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雍正在其他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不小的改革，而且很多措施经过历史的检验都很有成效，下面我们就简单列举一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我们也能发现雍正皇帝的魄力和胆识，难怪后人曾经称他为“改革皇帝”。
先说三个在经济方面进行的改革。
首先就是摊丁入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赋役制度都是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时候，曾经实行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也就是说，康熙认为那个时代是个盛世，盛世的时候出生的人丁，都不再收取人头税。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
雍正上台之后，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推行丁银摊入地亩也就是我们说的摊丁入地，在这种制度之下，先前的人头税被分摊到了土地税之中，不再征收人头税。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那些生活贫穷但是不拥有土地者的负担。从这个方面而言，摊丁入地制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所有的改革都有两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讲，自从康熙实行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开始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的数目已经突破了四亿，这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第二项措施就是实施了“重农抑末”政策。和我们当今的经济状况截然不同，在中国古代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很多皇帝都意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雍正也是一样。雍正五年，他发布了禁止奢侈的上谕，谈到了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依赖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末也。”
雍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事四种行业的人，除了当官之外，就是农业最重要，那些当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都依赖于农业生产才能活下去。因此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这句话就是以说明雍正很重视农业，和以往的封建皇帝一样，雍正也具有重视农业的观点，这种想法体现在政策之中就是他实行了重农抑末的政策。以此来推动农业的发展。
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雍正采取的措施有：
首先，他下令各州县官，每年在县里选一两个勤劳简朴、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给予八品顶戴，以表示对他们的奖励。其次，他还推广耕田法限制经济作物的发展，解决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争田争地的矛盾。还有一项措施是垦荒。在垦荒中，雍正有组织地做了两件事，搞直隶营田以及组织宁夏垦荒。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开发四川，修筑浙江、江苏海塘。
雍正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保证粮食生产，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雍正皇帝总是喜欢追求极端，过分的重农抑末、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也会阻隔经济的前进。
此外雍正在位期间还积极治水，雍正四年，有一位官员上奏折，举出河工备料方面存在的弊端，雍正匿去上折人的姓名，将折子转发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命他“尽心筹划”。
河工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只有这方面的专家才略懂一二；而且河工因为耗资巨大，往往也成为许多贪官污吏的生财之道，这就在治水难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治吏的困难。雍正对治水的复杂性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所以在治水的过程中很少轻易发表先人为主的意见。而是多方考察、多方听取各方面说法，密折正是作参考的材料。臣子的密折很多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所以就很可能触及一些政务的实质部分，雍正就善于把各方面的私人意见汇总到一起来，从而解决了各种需要解决的矛盾，看到事情的大概全貌。聪明的决策者聪明的地方，往往不在于他事先有特别好的意见，而在于他善于听取多种意见并给以十分恰当的总结。
通过修筑河道，治理洪水，保护了耕地，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还有两条政治方面的改革，值得我们在这里提及一下。
首先是改土归流。清朝的时候，在我国的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过类似的“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
对于这项措施的执行，最初雍正并不主张用兵，而是认为应当循序渐进地进行，但他也听取了民众的意见。这个问题君臣前后磋商了几年。雍正充分吸收了意见的结果，从对苗民事务的不熟悉、主意不定，到最后把握实情，做出果断的决策，最终推行了强有力的政策。
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得到了解决。这一政策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统一，但是从雍正的角度进行考虑，更重要的可能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中央集权。
其次是废除贱籍。贱籍就是指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这种贱民的身份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贱民处在社会的底层，受到诸多的限制和压迫。例如，他们不能读书考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包括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等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人从事捕蛙、卖汤等行当；女的主要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在其他的非贱民眼中“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们都看不起他们。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广东沿海、沿江一带，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皇帝果断地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即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蛋户等所谓的贱民豁免为民，编人正户，大大提高了这群人的社会地位，这可以说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极端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挑战。
雍正在位期间的功绩，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以勤先天下”。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天下人中最勤劳的，和其他的帝王不同，他不巡幸，不游猎，每天都处理政事，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仅仅就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六千六百元余件，共有四万一千六百元余件，按照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计算，平均每天他就要批阅奏折约十件，况且这只是现存的奏折，那些遗失的部分可能还多不胜数。雍正批阅奏折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从不让他人代劳，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一千多字。足以证明他是多么的勤于政事。
选储也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雍正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在雍正之前，清朝出现了不少为了争储而骨肉相残的悲剧，同时雍正也目睹了雍正末年诸位皇子为了争夺帝位而进行的尔虞我诈，相互攻击。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于是雍正就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所谓的秘密立储。方法就是拟写两份相同的传位诏书，一份皇上自留，一份放在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将来两份核对无误，方可生效。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举。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雍正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仅十三年，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进行了如此多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让后来者钦佩。从这一点来看，将雍正形容为勤奋治国的皇帝，应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