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嘗論三閭憂憤之辭，當與杜子美論，不當與揚雄、賈誼論。二十五篇逸放之辭，當與李太白論，不當與班固、劉勰論。揚雄、賈誼憂在一身，而不在天下，其行已可攷也。故指笑湘纍，以爲其度未廣；託諷鳳凰，以爲不避繒 矢敫 。若夫一飯不忘君者，又肯爲此談耶？
他認爲屈原與杜甫同屬於“憂在天下，而不在一身”的忠義來超越個人窮達怨憤，所以不應指責“其度未廣”、“不避繒矢敫 ”。又樓鑰《答杜仲高旃書》謂：
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之妙，别是一種肺肝。兼備衆體，間見層出，不可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以為詩人冠冕。後人著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絶塵，雖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攻媿集》卷六六}
他認爲杜甫“忠義感慨，憂世憤激”，而皆爲家國而發，所謂“一飯不忘君”，即杜甫顛沛流離而時時刻刻心系家國大事，而不以一己之窮達爲意。這就是由忠義來達到個人窮達命遇的超越。
對於這樣的忠義精神的標舉，是宋代的一個普遍的現象，甚至將這種觀念用於評價陶淵明。通常認爲陶淵明以委運乘化而稱名於世，宋代以前並無稱賞陶之忠義者。在宋代對忠義精神的褒揚，集中體現在對杜甫的推崇，而這種觀念的發展，則引起了陶杜的合流，即認爲陶也是體現出忠義精神的。如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
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逹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倞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熈以後不著年，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絶。食薇飲水之言，衘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彛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
義熈以後不著年，恥事二姓，這是忠義的表現，但真德秀這裏認爲還不止於此，陶淵明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絶”，指其順時命而行，但並不象釋老那樣放棄綱常倫理，而背君臣之義，事實陶仍然“眷眷王室”，也就是心系家國，正是忠義的表現。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七《次韻周遺直京城苦雨五首》之三謂：“古今浩浩多詩豪，清辭麗句誰能高。大歷饑寒少陵杜，義熙歸去彭澤陶。”將陶杜並提，正著眼於杜甫的“一飯不忘君”與陶淵明的“義熙不著年”，皆爲忠義之表現。正由於他們心中裝著家國，所以對於一己之身的窮達並不爲意，並不怨窮嗟貧，而能以忠義超越窮達。
這種忠義精神也成爲對宋代本朝士人的品格要求。表示即便是可以得富貴的時候，但若身富則道窮，亦不可爲之。劉克莊《江西詩派序*晁叔用》
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特絶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羣從多在党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迹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攖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表示晁叔用以道爲進退。紹聖初，放逐天下偉異之士，道不得行，晁叔用“飄然遺形迹而去之”，即以道爲進退的原則。晁叔用這裏的道窮爲命，並不放棄主體自身的堅守，可謂在位則行道，去位則守道，這也就是不必言命的意思。
這樣宋代就以儒家的守道改造了釋老二家的委命乘化，使消極的順化成爲積極的堅守。借用《列子*力命篇》的“力”、“命”觀念解釋，似乎是儒家任力而不顧命，道家順命而不任力。不顧與順化都排除了人力的因素，命非人力可爲這一基本涵義還是保持下來了的。只是道家之道爲自然，儒家之道爲社會（忠義），二家皆以守道來超越命，則是二家合流的基礎。
四、包容
守道也就是與道爲一，與道爲一，則當與道一樣能包容萬物。如蘇軾《昆陵易傳》卷八有謂：“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 {轉引自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P20}大道無所不容，與道偕行，則於物無所不容，故而對命遇的坎坷也就是不以爲意，這是以“全”之道來超越命遇。陸遊（1125－1210）《渭南文集》卷一四《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髙第，入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彦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趍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争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絓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鬨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間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説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倨，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
正謂有容則窮達皆可容，“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二者可容，何所不容”，以一種包容的心態來處理事物，則可得心態之平和。劉克莊《黃有容字說》謂：
詩云乎哉？郊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島云‘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嗟乎，礙塞郊鳥者誰歟？二子自礙塞之爾。前輩論李杜云‘與元氣侔’，又云‘橫破六合力’，敵造化扵歐梅云‘自从二子死，天地取雷聲’，至半山、玉局，何止平生三寸萹哉？楊陸三老，放翁萬首，誠亝亦数千，未有継者。此諸老先生耳目口鼻與人同，而氣魄力量與人異，以其大足以容之也。……《中庸》曰‘寛柔溫裕，足以有容’。敬字君曰有容，君其勉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二《黃有容字說》}
指出郊島的礙塞，正在於他們不能容，而當學習李、杜、楊、陸等的“氣魄力量與人異”，“其大足以容物”。正如《中庸》曰‘寛柔溫裕，足以有容’，只有溫和才能容物，而包容也會表現柔和的性情風貌來。文天祥《孫容菴甲稿序》：“以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萬象，所爲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爲詩也。”{《文山先生文集》卷九}正是基於這樣包容心態，所以對於人生的窮達際遇，宦途的沈浮，不以之而介懷。
這樣我們對宋代士人們對於命遇的認識與超越清理，可知宋代對命遇的超越方式共有如下幾種：一、窮而後工的補償，二、順受，三、守道，四、包容。這樣士人們對於窮達際遇可以獲得理性的化解，就不致於性情有所鬱積而不得平，性情既平，“心平聲韻和”，則詩亦由此而得中和之效果。
我們在對宋代中和詩觀的創作主體論進行分析後，可以發現，宋人非常重視作者的積累：江山之助、書卷學識對才的補充，養氣與修性的德行積累，都指向詩人的蓄積。而在討論命遇時提及的守道包容，除了對命遇坎坷的包容，也還有對知識、閱曆的吸納，正是基於這樣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廣博心胸與能力，宋代詩學要求主體的豐富蓄積之後的無施而不可。
范溫論韻集中論述了這一觀念。{《宋詩話輯佚》卷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P372。錢鐘書先生《管錐編》（四）有對韻說的精彩闡發，可參見。（《錢鐘書集》《管錐編》（四）中一八九《全齊文卷二五》P231三聯書店1999年版）}范溫認爲“韻者，美之極”，“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爲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將韻看作藝術的最高境界，“韻生於有餘”正是著眼於主體的蓄積，有了主體的蓄積，再以平淡簡易出之，才有藝術表達效果的“有餘”。
爲達到這一最高境界，有幾種途徑。其一是“備衆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閑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 ，備衆善也意味著蓄積，“量不備焉，不足以爲韻”，“衆善皆備而露才用長，亦不足以爲韻”，蓄積不夠，不足爲韻，蓄積稍足而泄露之，亦不足爲韻。其二是雖不能備衆善，但“一長有餘”，亦可爲韻，“巧麗者發之于平澹，奇偉有餘者行之於簡易”，也是主張“有餘”而以平淡簡易出之，才能得“有餘”之韻。後面論左、馬、班之書，“意多而語簡”，陶淵明“體兼衆妙”，但“不露鋒鋩”，皆是蓄“豐”而以“約”出之。蓄豐而約以出之的詩文，則呈現平淡而餘味無窮的境界。“質而實綺，臞而實腴，初若散緩不收，反復觀之，乃得奇處；夫綺而腴與其奇處，韻之所從生，行乎質與臞，而又若散緩不收者，韻於是乎成。”初看來“散緩不收”，也就是平淡無奇，反復觀之，乃得奇處。“綺”“腴”“奇”，都是豐足的一面，正是韻生發的地方，即韻生於有餘，而“質”“臞”“散緩不收”都是指簡約的一面，豐足的東西以簡約的形式來表現，“韻於是乎成”。范溫事實已經將韻上升到一種方法論：即蓄豐而以約出之。
我們知道，《文心雕龍·物色》提出過“以少總多”的表現原則，指是用少量的語言來表達足夠多的內蘊，主要著眼於表現的“約”的要求，並未對內蘊提出要求。而范溫此處的有餘而以平淡簡易出之原則，是在劉勰的語言的“約”的原則上加了內蘊的“有餘”的要求。這種“有餘”，必須“將收藏於內，必不如是盡發於外也”，不能象“曹、劉、沈、徐、庾諸人”一樣，“割據一奇，臻於極致，盡發其美，無復餘蘊”。不知保留的發露，必然會導致內藏的“不足”，也就失去了韻之效果的“有餘”。
范溫更將此有餘之論推而至於人生：聖有餘之韻、學有餘之韻、功業有餘之韻、智策有餘之韻、器度有餘之韻。與聖之韻相比，論辨爲狹；與學之韻相比，辨、勇爲淺；與功業之韻相比，攻戰爲小；與智策之韻相比，廷折爲拙；與器度之韻相比，喜怒爲陋。當然這種蓄積觀念受到韓愈《答李翺書》“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瞱”的影響，但宋代的蓄積不僅內容要廣泛得多，而且蓄積的重要性也是韓愈養氣說所不能相比的。范溫要求是一種包容蓄積衆流，而博厚深廣的氣度，正是基於這樣的氣度，宋代詩學非常重視集大成的詩歌，而反對窘於才思，苦吟雕琢的詩風。杜詩之所以在宋代受到如此廣泛的標舉，即與這樣的觀念有關。
宋代對蓄積的要求都指向了對法度的超越，欣賞眾體兼備的集大成者。宋代詩人能當此者唯有蘇黃二人，蘇軾《自評文》：“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蘇軾文集》卷六十六}正由於有“萬斛泉源”的蓄積，才有“不擇地而出”的自由發抒。程洵（1135-1196）《跋練溪詩話後》謂：“東坡之詩，並包衆體，天寬地大。” {《尊德性齋集》卷二}以蘇軾爲衆體兼備。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山谷中”引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敘》云：“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復，盡兼衆體”，此以黃庭堅爲衆體兼備。這使我們自然會聯想到所謂的集大成論。《孟子·萬章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者。”程千帆先生對集大成進行了論述，指出集大成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意義，一是適時，二是充實、和諧，三是崇高。其實集大成的本義還在於“積衆家之長”，即“並包眾體”與“盡兼眾體”，是包含在程千帆先生所說的和諧中的。{參見程千帆《杜詩集大成說》，見《被開拓的詩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P1。}
這種集大成也是蓄積的一種表現，集大成的蓄積才能達到無施而不可的表達，才能達到“曲盡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 宋代對才學的重視就在於才雄則在詩歌創作時自然簡易，無施不可，不陷於枯澀，陳次升（1044－1119））“天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讜論集》卷二《稽古》}這種“肆筆而成”的表達力也就是詩人之才，也就是前引周必大《楊謹仲詩集序》中所謂的“閎肆”。 {《文忠集》卷五十二}這種“肆”的創作能力正是詩人雄才的表現。雄才在詩歌創作中會表現得無施而不可，隨意揮灑。 秦觀《韓愈論》謂：“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正以杜甫集詩之大成，{《淮海集》卷二十二}而韓愈集文之大成。蘇子瞻云：“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後山詩話》引}表達了相同的意思。正是緣於杜甫之“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杜少陵一”條引《遯齋閑覽》}所以才有“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陳師道《後山詩話》}同樣，作爲文之集大成的韓愈，則是“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螘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歐陽修《六一詩話》}這種超越法度而又不離法度也就是所謂的“不煩繩削而自合”。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集》卷十九}所謂的“不煩繩削而自合”，繩削也就是法度，也就是呂本中所謂的規矩。
黃山谷所謂的“不煩繩削而自合”，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九《與王觀復書》}正是和構思與表達的枯澀相反的，所以宋代對構思與表達的艱澀屢屢表示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