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凯鸣
那时，我刚满16岁。
16岁的我为脸上的一道疤自惭形秽。它架在鼻梁上，微微隆起，像季节深处墙面的浮雕，阻断了所有冬天的来龙去脉。这道疤注定在世间的一个端点与别人的目光邂逅，这一端点就是命运尽头那变色龙似的创造和聚合着的芸芸众生。
正是那年冬天，我把自己倒挂在学校操场一米高的双杠上，体会着胚胎里生命的生存姿态。天空深处的飞鸟依旧低垂着眼睑，呈现孤独者倔强而神奇的天性，它们松弛的双爪却无处安放，不知所措；倒立的人影在云中匆匆淡去，光线如记忆兀自断开，一切秩序涣散。
已然是深冬。
那时，我刚满16岁。
16岁的我诚惶诚恐，仿佛脸上的疤长成一个耻辱的、不可告人的错误。我时常用隐蔽的姿势遮掩鼻梁上丑陋的疤，更企图压缩自己的身高，混迹于蚂蚁的海拔。
倘若这时父亲出现——“父亲”这个名字，即使像平常那样念出，现在于我都是艰难。当它在造化的氤氲里被巧妙地折叠了几番，绕至今日，它早已经成为记忆的惯性，什么情绪都无法被唤起。因此，我只能用“倘若”来作为父亲出现的理由。可是父亲，我想你应该会知道，记忆的代谢，如同庄稼地里的苗和草，换季便意味着过季。
那时，我刚满16岁。
一个人的倒影渐渐延伸进我的视线。
我临阵有些许慌乱，父亲。在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我用右手捂住了那道疤，然后装出若无其事：听说最近有强劲的冷空气南下，母亲一直在抱怨飞涨的物价……
这么说着，沉睡的某处知觉便在一点一点复苏，如同灯，一盏一盏地亮了。仿佛我一直没经历过童年，在胚胎里见过的父亲，倒立着的、削瘦的脸颊。他下巴蓄着稀疏的胡须，说话时笔直的脖子突显出上下滚动的喉结。来到第16年的冬天，我以同样的姿势看着我的父亲，日子一晃，太短。
如果那人真的是我的父亲，他会不会像其他所有的父亲一样，轻声斥责他的小女儿那用双腿钩住双杠，头朝下挂着的不雅动作；如果父亲是他，该用怎样熟稔的动作拉起小女儿的手，手心的温度挪一挪就是16年。
我喊，父亲，父亲。他不答，那些言不及义的话语便软弱下去，像我不经意间呼吸的空气，被自己吓到了，再小心翼翼地一小口一小口吐出来。
那时，我刚满16岁。
我的目光躲避着装在心里的男孩。迎面而过时他漫不经心的神情散开来，我的心跳沉闷得如一个人重重地沿木梯走上来，无时无刻不因为陈旧的木质构造而感到单纯的绝望。
我把书紧紧贴在脸上，页面上铅苦涩的重金属味道充斥了我的16岁。但是，惊惶而尴尬的行走方式却时不时背叛我受控的内心。我低着头缩着肩，仿佛那道疤在脸上插了一面令人羞愧的白旗。
有人经过榕树下，踩着晚落的树叶，噼啪声回荡，似玻璃一路破碎。回巢的乌鸦重复着不符时令的唱调，好娃娃，好娃娃，好娃娃……它究竟是一只人眼所能看到的鸟，还是本身就是一只能看到过去和将来的眼睛？
回到记忆开始的地方。多年前无意间瞥见父亲背上一道巨大的伤痕而手足无措，心里霎时充满了悲凉。那道伤痕如饱含哭泣的喉咙吞下所有的伤痛，我垂手而立，时间就在这时吞噬了年龄，让我一下子来到了16岁，看见了自己的疤。
那时，我刚满16岁。
我跟着人流挤进公交车，坐地铁，过马路，都只是遵循着一个少年所有可以追查的脚步，围绕着学校和家之间有限的距离来来回回。偶尔想起父亲，便会假装在这个世界找到了他，就站在马路对面，草地上的腊梅鹊四下里飞散，扑扇着翅膀，枯草斜飞。我迎着他诧异的目光，走过斑马线，说，父亲。打过招呼猛然想起自己鼻梁上的疤，这时我的嘴和眼等诸多器官仿佛暂时闭塞，它们无法直言直视地参与肢体动作，此后的陆续情节混沌不清。我只听见父亲略显低沉的声音，怎么了？
是啊，怎么了？一个身穿黑色衬衫的陌生人上升为父亲的可能，被终结。此后依然有早晨有黑夜，有上帝创造的七日之后所有的日子。
那时，我刚满16岁。
我丢失了心爱的男孩。
他异样的眼神在我掩着书的脸上晃了晃，随即又移开去。逃跑的冲动如植物的纤维极细密极细密地扎根落地。这个男孩是我希望常常见到的，尖锐的下巴与凹陷的眼睛。当他说话的时候，喉结在他直挺的脖子上，上下滚动着，他业已成熟了嗓音。
可是，父亲，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碰巧向我提供的宿命。我想着在擦得光亮的烟灰缸里铺满茶叶渣，在去见你的路上却被时间绊了一跤，当我再站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过完了我的童年。
我失落了多久，恐怕自己也不晓得。时间里面阳光的影子长成一个人的模样，来到跟前，他就是父亲。我16岁时的父亲，吃饭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咀嚼，发出“啪啪”的声响，走路身子面向东方，无法控制的双脚却将他带向北方，他趔趄而行。
时间向前挪一挪，7岁的时候，我在读巴赫曼的《玛琳娜》。它讲述一个公主和一个来自东方的陌生人的寓言。
——“你必须回到你的人民中吗？”公主问。
——“我的人民比世上所有的人民都古老，他们失散在风中。”陌生人回答。
于是我相信我的父亲走失在风中，逐水草而居。
流年暗转。16岁时风从我的身旁一阵阵抽走，似一只突然腾起的鹤，定格在半空，继而又隐身于喧嚣的话语中，潜游而不见。我稍一走神，一阵风就吹出我16岁时父亲的模样：他微微发福。
那时，我刚满16岁。
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突然睁开眼睛，一下子来到了16岁。想必是被时间绊了一跤，当我再站起来的时候，已经过去16年。我倒在一个瘸子走过的路上，上面有一个四十来码的脚印和一个拐杖窝。我用右手摸了摸摔疼了的鼻梁，上面隆起了一道疤；我的左手端着一个铺着茶叶渣的烟灰缸，它完好的程度使人讶然。
我羞于面对我的父亲，更为那次意外的摔跤深感愧疚。记忆里，过去父亲经常教诲：“走路时不要用脚拖着地，拖住地也就拖住了时间。”可是那一回，我的脚抬不起来，路上的一条缝就轻易地钩住我的平底鞋，一只蚂蚁和一只扁虫也统统掉进去。
那时，我刚满16岁。
传闻我的父亲在乌鲁木齐养蜂，他终于还是到了西北偏北。正值冬季，槐树花落，我的父亲并不为花粉而隆起他浓黑的眉毛。晨雾袅袅的时候，他取出蜂箱里网状的板，涂上白糖水，梦乡中的蜜蜂便一只只苏醒。40岁的父亲没有远大的志向，时间在等他的蜜蜂一只只变老。究竟要何时归来，他自己也吃不准，日子一久，提前的行程亦逾期作废。阳光把日子晒得不紧不慢，父亲习惯性地搓手，抖落寒气，再习惯性地从蜂箱的网板上刮下凝结的蜂蜜。在遥远的那边，蜂的嗡嗡声拖住了时间，花粉连同蜂的唾沫黏住了时间，父亲从网板上刮下来的是时间。而这边时间飞逝。
我时常这样想象，若有一天，父亲推开门，让我看见早晨，所有的鸟一下子散开，像影子一样滑开去，或静止不动；一只猫正在逃窜，似一朵花在过道里移动。我就这样无数次地看见一模一样的早晨，我来不及参与那些早晨或大或小的过去，它们尽是一些不能回到黑夜，亦无法抵达中午的早晨。
就这样一年年到来，20岁，或更久一些，鼻梁上有一道疤的小女儿，始终未曾见到她的父亲。往下追溯，光景不断添置，丢失，再更换。我在这些损坏的年轮里，迷路在所难免。
那时，我刚满16岁。
父亲却一路向西偏北。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是生长野草，生长五谷的土地。
我想起有一次他对我说，大漠的沙子要开花的时候，我带你去看。我16岁的时候，时常在城关入口转悠，薄光浮起在梧桐树枝干上，粗粝甚至残缺的纹路里已然容纳了数不清的断片、伤痕和惊魂甫定的成分。我的鼻尖布满了细小致密的汗珠，在那些阳光都照不亮的早晨，父亲没有回来。
大漠的沙子怎么会开花呢？塔克拉玛干的飞鸟侧着身子飞翔以显示它们对季节的敏感，沙粒只会把时间埋得一层又一层的厚。
那时，我刚满16岁。
一副紫色粗边框眼镜增加了鼻梁的重量，它以恰当的角度遮住了丑陋的疤。我为这一不经意的发现暗中窃喜，却又因为清晰而陌生的世界感到莫名的隐痛。调整了焦距的眼睛让我看见在时间中乏掉的人们，如同干瘪了的空袋子，抖落着数不尽的欲望，在尘土飞扬中鼓动着血液里原罪的释放。他们和时间一起等着一头牛老，他们又和牛一样期待着明年抽芽的青草。被整乏的人们伸缩不了影子，睡觉时翻不过身子，寄出的信盖不了邮戳。我戴着眼镜看见他们，那是百味未调和前所未有的纷杂。
在学校三楼的走廊里，我遇到曾经失去的男孩。我扶了扶眼镜，低垂着眼睑，踩着匆忙却细碎的脚步好观察他的神情和反应。蓄在前额的刘海儿从发夹里溜出来挡住眼睛的余光，我又惊慌地把它们撩在耳后，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目光能够在这个男孩的身上停留。
那时，我刚满16岁，蜷缩在心底的忧伤一下子扩充得无边无际，它的声音让花听见，先是一朵花骨朵的惊恐绽裂，然后是几十上百朵。啪，啪，啪……我不知道这样的忧伤归咎于谁，不该是自己，更不该是那个男孩，或许只是一声口哨，那轻佻的举动立刻让绝望刺激了我的神经——却已不复最初的单纯。
失落，固执的，如直线泅游的鱼，至今坚持一往无前的错误。我貌似忧郁地揣测，也许我早已不为鼻梁上的疤暗自神伤。
那时，我刚满16岁。
我还未意识到等待的日子如此遥遥无期。
有一个人拖着板车在城关穿越了十六年，他的车轱辘一边高，一边低，城关的道上划出了一道浅浅的宽的沟，一道深深的窄的沟。这年冬天，我在城关口转悠，亲眼目睹那两道深浅不一的沟消失了，强劲的寒流把西北方的沙粒吹来，那两道沟被埋了下去。城关的时间亦被埋得发黄发旧。
很有可能，我的父亲就在回来的路上迷失了目的地。冬天的时候，他跟随西北风回来，沙子把城关埋了，他看不见，城关里的人、房屋、道路、一草一木、牛猫狗都被一层一层地埋起来。我站在城关入口看不到父亲，却听见车轱辘从头顶上隆隆地滚过去，天压着打雷一样响。
更早些时候，母亲告诉我父亲偶尔会吸烟，所以那一天，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烟灰缸，里面铺满了去除烟味的茶叶渣。兴许是偶然，我的命运刹那徙转——我摔了一跤。慌乱地站起身后，我意识到我错过了时间，即使再回去，不过是重复另一个人的角色，孤家寡人，无奈的旁观者。
光阴错落。
我窝在沙发里，不停变换电视频道，打着哈欠寻找乐趣。这时门铃响起，我想无非是推销员甲或推销员乙。空气用灰色调修饰硕大的窗框，有一些背影，从窗子里远去。我打开门，看见一个一脸困惑的中年男子，恍惚一惊。
他问，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事吗？
以往，对于他人的问题，我总是沉默，聪明地把答案推到将来。怎么偏偏那一次，我如是回答：
那时，我刚满16岁，我端着一个铺满茶叶渣的烟灰缸，在梧桐树下等我的父亲。
