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每每讲到清代的文学特色的时候都会提及文字狱。清朝是文字狱盛行的一个朝代，而清代文字狱规模最大、量刑最严的时期，恰好是康乾盛世，雍正作为这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铁腕皇帝，对文人以及文学作品必定也是严加限制的。雍正也把文字狱作为打击异己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雍正朝的文字狱，按照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由于发生的时期不同，每个阶段的文字狱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大致上，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是第一个阶段，起因他们是年羹尧、隆科多的党羽，实行文字狱的目的自然是在于打击朋党；第二阶段则以田文镜、李绂等人的案件为代表，目的是整顿科甲出身的汉官；第三阶段，也是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个阶段，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曾静案、吕留良案都发生在这个阶段，目的是为了压制汉族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但是无论各个阶段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实现的根本目标就是巩固满清的统治，肃清反对势力。
雍正朝文字狱的第一阶段发端于汪景祺案。浙江钱塘人汪景祺，举人出身，仕途颇不顺畅，因为上书得到了年羹尧的接见。为了能得到提拔，就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年羹尧虽位高权重，却也是个喜欢听奉承话的人，这样一来二去，汪景祺就颇讨年羹尧的欢心。
那一年的端午节前，汪景祺写成了《读书堂西征随笔》，为的就是赞颂年羹尧这些年来的丰功伟绩，但是这同时却讥讽康熙帝笔墨肤浅、附庸风雅，非议康熙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以至于后来年羹尧获罪，九十二大罪中就有一条是读到《读书堂西征随笔》这样的逆诗。
年羹尧在青海建功之后，汪景祺又作了《功臣不可为》一文，针对舆论中功臣容易遭残害的观点加以辩论，这篇文章不是劝说功臣，而是为功臣鸣不平，责备君王，完全是站在年羹尧的立场说话。文章只是分析了君王的心理，却没有考虑到外围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没有提到功臣建功立业之后傲视一切，不把帝王放在眼里的事实。因而分析有失偏颇。
汪景祺虽对年羹尧极力巴结讨好，但最终也没做成官，然而他自恃博学，议论时事，影射帝王，直言无忌，而且语带讥嘲，这让雍正极为恼火。光从赞誉年羹尧、妄议当代帝王这一点来看，就足以体现他的浅薄。在年羹尧被抄家的时候这本书被发现，看罢这本书雍正大怒。雍正给汪景祺拟定的罪名有三：一是说“皇帝挥毫不值钱”，讥嘲圣主康熙，大不敬；二，《功臣不可为论》一文责备君主猜忌，有影射当今之意；三，讥讽康熙谥号，非议雍正年号，大不敬。由于上述罪行，汪景祺被立即斩首，他的妻儿被发配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兄弟革职，发配黑龙江；五服内族亲现任及候补官职一律罢免，交到原籍地方管束。
汪景祺被斩首后，他的头颅悬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达十年之久，直到雍正去世，乾隆帝继位才将他的头颅掩埋。
钱名世是继汪景祺之后雍正文字狱的第二个牺牲品。他是江苏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中举，四十二年钦赐进士出身，殿试探花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讲，参与修纂了《子史精华》、《骈字类编》。钱名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一直有“江左才子”的美誉，早年师从于浙东史学大家万斯同，得到器重，万斯同修纂《明史》，每写完一篇，都必定交给钱名世让他润色词句。然而非常可惜的是钱名世有才而无德，贪婪阴险，善于投机钻营，行止不端。康熙五十年曾因此被革去翰林院侍讲之职，后来虽得到重新起用，但因为品行不端，不许在翰林院供职，为共事的文人所不齿。钱名世也曾专门做诗奉承年羹尧。将平藏的功劳都归为年羹尧的勇气和谋略。这些在年羹尧获罪之后都被查处，让雍正十分恼怒。
为了警戒臣民尤是读书的士人，雍正以一种别出心裁的刑罚处置了钱名世。他下令将钱名世发回原籍，令地方官把“名教罪人”匾挂在钱名世的住所，并亲笔写了对钱名世的评语，这就把他搞得臭名昭著，钱名世从此生不如死，成了行尸走肉。雍正还将他当作警戒臣民的活教材。这一政治幽默就好像猫玩老鼠，难免残忍而辛酸。作为一朝天子，他了解文人爱面子的弱点，故意抓住这一点，将文人气节打倒在地，足以警戒后来的文人。就这样雍正还觉得不够，后来，他还将钱名世作为题目，令文臣做诗文对他进行嘲讽怒骂。这些又章经过雍止的审阅还结成一集，让钱名世出钱刊刻，名为《御制钱名世》，各省学院都颁发一部。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可以算是莫大的羞辱。
除了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之外，查嗣庭案在当时影响也不小。他是因为隆科多而遭殃的。查嗣庭，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是清初的名士，《明夷待访录》的作者查伊璜的二儿子。查嗣庭几弟四人都因为文采出众而闻名。查家世代书香，是海宁的名门望族。康熙年间，查伊璜因为编纂《明夷待访录》而深得康熙帝的赏识，查家从此盛极一时。康熙晚期，查氏一门出了四个进士，被时人传为美谈：谁知这样的一家，到了雍正朝却乐极生悲，没落于文字狱中。
民间传说查嗣庭在主持江西科考的时候，出的考试题目是《诗经》里面的一句话：“维民所止”，有人在雍正面前告密说查嗣庭出此试题，意在“去雍正之头”。很巧的是“雍正”二字，去了头果然就是试题中的“维”、“止”二字。雍正因此大怒，将查嗣庭斩首示众。不过这只是历史传说，但事实上历史上的查嗣庭获罪也和科考相关，他在江西所出的试题有“君子不以人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山径之蹊，问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君犹腹心，臣犹股肱”、“正火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等。雍正认为，查嗣庭出这个题目是对自己有微词，是对他的不敬，但是这还不是他获罪的主要原因，真正让他遭殃的还是在他家抄得的两本日记。
查嗣庭出的考题触怒了雍正．但雍正觉得就凭这一条便定他的死罪未免有些牵强，于是就想通过抄家再查出些他对皇上不满的证据。谁知这一查，果然抄出两本日记。据说这两本日记之中写诗讥讽康熙不善于用人，褒贬当朝的用人政策。据此，雍正给查嗣庭定的罪名有两条：一是恣意攻击康熙帝，二是用试题来讥讽当朝时事。第二年五月，刑部上奏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他律凌迟处死。不过，在这之前．查嗣庭已经死在狱中，雍正于是就命刑部按照法令屠戮他的尸体以示众人。查嗣庭的儿子在秋后被处决，其他的亲属多被流放。
实际上，查嗣庭只是雍正惩治隆科多的工具，雍正杀戮查嗣庭的目的事实上是为了打击隆科多。查嗣庭与隆科多交往甚密，他任内阁学士，保人便是隆科多。当时隆科多的案子正在进行之中，查嗣庭案子的了结推动了降科多案子的进行。后来隆科多的四十一大罪中戟有一条：“保奏大逆之人查嗣庭”，这成为他结党罪状之一。
上述三人的获罪当然和他们本人的一些言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他们的诗文让雍正抓到了惩治他们的把柄，但是从更深的层面看，他们无疑是雍正打击朋党的工具和牺牲品，目的是惩治这些人背后的力量。这些案件里面，雍正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对文人进行折磨和杀戮，手段十分的残忍，但是从雍正的角度来看，用文字狱惩治这些文人确实对打击朋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