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教科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隧。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下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就跟不伦不类的我一样，货色也不伦不类）。虽然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一个野路子野狐禅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教科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自己不满意，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作品必须进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虽然没有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毕竟我尽力了。感谢贺圣隧先生，谢谢他的建议。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总编，感谢她总是盯我盯得那么紧，让我无法偷懒。也要感谢责任编辑曹凌志以及众多为本书出力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本小书像点样子。
附录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
五光十色说民国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十六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大街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和名人丑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南统和北统，都是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校长就是后勤总长，即便如此，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那时节，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剧唱段，贩夫走卒，也会哼上两段。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对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表示人们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这样的说法，被蒋介石继承，发扬光大，当然，这样光大，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来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