纳从莫高窟320、321、328、329、331、335、372等洞窟中,共剥取26幅壁画,计32006平方厘米。同时还掠走了包括盛唐328窟中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在内的数尊塑像。这批东西后来均为哈佛大学福格

①[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208页、第20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博物馆收藏,因而也使福格博物馆因收藏这些艺术品而闻名于世。

华尔纳从第一次敦煌之行的收获中受到很大鼓舞,1925年,他再次率队前来中国,准备剥取更多的壁画。但此次敦煌之行,华尔纳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华尔纳剥走壁画的事已被敦煌民众发觉,他们对这种破坏圣地的行为十分气愤,他们曾多次诘问敦煌县长和王道士,甚至截留前任县长,要求追回华尔纳盗走的壁画。5月19日,华尔纳率团到达敦煌后,翟荫(即杰恩)等人即去县府接洽,杨县长态度很坚决,不允许他们在莫高窟住宿,于当日下午召集会议商议此事,并对华尔纳的行动作了如下规定。(1)华尔纳及“考察团”的团员不准留宿千佛洞。(2)“考察团”的团员全体去参观千佛洞时,必须受群众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城。(3)不准触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①莫高窟离敦煌县城约25公里,马车往返要走8小时左右,这样华尔纳及其“考察团”每天考察莫高窟的时间大大减少,再加上经常有人监视,无法下手剥割壁画,因此,他们在莫高窟游览了3天便离开了敦煌。

华尔纳灰溜溜地走了,西方列强对莫高窟的劫掠也从此结束了。笼罩在丝绸之路上的魔影,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也烟消云散了。

①参阅常书鸿:《控诉美国强盗盗窃敦煌文物罪行》,载《光明日报》195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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