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的间隔期间，卡帕拍到了人们从一名已经死掉的南越士兵身上抢夺步枪、鞋子和野战干粮——那士兵的尸体就在一口池塘的边上，四肢叉开的样子。他又拍了一张一个士兵拿着探雷器在探雷的照片，还有几个士兵在稻田里寻找架设迫击炮的位置。他敏捷地跑动着，他有很强的风险意识，知道每新拍一张照片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只有一个41岁的人，一个历经5次战争的老手，才明白这里面的危险。“跨越开阔地带的时候他很小心，”麦克林说，“但如果他看到好照片，而且只有冒险才能够拍到的时候，他就会冒那个险。”
在东嘴塘，一位法国上校请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过去吃午餐。卡帕没有去。他想继续拍他的“苦米”故事，哪怕《生活》杂志有可能不登载这些捕捉战争非正义性的照片。为了避免正午的太阳，他躲在卡车下面拍。麦克林和卢卡斯下午两点吃饭回来后，发现卡帕正在卡车底下睡觉。他们问他还剩下多少胶卷。
“这就是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他微笑说，“省胶卷。”
三个人回到吉普车上，在这个纵队其他的车辆中间穿行。下午2点25分，他们到达一处碉堡，周围有铁丝网围着。爆炸专家正在埋炸药。
“故事差不多都拍完了，”卡帕说，“但我需要那个碉堡炸飞的镜头。”
再走几百码远之后，这个纵队又一次受阻，前面有越南人埋伏。记者们到了拉卡佩身边。
“什么情况？”卡帕问。
“到处都是越南人，”他回答说。
卡帕再次跳上吉普车的顶盖，好再次拍摄迫击炮开火的情况。记者身后装满士兵的卡车多次狂按喇叭，要他们继续前进。卡帕慢慢拍他的照片。“那是不错的一张照片，”他说，最后才爬进了吉普车，让纵队继续前进。离下一个堡垒坦莱还有三英里，太阳也晒得正欢，此时，当天最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法国人的大炮、坦克和迫击炮朝他们的身后打过去。约在一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小村子的树上有轻武器在还击。几秒钟内，能够听到的就只有“金属小块从头顶飞过的一阵阵的咻咻声，地雷可怕的哄哄声，还有敌人的迫击炮传出的声音。”
卡帕看上去觉得没有意思了。“我得往公路前面去一点，”他对卢卡斯和麦克林说，“再往前走的时候叫一下我。”他们觉得那样太危险了，但他只是耸耸肩。“有很长的一分钟，没完没了的一分钟，”卢卡斯回忆说，“卡帕都蹲在我们吉普车的车后面，随时准备跳回来或者冲上前去——就好像在试验越南人的炮火一样。他决定应该去冒一下险。”
他们看到卡帕走在前面，之后离开公路，准备跨过公路与一口池塘之间一个有遮避物的地带。他拍摄一个排的人在深草中前进，在潮湿的地平线上散开来的情景。麦克林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五分钟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一位法国中尉开了一句玩笑，问他：“原子弹炸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操他妈的，”卢卡斯骂了一句，“那才是卡帕想要的照片啊。”
突然间，一名年轻南越士兵跑过来向中尉报告。中尉不带任何一丝感情用法语说：“摄影的那个死了。”
“什么？”麦克林问。
“Lephotographeestmort.”
麦克林回头看卢卡斯。他无法肯定这个中尉是不是又在开玩笑。“我想这家伙是想告诉我，卡帕已经死了。”完全不相信的麦克林说。中尉点头，之后用很浓的法国口音拼读了几个字母：“d-e-a-t-h”（死了）。另一名士兵跑上来向他报告。“也许没有死，但被迫击炮打伤了，伤得很重。”他补充说。
麦克林和卢卡斯四肢着地横过公路朝卡帕的方向赶去，是在一小块田里。卡帕仰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他的左腿已经炸成肉块了。残肢离一个小坑一英尺远，是地雷形成的一个圆坑。他的胸部受了重伤。左手紧捏着康泰克斯牌相机卡帕最后的一张照片是这卷胶卷的第二张，里面是一些士兵在沿着一口池塘前进。
“卡帕，卡帕！卡帕！”麦克林大喊。
卡帕的嘴唇颤动了一下，之后就不再动了。此时是下午3点10分。麦克林大喊救护人员。几分钟后，一个身材结实的法国人拿着担架过来了，他朝卡帕看了一眼，耸耸肩，转身走了。他已经完了，一点没救。其他很多人都可以救过来的。但是，他又转身，看着麦克林和卢卡斯问：“战友？”麦克林点头。医护人员又耸肩，之后打开担架。
他们将卡帕破碎的尸体抬上担架，之后赶往公路对面一个不那么暴露的地方。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后，他们听到公路上发出一声巨响。另一枚地雷炸响了，三名尖叫的南越士兵炸到路旁的水沟里去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之后，拉卡佩上校来到现场，挥旗拦下一辆救护车，之后，卡帕的尸体给送到了三英里之外的东嘴塘。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lephotographe”（已经死亡）。
在医疗站的门外，麦克林和卢卡斯见到了这个地区的机动指挥员雅克·纳瓦尔中校。麦克林告诉他说，卡帕已经死了。“C"estl"Indochine（这里是印度支那）。”他答道，之后转身，走过卡帕下午早些时候曾在那里睡过觉的那辆卡车。
“这是在印度支那被打死的第一名美国记者吗？”那个南越医生问。
麦克林点头。
“这是美国人要上的一堂严肃的课。”再过20年，损失了6万名年轻人之后，美国人才明白，在地球的对面，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卷进跟一批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游击战是多么无益的一件事情。的确，在后来成为越南战争，而越南人称为“美国战争”的那场战争中，卡帕是第一名死亡的记者。可悲的是，美国人吸取奠边府的教训之前，又有一百多记者死在越南——越南人永远也不能小看。
拉里·伯罗斯当初冲洗过卡帕和《生活》杂志其他摄影记者拍摄的盟军登陆日的胶卷，他为此一连工作了52个小时，当时才18岁，是个身材瘦小的人。命运的奇特在于，他为《生活》杂志工作期间，也死在印度支那。他是1968年为亨利·鲁斯工作时丧命的，成为在印度支那死亡的第一名英国战地记者，他在工作期间赢得了罗伯特·卡帕金奖。
太阳照在烟雾弥漫的午后，漂白了雾气，迫使年轻法国人的双手遮住自己悲哀和焦灼的面孔。他们抬着罗伯特·卡帕的尸体，送上了飞往河内的C-47飞机。在西贡，纳瓦尔将军已经向美国大使馆发去了吊唁信。卡帕将葬在河内，直到有安排运往纽约。飞机到达首都时，有一个塞内加尔礼兵在跑道上等候着。
在河内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太阳又一次照下来，照着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最后的几个日子，也照在一身齐整军装的热内·柯尼将军身上。柯尼一脸悲哀，一动不动，他的手僵硬地举起，向已经死去的这位朋友敬礼。漫长的一分钟默哀过去后，他转身向卡帕的媒体同事，向这些因为战斗而变得铁石心肠的老手讲话，许多人都是强忍泪水。他说，“卡帕作为军人中的军人倒下”。之后，他将一枚奖章别在盖在卡帕棺木上的美国国旗上。那是法国人最高的荣誉：带棕榈叶的战争十字勋章。之后，有几只花圈放在卡帕的临时坟墓上。有一个花圈是法国陆军新闻信息处送的。另一个花圈上面写着：“一个朋友”。据说是当地一家餐馆拉布恩卡塞罗尔送来的，卡帕曾“吓坏了那里的侍者，迷住了老板娘，教酒吧的侍者调制美式马爹利”。
结语传奇故事
“卡帕：他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了不起的摄影家，而且是非常勇敢的摄影家。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坏运气。对卡帕就尤其如此了。他是那么生动活泼的一个人，想起他已经是一个过世的人，那可真是很难熬的一天啊。”
恩内斯特·海明威，马德里，1954年5月27日
虽然卡帕在战地拍摄遇难总归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的运气总有用完的一天——但是，他的死讯还是让朋友、家人和梅格纳姆的同事极其震憾。约翰·斯坦贝克据说在巴黎糊里糊涂地走了14个小时，这个消息让他实在接受不了。小约翰·哈蒙德记得，他母亲珍米接电话的时候，他就跟她在一起。“怎么也安慰不了她——她后来一直没有从他的死讯中恢复过来。他是她一生的最爱，他走了以后，她一切都变了。她成了一个极内向的人，不太爱社交活动，而且开始酗酒。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珍米·哈蒙德死于1993年。小约翰·哈蒙德说，她从来都没有放下对卡帕的爱。。”
梅格纳姆的员工，比如英格·邦迪，她当时在梅格纳姆纽约公司工作，1954年5月份的那件事一直留在她心里。“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真是太可怕了，极可怕的一段时间。”悲剧又一次发生在梅格纳姆家族：5月16日，卡帕的门徒沃纳·比斯柯夫在秘鲁出了车祸，汽车从1，500英尺高的地方溜下公路，结果摔死了。他的死讯过了九天才到达纽约——当时刚刚宣布卡帕的死讯。是邦迪把沃纳·比斯柯夫的死讯告诉约翰·莫里斯的：“约翰，我得到极坏的消息。沃纳死了。死了！”
沃纳的死让莫里斯惊呆了，他跟他和他妻子罗塞琳娜是好朋友，而当时她正怀着这位摄影家的第二个孩子。莫里斯从芝加哥回到纽约，“满脑子都是幸福和悲哀的回忆”。当天晚上，《生活》杂志的一位资料员打电话到他家里。“你听到坏消息了吧？”她问。
“听到了。”莫里斯回答说，他以为那个资料员是在说比斯柯夫。
“如果我问一些关于罗伯特·卡帕的问题，你不会介意吧？”
“卡帕？”
又听说卡帕去世，对于一个人的一天来说，这可实在是太多的坏消息。不管怎么说，他还得为梅格纳姆的这两位摄影师安排讣闻的事情，而且特别小心，不能让比斯柯夫的成就为人所忽视——卡帕很有名，但比斯柯夫了不起的成就却不为人了解。第二天早晨，他见了悲痛欲绝的朱莉亚和康奈尔。就他记得的，朱莉亚不知道应该对她如此喜欢的儿子做什么样的葬礼安排。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不能够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里埋葬。“包勃是这个血腥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他不喜欢战争，也痛恨战争带来的纪念碑和纪念品，”莫里斯写道，“认真考虑过卡帕喜欢的巴黎彼埃尔——拉雪兹公墓，考虑了好几个小时，格尔达·塔罗是葬在那里，但自从格尔达之后，卡帕一辈子还有太多别的女人。”
在这种情况下，纽约不上会堂的犹太人一般会交给殡仪馆处理，但朱莉亚又不愿这么办。他是太特别的一个人了，不能够放在一个无名无姓的地方作为结局。约翰·莫里斯最近几年信了教友派，他建议在靠近阿蒙克柏切斯的一个会堂里举办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距纽约北部才一个小时车程。让比如朱迪·弗莱伯格等犹太人感到万分吃惊的是，朱莉亚居然同意了这个建议。莫里斯希望，教友派非正式和非宗教派别式的仪式，会成为很合适的一种送别办法。
卡帕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柏切斯的会堂挤满了人。爱德华·斯戴申站起来宣布：“向你们两位致敬，罗伯特·卡帕和沃纳·比斯柯夫。”来自全球各地的唁电在会上宣读了，包括英格丽·鲍曼的唁电。两个星期后，卡帕安葬在阿马沃克的一个教友派公墓里，离柏切斯北边30英里。只邀请了他的家人和密友。让英格·邦迪觉得吃惊的是，棺材下葬的时候，有个年轻摄影师开始拍照。她问莫里斯，是否可以上前请那个摄影者不要拍照。他走到18岁的德克·哈尔斯泰德身边，并开始提醒他不要拍照，但后来又没有再坚持下去。“再说了，”他对邦迪说，“我们正在埋的人是谁呢？”
“我是在头一个星期听说卡帕死了的，”哈尔斯泰德回忆说，“完全惊呆了，因为那是卡帕，是我一向视为偶像的人物，而且因为我听说他将安葬的地方属于我在当地报纸划定的报道范围以内……我一直在墓地周围转，之后，送葬的队伍就来了，棺材也出现了。棺材上面写着‘罗伯特·卡帕，摄影家’几个字。我当时不习惯看到人们用货箱装尸体。”
哈尔斯泰德拍下了卡帕葬礼的照片，他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从这里开始腾飞的，但是，因为在那里与莫里斯见面，导致他得到《生活》杂志第一个拍摄任务。他后来的一生赢得了众多奖项，都是新闻摄影界人人羡慕的。1974年，他因为在越南战场上的报道而获得罗伯特·卡帕奖，那是大部分战地摄影记者心目中最高荣誉的奖项。《生活》杂志和海外媒体俱乐部启动了这么一个奖，旨在奖励“需要在海外特别勇敢和有极强事业心的最佳摄影作品”。1955年，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人是霍华德·索楚来克，卡帕最后一次执行要命的任务就是临时替代他完成的。1993年，笔者问他，得知卡帕死讯后有何感觉，他回答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他报道的路线本来是该我去的……如果卡帕再活三天，他本来可以返回东京的。”
“最让我深受卡帕吸引的东西，”哈尔斯泰德说，“就是那个传奇，就是他自己发明了自己这个事实，是他发明了自己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我看来，那就像克拉克·肯特变成了超人。”卡帕是第一位使新闻摄影变成如此惹眼，如此有吸引力的一门职业的人。
他的榜样激发了很多了不起的新闻摄影记者，比如唐纳德·麦库林、吉姆·纳奇威和梅格纳姆的鲁克·德拉哈耶，还有哈尔斯泰德，这些人后来都得了罗伯特·卡帕奖。
斯坦贝克在致卡帕的颂德文中写道：“卡帕产生的影响会被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感触到。他们的一生都会带有卡帕的某个部分，也许还会把卡帕的精神传递给他们的后来者。”
梅格纳姆另外的一些创始人——乔治·罗杰、亨利·卡迪埃-布莱森和卡帕最亲密的朋友大卫·契姆·塞穆尔——发誓，一定要在失去了梅格纳姆的领袖和梅格纳姆最有前途的新手比斯柯夫以后，继续维持该机构的运转。可悲的是，1956年，塞穆尔在报道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死于埃及人的机关枪下。尽管在不长时间内损失掉了两名创始人，但是，梅格纳姆还是挺了过来。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卡帕的智力之子一直活到了今天，尽管他的地位已经不堪与40年代和50年代鼎盛时期的地位相比了，现在，作为向全世界传递视觉信息的媒介，电视已经取代了静止画面。
兄弟去世以后，康奈尔·卡帕辞去了在《生活》杂志的工作，一心扑在振兴梅格纳姆的事业上。在50年代末期，他着手提高他兄弟和其他他所说的为“关怀摄影”献身的其他一些新闻摄影记者的声望。1970年，他以极强的毅力和精明的头脑在纽约建立了国际摄影中心。今天，那是此类摄影中心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机构。他母亲朱莉亚死于1961年，就埋在阿马沃克，紧靠在卡帕旁边。一直到死，她都在崇拜自己喜爱的儿子。
卡帕最大的遗产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卡帕奖，更不是他树立的激发灵感的榜样。就跟其他许多摄影家一样，他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照片。“他在人世活了很短的一个时间，但他活得充足，爱得广博，”康奈尔1999年4月论及他兄弟时是这么写的，“他留下的是他特立独行的故事，也是视觉上的一份证词，确证他对人类忍受和不时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